发现李庄

当年抗战迁川时，傅斯年曾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然而，这个叫李庄的川南古镇，因接纳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从此名垂青史。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烟云笼罩着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南京和上海的一些文教单位又纷纷南迁，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简称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一路同行，首经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最后迁至昆明。1940年5月初，日军发动进攻，攻陷枣阳，进犯宜昌，昆明也频遭轰炸，从上海辗转迁来的国立同济大学，有几位学生被炸死，流浪者又陷入惊恐。同济建校工程戛然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向在川校友发出协访校址的电函。一批中央研究单位也在酝酿迁川。据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

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的士绅闻讯，发出了“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的电文。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25公里。从宜宾经李庄去州、重庆，可直抵南京。历史上李庄又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

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往，选了李庄镇上最好的位置：校本部设在禹王宫，工学院选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

地主罗用光的一座大院刚落成不久，一经磋商就同意平价卖给李庄小学，小学校址祖师殿则腾作同济医学院解剖、细菌实验用地。当地驻军18师的一个团部，经人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济使用。宿舍则租赁私人房屋。羊街多大户人家的私宅，也腾给同济，作为男女生宿舍、教师公寓或教授新村。那些布满蛛网的古庙，在沉寂多年后，又开始恢复生气。1943年，访问李庄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6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李约瑟游记》）

1940年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筹备处、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也陆续迁往李庄。迁徙途中，艰苦备尝。董作宾在1940年10月21日给石璋如的信中写到，“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月为好。”最难搬运的是那些文物和图书资料。每次转移，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就指挥全体同人一齐动手，把那20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600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颠来簸去，直到李庄。

“下江人吃人”

中博院是唯一迁在镇上的中央单位，选址在位于长江边上的张家祠堂。营造学社迁到镇郊2、3里地的上坝月亮田。史语所则还要去距离镇7、8里地的板栗坳。偏僻山村，虽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仍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

初到李庄，当地人不明白史语所为何而来。史语所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如殷墟出土的头盖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的胫骨、股骨。据夏鼐回忆，“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之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夏鼐:《敦煌考古漫记》） “下江人吃人”的故事还有多种版本，一时间流言四起，愈演愈烈，甚至有好事者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同济和中博院等单位，人心又有些惶惶，傅斯年更担心史语所的那些图书文物。他曾叫人将“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来，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免得引人注目，遭遇不测。所务会讨论治安保卫问题，他甚至提议，每人的床头上也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紧急情况，马上鸣锣报警。这件事引起上方重视，宜宾专员及驻军头目专门来李庄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联防主任及地方人士开紧急会议，部署镇压。会上李庄乡绅罗南陔提出堵塞不如疏导，因此傅斯年决定尽快筹备科普展览，以开启民智。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纪念日，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的上厅房，具有全国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开幕了。那天的纪念会暨展览开幕仪式，由董作宾主持，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发表演讲。体质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也上台演讲，介绍了研究人骨头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等分别担当解说员；展品从古人类骨骼到恐龙等动物化石；从古代兵器、甲胄到国外的文物、模型；从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到明清的字画……这以后，随着了解的增进，人们对这些战乱中研究学问的外乡人多了几分亲近。

那些年，兵匪勾结，人心惑乱。傅斯年曾径向南溪县长李仲阳写信，“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地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府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傅斯年的担忧很快变成现实。一个叫魏善臣的杂货铺掌柜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那天，他去宜宾进货，经过水牛溪，芭茅林林头突然划出一只小船,窜出几个棒客，拿盒子炮对着他。面对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魏善臣慌成一团，乖乖解下腰间的裹兜。棒老二伸一根木棍，把裹兜往木棍上一挑，魏善臣手上的裹兜就斜挂在他的肩上。悉悉唆唆一阵声响小船就消失在芭茅林中了……史语所分别向南溪县政府和南溪县第三区区署去函，“请即派队缉捕劫匪并请查江滨一带户口以绝匪源”。此后，魏善臣由李庄前往宜宾南溪泸县等地，随时都怀揣一张史语所的证明书，“所到之地希地方机关及军警妥予保护 ”——一张驱鬼的桃符，未必真能壮胆？

北平“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是光焰四射的才女佳人，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几乎陷入绝境。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傅斯年，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

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

那时，偏远的古镇李庄，仍与世界文明息息相通。海外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常收到“中国李庄”交换的学术刊物和书籍。印度访问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的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国际友人费正清、费慰梅、李约瑟等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长期保持联系。李约瑟在李庄，为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获取了一批重要史料，从史语所挖走的一个叫王铃的青年……

李庄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日复一日，终有所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人，就在那里完成研究生学业。王叔岷等北大生，一生都未进过北大校门。

破庙祠堂，民宅农舍，庠序如旧，弦歌依然。蛰处李庄的学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与担当。年轻的语言学者董同龢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掌握一门外语，每天穿着草鞋走20里路去山下的同济大学听两个小时的课。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按其弟子李孝定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幹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东巴文化之父”李灿霖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石璋如、屈万里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在甲骨文、殷商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政烺、严耕望、逯钦立、何兹全、王崇武等所从事断代史又有了纵深发展，并有旁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的一批扛鼎之作，如《上古音韵表稿》、《博物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等，在李庄完成并出版（李庄石印）；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完成了前期准备，如《中国建筑史》、《明清档案研究》、《中华民间工艺图说》、《太平天国史纲》等，其后甫一出版即声名鹊起，至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

古镇李庄，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山村，它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众多学者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成就了一部熠熠不朽的民国学术史。

“古镇万古流芳！”

李庄如港湾，庇护了风浪中的同济。同济也影响和改变着这个千年古镇。在时序的更易中，同济与李庄已浑然一体。

1943年端午节，宜宾中学聚餐后，突然有30多个同学集体发病。原来，四川五通桥所产的食盐中含有氯化钡。同济各位专家教授群策群力，探出了原因，预防和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一项研究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受到川南民众的颂扬与感佩。宜宾县参议会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校本部致贺，大红的旌表上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令誉日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度曾想把同济留在四川。蒋介石到宜宾巡视，见到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面询可否将同济大学留在重庆继续办学。徐校长直告同济师生员工盼望回沪的心情，表示无法留在四川。当局只好作罢。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的命令。5月1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板栗坳牌坊头背后立下一块青砂石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碑额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山高水长”四个字；碑文由陈槃撰，劳干书。碑文写着：“……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

同济师生员工自1946年4月23日起分批集中到重庆，然后经水陆两路迁回上海。回首李庄五年，同济发展了，原有理工医三学院，1945年又增设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学生人数1100多，毕业人数680人。2006年，同济大学与宜宾市在李庄建立了“李庄同济纪念广场”，广场上树起了一座银色风帆状的纪念碑，碑上刻着《李庄同济纪念碑碑铭》，铭文后有诗曰：“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金沙金，黄浦黄，奔流不息长江长。百年同济遨四海，新侪一新学界，古镇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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