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政治学视域的功能诠释

摘 要：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创新。就政治学视域而言，协商民主构建了一个具有充分参与的社会，这种社会具有凝聚社会力量，从而保证党的执政基础的接续发展;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协商民主拓宽了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管道，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政治体系的改革创新;协商民主促进了人民民主的稳定性，改善了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从而增强了党领导的政治系统的有限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协助民主;政党;凝聚力;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6 — 0064 — 04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机体。在当代中国，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无疑处于最核心地位。世事沧桑，无论国内外风云怎样变幻，我们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流砥柱的核心力量，从未摇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党不断创新领导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毋庸置疑，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党的领导方式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选择。本为仅从政治学的视野对协商民主的功能做一简单梳理。

一、协商民主有利于提高党的凝聚力，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执政基础根植于得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最大的公约数，直接体现在执政党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不断扩展社会政治参与的现代政治体系的能力和水平。换而言之，党与社会的联系程度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必须是善于加强与社会联系的政党。而党的凝聚力的强弱直接体现在党与社会的联系程度。政党的凝聚力是一个现代性政党制度的主要符号之一。凝聚力强弱之道在于该政党能够获得社会成员认同度和忠诚度的多少，只有赢得高认同度和忠诚度的政党才能有效的协调和整合社会，从而实现巩固其执政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的历史必然。怎样才能筑牢其执政基础，跳出“历史周期律”，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之路。这条路，就是民主。民主是凝聚力的粘合剂。诚然，一个一盘散沙的政党，是没有什么凝聚力可谈的。这样的政党也与广泛的执政基础扯不上边。因此，一个成熟的现代性政党无疑把加强党内的团结，提高党内的凝聚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40年的改革开放，催生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空间的不断扩大，与其伴随的是社会的多层化加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社会关系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由于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复杂性，各种利益诉求之间存在著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与诉求相关的成员大都设法实现自己的诉求。诉求的差异性造就了政治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要想影响有关的价值分配，就必然最终要向执政者提出要求。

因此，如何面对日益分化的不同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参与的高涨，提高党的凝聚力，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切都有赖于人民民主的健全和发展。李普塞特指出，稳定的民主政治要建立在一个具有“充分的”参与的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具有“‘积聚力量’，创造社会基础（组织机构和制度）以保证它的继续存在。”〔2〕10-25因此，作为政治体系核心的执政党，应该创造广泛的社会基础，推动民主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自由流动空间的扩大，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加以及政治参与的高涨，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政党可以通过拓宽民主的管道使党员与朋友以及和邻里“结盟”，去造就一种认同感。这样作的关键是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协商民主的发展不仅具有完善政治体系功能，而且具有增强党在执政中密切与社会关系，提高党的凝聚力，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功效。邓小平指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3〕309从政党的功能讲，政党具有反映、表达、沟通各社会群体的桥梁的功能。而协商民主则是表达各界不同政治力量，不同依附阶级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民主协商，政党不仅扩大了政治体系的参与管道，而且可以以此沟通、加强与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联系，进而扩大、巩固其执政的社会基础。

鉴往知来，政治理论和实践一再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决定党的凝聚力的强弱，党的凝聚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能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4〕14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在执政时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在新时代，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需处理好党群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群关系密切、和谐，意味着的凝聚力的提高。在这种高度凝聚力化的政治体系中容易消化社会高涨的政治参与的压力，使政治参与处于有序状态;反之，凝聚力低下的政治体系，政治参与就很容易呈现无序状态。而党的凝聚力的强弱、高低直接取决于党的民主作风。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完善协商民主是改进党的民主作风的重要举措。因此，健全协商民主有利于提高党的凝聚力，进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二、协商民主有利于人民民主的发展，推动政治体系的改革创新

谢茨施耐德认为，政党不仅是现代政府主要标志之一，而且也是现代民主政府的缔造者之一，“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5〕1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居于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核心层。政治体系改革创新的突破点是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关键是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协商民主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新积极性，为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主体动力。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明确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6〕933邓小平也强调：“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7〕24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1〕诚然，政治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不可能凭空发生，它有赖于个体自主积极性的发挥。而协商民主的发展有利于政治生活的活跃，思想解放空间的形成，从而激发人民的集体智慧，激活个体的创新资源，增强其政治责任感，激发其政治热情，为创新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

