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谈从文字到镜像的叙事转换

内容摘要：文字与镜像作为两种不同的叙事媒介，有着相同的美学功能和叙事功能却又分别有着不同的叙事方式。无论是传记《艾伦·图灵传》还是其改编电影《模仿游戏》都讲述了关于艾伦·图灵的故事。然而，每一次的电影改编不是原著故事情节的简单浓缩或一对一式的从故事要素到形象的简单转换。作为大众传媒，观众的期待视野、对前作的解读和阐释都对电影主创的电影创作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模仿游戏》 《艾伦·图灵传》 叙事 改编

初版于1983年问世的《艾伦·图灵传——如迷的解谜者》由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实地走访调查图灵生前亲友取得大量的一手资料，经过多年调查与写作编写而写。2014年根据此书改编而成的电影《模仿游戏》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以及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提名。尽管叙事媒介不同，无论是传记还是电影都为我们讲述了关于“艾伦·图灵”的故事。

一.叙事

安德鲁·霍奇斯是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他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图灵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或对图灵的尊敬和崇拜，还是自身的职业习惯，经过多年调查与写作，霍斯奇与图灵一生中不同时期的故友进行了大量的交谈，精心收集了无数资料，以“双重视角”（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者视角和作品中的大量史料内的不同叙事视角）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为非数学或计算机专业的读者准确、清晰地讲解了图灵在专业上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同时生动、准确、客观地刻画出图灵这个最复杂、却又最迷人的科学大师，为其做出了“公正的评判”。

当前，传记电影的叙事技巧与结构已相当成熟，常见的叙事方法是由导演和编剧以其主观评价和叙事逻辑对主角人生进行切割，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精彩片段并将这些内容进行拼接，从而重新“塑造”主角的一生。这种做法使故事呈现出一种比人物真实人生本身更高的艺术价值，也使得影片中存在必要的情感高潮和观众情绪的落脚点。《模仿游戏》也迎合了这一叙事结构，与众不同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剧情紧凑，情节引人入胜，讲述了“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发展的奠基人——艾伦·图灵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从而满足观众的审美和娱乐趣味。

影片采用了三条叙事线索交互并行的讲述策略。三条线索泾渭分明，分工明确，打乱了真实的自然时间线，弱化了观众对时间的“真实”的感受，同时也强化了电影在叙事上的形式感。影片一开始是1951年图灵家中被盗引发侦探怀疑。影片以倒叙的手法呈现图灵在战后因自己的性取向而遭遇的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以插叙的手法徐徐讲述图灵尘封的往事，即，图灵在二战期间与同事共同努力成功破解了德军密码并由此扭转了战争局势。这是电影的主干剧情同时也是导演着墨最多的部分。对主干剧情的表现，泰杜姆将重点置于破译密码时的艰辛上，其中以图灵与克拉克等人的互动来填补图灵这一人物在灵魂与性格上的空白，并以闪回的方式将第三条线穿插其中，以营造全片的情感高潮，让观众领略到图灵的悲情人生。第三条线叙述了图灵中学的生活以及其与克里斯朵夫无疾而终的感情。这些文艺化、碎片化的闪回带给观众巨大的错愕并能领会到图灵的伤感。尽管这部分戏份不多，影片通过对这段往事的再现，向观众呈现了造成图灵独特性取向和性格的深层原因。影片多次用到图灵的画外音，直观地展现了图灵的心境。最后，影片以二战胜利后整个团队销毁工作记录结束： 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掺杂感情的文字，再次提醒观众那段令人难忘的艰苦岁月，图灵以及他的工作同伴们日日夜夜的付出与努力。

