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旅游发展推动民生改善对策研究

文化旅游是当代旅游的灵魂，我国的文化旅游发展日益迅速。河南是文化旅游资源大省，文化旅游较快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不解决将会与文化旅游强省失之交臂，比如文化旅游的内涵挖掘深度不够、缺乏开发的体验价值、不具有产业链的系统规模等等。

旅游业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民生改善的基础；民生的改善推动经济的发展，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在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背景下，研究分析桂林旅游发展现状及其对民生改善的作用，据此提出发展旅游推动民生改善对策。

关键字：旅游胜地；旅游业；民生；桂林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之说。现代社会中“民生”一词，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生存权利有关的需求上升为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以实现人的发展权利，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生存质量，具体指与民众住宿、餐饮、住房、等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事务[1]。旅游发展与民生改善二者互相影响。旅游发展促进就业，增加个人收入，促进民生改善；民生改善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及素质的提高，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基础环境。在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新形势下，民生建设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进旅游胜地建设的战略需要，结合桂林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以发展旅游推动民生改善的对策，为实现旅游富民强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桂林旅游发展现状

桂林是国家重点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享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是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城市，被誉为国际旅游明珠。桂林旅游已走过了接待为主的初创期（1973—1977）、向经济产业转化发展期（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期（1988—1996），并于1997年后进入二次发展期。2003年，桂林成为中国首批向世界各国推介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2009年12月，桂林成为首个获国务院批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城市；2012年11月，《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并正式公布，桂林正迈向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2012年，桂林市已有大型旅游企业集团2家，已建成国家3A级以上景区42家，其中独揽全区3家5A级景区；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2家；“印象·刘三姐”、“梦幻漓江”入选全国文化旅游重点项目支持名录；靖江王府及王陵、甑皮岩遗址成为全区仅有的两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年全市接待游客3292.65万人次，总量居全国设区市第1位，全市旅游总收入276.87亿元。2013年年1至8月，全市接待游客2343.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4.44亿元。旅游业已成为桂林的支柱产业和桂林形象及地位最响亮的品牌[2]。

二、桂林旅游发展对民生改善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旅游在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民生发展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关乎民生的重要社会福祉事业[3]。《规划纲要》更是把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全体居民分享建设发展成果。

1.推动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GDP的直接效应，即旅游业对社会经济和产业收入的贡献；二是对GDP的间接效应，即每增加一元的旅游业经济收入将导致区域经济的增长数（本文仅介绍显性贡献率）。“十一五”期间，桂林市接待游客总人数8601.9万人次，年均增长速度13.83 %；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549.73亿元，年均增长速度25.08%。，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在推动桂林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

2.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目的地居民从事旅游行业，提高居民收入，还带动了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城乡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水平。多年来，桂林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理念，把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惠及民生的公共产品，着力解决与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3.提升城乡就业率

就业是民众生存和生活的根本，旅游作为一个综合性、关联性很强的服务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巨大的就业空间和就业容量。据研究：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收入可增加4.3 元；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 5 个就业机会。目前，旅行社170多家，拥有旅游车船企业80余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45家，3A以上景区42家，为就业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4.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问题，也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桂林位于南岭山系的西南部，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地理因素受交通和自然条件制约，各方面发展欠缺，民生性体现得层次不高。而这些地区大都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与淳朴的丰富多彩民风民俗，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提高了当地居民收入，增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生活质量。外地游客的到来，还促进了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引导农民不断增强环保意识。旅游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促进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

5.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和有关研究表明，生活在边缘地区的民族习惯于关注本民族自身事务，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这也是这些人群有时容易被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主要原因[4]。旅游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改善人与自我、自然及社会的关系，提升社会的协调度；有利于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发展旅游业具有重要的民生意义。

（二）消极影响

1.环境遭受破坏

发展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最直接的影响是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具体表现为旅游开发者在开发过程中未对当地生态环境承受力进行测评，过度追求商业用途和短期游客量，造成景区建设与自然景观不协调及生态环境与人文资源的破坏；公共基础设施需求大增和交通堵塞等使生活环境变得紧张；游客接待量剧增及游客不道德的游览行为使景区（景点）所承受环境压力增大；当地部分居民为谋取私利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如在景区周边山体开凿山洞等。