协商民主的发展，不仅为广大党员提供了参与党的政治决策管道，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整体凝聚力的巩固与提高，使广大党员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广大党员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协商民主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在高度满足的政治系统中，各类政治和社会阶层多半只会间接地彼此进行沟通，中介的精英阶层作为沟通的纽带和支持的核心发挥作用。”〔8〕272毋庸置疑，协商民主能够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者是其周围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必然产生与广大群众的和谐互动，进而提高党自身的形象，在群众中树立政治权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推动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化依赖于“组织和程序所得到支持的范围及其本身的制度化水平。”〔9〕13所谓“范围就是指政治组织机构和程序所完成的社会活动的宽广度。如果只有少数很少的上层社会集团属于政治组织，并且根据一套程序行事的话，其范围是很小的;另一方面，如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遵守政治程序，那么范围就是广泛的。”〔9〕13从亨廷顿的观点可以看出，政治体系的制度化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它的宽广度。因此，从这个层面讲，显然，协商民主的健全和发展对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意味着社会大多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遵守政治程序，从而扩大了党构建的政治体系所完成的社会活动的宽广度。因此，通过协商民主完善、发展，党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执政本领，而且更重要的强化了党自身的领导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政治体系的创新。

三、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党的执政权威

哈贝马斯认为，对于任何一种没有抓住合法性的政治系统，不可能长久的获得群众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10〕 264

毫无疑问，增强合法性的首选元素是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一个执政党要千方百计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经济需求。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执政党的第一要务。但是不是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是一条不需求证的政治学公理呢？诚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并不会产生这样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政治上就平安无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以经济发展揭开序幕的。40年的改革开放，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绩合法性是有目共睹的，但社会公平却凸显出来。不断膨胀的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在激化;日益庞大的新的社会阶层难以从传统的政治体系中登上利益表达的政治舞台。特别是难以扼杀的政治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在社会公众的先进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接受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如何适应老百姓对执政党更高的新要求、新的期待，在繼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怎么把党自身建设好，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如何面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这是执政党面临的新课题。

“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11〕4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在经济获得奇迹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民的参与高涨，这就意味着要求参与的通道网络必须足够广大。“民主社会是个讲话的社会。”〔12〕170因此，作为执政党必须提供于民众讲话的管道。“如果一个系统不能在最低限度内满足大部分有关成员的起码要求的话，那么，就不可能阻止这些人发展自己深刻的不满情绪。”〔8〕278就当代中国而言，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高涨。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执政党必须拓宽政治参与的管道，使足够的容量吸纳参与的高涨。不容置疑，发展协商民主，是拓宽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

经验是财富，启示鉴后人。因此，在日益社会变革的今天，仅仅以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的护照，它的有效期将大大缩短。“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2〕55从一定程度上讲，民主制度提供了合法性的管道。正如达尔指出“虽然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都能获得合法性，但民主政制也许比多数其它体系更有此需要。”〔13〕77就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在我们发展和维护积极因素的同时，更要正视这一新形势也是一种许多矛盾、问题格外突出的形势，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为了解决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合法性挑战，更加夯实党的领导地位，树立新形象的权威。一方面，需要适时地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执政权威的合法性从单纯经济发展的政绩合法性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体系内;另一方面，需要以发挥协商民主为切入点，积极推进人民民主进程，拓宽政治参与的管道，使执政党的权威转变成法理性权威，增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四、协商民主有利于改善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从而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无论是孟德斯鸠的忠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4〕154还是阿克顿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5〕342的警示。都昭示着这样一个政治公理：一个腐败的政党、政府是没有什么执政能力可谈的，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威可树的。

权力之所以是腐败的催化剂，是因为利益在作祟。掌握权力资源的机构和个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可能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因此，为防治权力绝对化，就必须建立对权力约束的有效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拒腐防变，必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运作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就当代中国来讲，对权力约束的切入点必须从对党的权力的约束开始，正确处理好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

任何政治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配置与行使的过程。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不同国家的权力主体的结构呈现了多样化的特色。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权力主体结构而言，党权、政权与民权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大权力主体。40年的改革实践昭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都是在党权、政权与民权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向执政党的理念的转型表明：随着党的角色与功能的转型，党权领导政权的方式，党权实现民权的方式必然要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前，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结构呈现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党集政权、民权与一身，党、国家和社会呈现一体化的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党必须把拥有的权力能量向社会和政府摄放。如何使党权有序地向社会和政府摄放能量，形成一个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关系的新格局呢？

不容置疑，改革和完善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取决于党的领导机制的创新。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的领导机制，逐步转向以黨的领导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为基本特征的党的领导运行机制。70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致努力地在探索以协商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体系。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民治的生长基因有赖于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关切与支持。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6〕16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协商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制度性举措，使协商民主建设驶进了加速度的轨道。实践证明，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改善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从而增强党的执政的本领。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美〕摩西·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央档案馆.毛泽东题词墨迹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合作出版，1984.

〔5〕E.E.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194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9〕〔美〕塞繆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2〕〔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3〕〔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5〕〔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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