二.客观写实风格

作为传记片，影片《模仿游戏》力求最大限度地真实再现那段沧桑历史。影片通过对真实源的“还原”、对原始历史影像资料的真实呈现、以及对电影空间场景的设计与选择使影片具有了客观写实的风格。中学时图灵糟糕的同学关系，与克里斯朵夫短暂但影响深远的友谊； 破译谜机的工作地点布莱奇利； 他的未婚妻琼·克拉克；图灵与同性恋伙伴阿诺德的短期交往，以及1951年家中被盗事件等都在影片中呈现。其次，原始历史影像资料多次被融入到影片的叙述之中，使之成为电影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客观地真实再现了二战时的战争场景，又展现了历史的沧桑，从而使电影在风格上更加客观、真实。

历史是客观真实的，而历史的书写总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尽管同为同性恋，尽管内心充满了对图灵的崇敬，霍奇斯在编著图灵传记时以十分冷静客观的态度辅以大量史料向世人展示图灵的一生：其性格的形成、情感的走向以及其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然而，作为大众传媒，电影仍然属于通俗艺术中的一种，主题再严肃的电影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虽然《模仿游戏》的写实主义倾向使得影片在影像风格上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传记影片的真实感，但影片对原著中的人物进行了增删，在叙事上对事件进行了详略处理甚至夸张、虚构。例如，电影中审问图灵的警官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在现实中，图灵在被捕时并未被怀疑为间谍，而是因其同性恋行为而被捕；另外，影片52分钟伴随着机器运转的声音，“纳粹德国已安插在二十多个国家的首都”，而克里斯朵夫才刚开始运转，而上司也对图灵的工作表示不满，准备销毁机器，此时此刻图灵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急躁。这些叙事本质上是虚构的，“将不存在的事实转化为片中人物应当经历的必然事件，将没有的人物转化为剧中人物应当发生的人物关系，将漫长的自然时间转化为紧凑的电影时间，其根本出发点是叙事的便利和戏剧性的要求。”

三.人物

伊泽尔曾指出：“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作品中所描绘的现象与现实中的客体之间不存在确切的关联作用。”在艺术创作中允许存在一定的对客体的虚构和改造。《模仿游戏》取材于《艾伦·图灵传》，对于图灵的塑造基本上符合历史记载。图灵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其个性害羞且敏感，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情。图灵也不用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片中的图灵也基本上是这样的形象：全身心地投身于科研之中从而感到内心的满足。电影中，图灵的形象被定位为一个二战期间为国奉献而在和平时期被社会观念乃至法律所伤害的伟大科学家的。因此，影片中图灵的工作和性格都做了一些夸张的处理。例如，英格玛机的早期破译工作实际上是波兰数学家完成的，在电影中则归功于图灵；图灵在真实的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着不少朋友的人，电影中则为了体现其天才的一面而将图灵塑造为一个有着一些怪癖、不善交际只专注于科学的人。在情节方面，电影也做了一些虚构的处理。例如，导演虚构了破译小组中苏联间谍这一角色，以及破译小组为避免德国察觉英格玛已破译而选择隐瞒一些德军情报这一情节。电影中，图灵不仅创造出了对二战结束起决定因素的机器“克里斯朵夫”，同时还承担了对生命的艰难抉择，这些夸张和虚构使得图灵的形象更为令人印象深刻。

《艾伦·图灵传》详细陈述了图灵的同性恋情感经历。而影片弱化了图灵的同性恋身份，仅将其作为影片的叙事线索和图灵的个性标签。在图灵短暂的一生中，少年时的初恋克里斯朵夫无疑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传记中作者客观陈述了克里斯朵夫对图灵的影响（主要是对图灵的性格改善以及学业的影响）。而影片虽然对克里斯多夫着墨不多，却以闪回的方式突出了其对图灵密码解密工作的影响。为突出克里斯朵夫对图灵的这一影响，影片虚构了克里斯朵夫是引导图灵接触密码的情节，并将破译密码至关重要的炸弹机改名为“克里斯朵夫”。