2.传统文化商业化，面临丧失威胁

国内旅游的客源多来自于经济和文化存在差异的省份或地区，旅游接待地区为了满足游客不同需求，实现经济利益，往往忽视甚至牺牲当地传统文化。戈夫曼把社会结构比作一个大舞台， 并提出了“前台”与“后台”的理论[5]。旅游地将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采用“舞台化”表现手法作为商品展示给游客，受到传统文化产生的特定条件限制，这种“舞台化”的表现仅停留在粗浅展现，真实性的“后台”却很少甚至不能分享。为了迎合大众游客的兴趣，这种展现还会增添低级庸俗成分，亵渎传统文化，损坏文化形象，使外来游客产生误解甚至厌烦。而当地特色的工艺品受经济利益驱使，以流水线的形式大量产出，低成本低质量的销售给游客，破坏了传统艺术形式，丧失了文化内涵。

外来旅游者收入水平普遍比目的地居民高，其在目的地逗留期间所携带的“强势文化”使得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居民的民族自卑感和媚外思想等“仆从性”文化加重[6]。桂林相对东部城市来讲，国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聚集地因交通不便较为封闭，旅游的可进入性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独特性造成一定冲击，如日常生活方式及建筑风格等迅速趋同于外来文化；旅游者表现出高消费水平及“享乐主义”使目的地（特别是封闭地区）社会道德风气败坏，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如扒窃、诈骗、色情交易等现象逐渐增多，破坏社会秩序。

3.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

国内外旅游发展实践证明，旅游发展对区域发展具有极大的乘数效应，但随着旅游产品的多样化，经济发展负效应逐步展现。

首先，大量外来人口随着旅游发展在旅游接待地流动或居住，导致旅游接待地物价和消费水平上涨，旅游大规模开发更使一些稀缺性资源需求扩大，如土地需求增大使土地价格飙升，甚至出现土地投机行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住房条件改善十分不利。

其次，旅游发展拉大贫富差距。库兹尼茨（Kuznets）“倒U假说”认为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初期上升，达到“拐点”后差距逐步减小。目前，桂林旅游处于转型时期，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出现不同程度收入差距：离旅游区越近、经济意识越强烈的居民收入相对较多，反之较少；受生产要素、居住地点等因素影响，部分社区居民难以通过参与旅游开发摆脱贫困，不属于旅游发展受益者。

三、发展旅游推动民生改善对策

（一）保护旅游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桂林旅游的发展，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理念。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保护漓江是实现桂林经济社会和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重视旅游业与生态和谐发展，注重深挖旅游产品科学文化内涵，实施可持续开发，坚持长跑战略，这对于推动民生改善十分必要。

（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是社会建设的主体。推动旅游发展改善民生，要求政府落实民本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科研机构为支撑，转变旅游产业发展方式；加大对旅游民生的保障力度，积极争取和运用建设国家综合旅游改革试验区及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相关政策对旅游企业加以扶持；改革现有投资机制，支持和鼓励外资及民营企业投资旅游开发，并提供优惠政策；建立健全与旅游就业形式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完善旅游就业劳动保障体系，为旅游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世界旅游业发展模式要求旅游产业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实现其带动功能。桂林旅游业在巩固发展山水观光旅游的基础上，整合旅游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拓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商务会展、体育户外等不同特色、就业效益好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树立整体开发的发展理念，鼓励旅游景区打破传统的门票经济，紧抓旅游六要素，延伸产业链条；要扩大旅游惠及民生的覆盖面，充分发挥桂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国际旅游胜地的优势，促进区域融合，加强国际合作，努力构建“大旅游”的发展格局。

（四）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开发

社区居民既是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尤其传统风俗文化）的创作者，也是旅游发展的“践行者”。桂林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方式仅限于向旅游者提供简单住宿、餐饮及旅游商品。在此背景下，政府应树立“民生幸福”的发展价值观念，完善社区参与机制，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他们多元化、深层次地参与旅游开发；以生态保护及文化传承为前提，以社区居民核心利益为出发点，鼓励他们参与民俗旅游开发并积极承担民俗文化的传承责任；扶持农村社区群体参与旅游开发，制定相应配套政策，发展乡村旅游，并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真正做到“旅游惠民”、“旅游富民”。

四、结论

旅游业既是一项经济产业，也是一项民生产业。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促进民生改善，要以政府为主导，从资源保护、产业转型及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着手，各部门大力配合，将旅游效应转化为民生效应，使旅游业真正成为社会福祉事业。

参考文献：

[1]窦开龙.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民生效应研究——以西北5大旅游目的地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6）

[2]《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解读[N].桂林日报，2012（3）

[3]曹诗图，刘雪珍.试论旅游与民生[J].理论研讨，2012（1）

[4]胡文娟.发展旅游业推动民生改善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2

[5]刘正江.文化旅游的文化真实性及其被影响因素[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8

[6]王晞.论“大众化旅游”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J].社会科学家，2002（6）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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