与当时担任文书工作的“大屋女孩”不同，琼·克拉克女士是几个“男专家”中唯一的女性数学家，当时的行政部门不同意给予其同等的报酬和级别，而是将她安排到战前机构为女性专门设立的预言家级别。克拉克是图灵唯一一个求婚的对象，与他有过较为深厚情谊。原传记对于克拉克着墨较少，她与图灵有着非常短暂的婚史。而影片将其作为主要人物关系一线贯穿。电影中的克拉克非常善解人意，身为女性却具有科学家的天赋和抗争意识。她不仅与图灵共同探讨解密工作，还帮助图灵改善与同事之间糟糕的人际关系。作为唯一贯穿全片的女性角色，克拉克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通过克拉克向观众展示了二战时期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真实处境。“她与男人平等从来都不是问题，即使在那些未文明的年代”，电影《模仿游戏》编剧说，“归功于她的非凡的能力。”影片中，克拉克身上的亮点不在于其密码破译工作，而在于，在一个“女性的聪慧不被赞赏”的时代，克拉克勇敢地冲破了时代对女性的桎梏。为突出这一亮点，影片虚构了一些情节。这一情节。影片中，克拉克通过图灵选拔破译团队的考试进入布莱切利工作，她是几十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并第一个解答出题目。当密码破译陷入困境时，因时代的限制，身为“25岁，未婚，独自一人”的克拉克忍痛放弃自己向往的职业而无奈顺从社会对女性的桎梏——结婚生子。为帮助克拉克继续追求其向往的生活，图灵向其求婚。这些情节映射出当时知识女性“男性附庸”的社会地位，她们在科学研究领域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

四.结语

2011年的“黑名单”剧本《模仿游戏》中充满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元素：二战、天才、科学家、计算机、密码破译、同性恋和政府迫害。影片《模仿游戏》以传记《艾伦·图灵传》为蓝本，进行了更偏离“真实性”的改动。影片中所有对剧情的虚构既强化了图灵作为科学家的睿智，也突出了其精神世界的偏执。影片中虚构的情节在“叙事上既依据真实，又不拘泥于真实，增强了叙事的流畅性和观赏性，总体上是服务于电影功能”。

通过叙事对比分析，我们看到，作家的作品在出版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个人，读者，改编者，评论者无不以在自己的立场、角度与需求重新对原作进行演绎与解读。电影改编决不是一对一式的从故事要素到形象的简单转换。在目前的电影行业中，无论是哪一类电影都必须考虑到接受者的审美感受，尤其在消费时代中，电影更需要以观众为中心。在筹备拍摄过程中就要重视观众（以及专业影评人）的反应，强调观众在电影欣赏中的地位以及作用。观众的期待视野，对前作的解读和阐释，对于电影主创对电影的处理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传记与电影两种叙事媒介有着本质上不同的叙事特点，从作为语言艺术的传记到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的转换必然伴随着“内容”的变动。每一次的改编都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新的创作。改编的选择与依据不仅是原著自身的审美或者社会意义，也是改编者自身所提供的不同审美趣味与社会涵义。传记与电影各有其独特的叙事的魅力，无论是何种体裁，都扬长避短，依据各自独特的表现手法在各自的交际语境中展现着自身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安德鲁·霍奇斯.艾伦·图灵传[M]. 孙天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2]巴伦.大众传媒概论：第3版[M].刘鸿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付丹枫.接受理论视域下的《模仿游戏》[J].电影文学，2015（22）

[4]丽塔·朔贝尔，范大灿.接受美学简述[J].国外文学，1992（02）

[5]聂欣如.电影观众的趋向心理[J]. 电影艺术，1988（04）

[6]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 理论与实践[J].电影艺术，2003（05）

[7]谢建华.“拟实片”现象与奥斯卡评奖的类型取向[J].当代文坛，2016（01）

[8]张艳.影片《模仿游戏》的互文性解读[J].电影文学，2015（03）

[9]张艺曦.图灵与《模仿游戏》仰望时代星空的殉道者[J].齐鲁周刊，2015（11）

本文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5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KYYB33。

（作者介绍：王漪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大学英语教学）

推荐访问:镜像 叙事 转换 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