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政策环境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为下一步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版本的目标描述。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教育智库提出“核心素养”的初衷类似，“核心素养”的确定反映了对于新时代人的发展需求的理解，反映了对于现行教育体系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于教育目标的美好设想。我国的“核心素养”将“全面发展的人”置于“核心素养”示意图的“核心”可见一斑。其实，这很久以来就是人类关于教育目标的理想。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看，从来不缺看似合理又激动人心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目标的需要建立起良好的环境以引导教师的行为，使得教育实践者能够愿意向这个目标行动；二是提供充分的资源条件，使得教育实践者能够具备客观条件向这个目标努力；三是提升以此目标为导向的教师实践能力，这既包括提升现任教师的专业能力，更包括提升未来从教者的整体水平，使得教师有基础向这个目标努力。这三个方面表面上看来都是教师、学校、课堂这些具体、微观层面的教育要素，但是影响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都是教育发展的整体环境和条件，它们又是受到宏观的教育政策的影响。宏观的教育评价政策影响了教师的行动选择，宏观的教育财政政策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充分性和投入机制，宏观的教师和教师教育相关政策影响了教师的专业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最为宏观的政策和与学生发展最直接关联的微观行动之间有着如此直接的关系。因而，支持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支持性的教育政策环境。

一、激励教师行为转向的政策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言犹在耳。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大家都认同，但是实践方式的改变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学生、教师、学校乃至一个区域的评价，仍是分数至上甚至唯分数论的。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因素，固然如此，但是教育政策制定要以文化传统和社会因素的考量为前提，毕竟像望子成龙、社会分层、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也不是教育政策的改变能够改变的。激烈的升学竞争的局面无法改变，但是招生考试制度是教育政策可为之处，如，升学过程中重点考核什么、如何评价教师和学校就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通过这些改变而改变教师的行为。

在以“核心素养”为指向的教育改革中，政策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这些新的目标如何转化为教师的行为，如何转化为评价的标准？这二者之中又有着微妙的关系，如果不能转化为评价的标准，教师行为的转变就无从谈起。如果说整个社会和整个教育系统看重考试和招生，而考试和招生又将“核心素养”的评价作为首要的因素，教师和学校就有动力寻求和探索以“核心素养”发展为指向的行动方式。所以，与其要求学校和教师按照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改变行为，不如在教育评价系统中将“核心素养”的评价作为中心，并在这个前提下细化评价的具体方式（不一定是书面考试）和操作办法。

因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所需要的政策，就是教育评价政策和方式的改变，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不仅是考试命题方式的转变，也涉及获取结果信息途径的转变。特别是社会参与、实践创新这样的目标，没有相应的评价作为引导，难免流于形式，而这些方面的评价离不开对平时活动或者参与项目的考核，如将社会服务纳入考核范畴，在已有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已经有了类似的探索，成为令人信服的评价标准尚有待时日。对于传统的考试学科，在国际上也开始探索真实性评价和实作评价（performance assessment，有译为“表现性评价”），特别注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情景中灵活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道德判断力、情感、合作、交流沟通这些非认知为主的能力，是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必备的能力，其评价方式虽然无法像学科考试那样进行，但是从整个评价体系看，仍有必要将其作为重要的部分，比如可以考虑纳入学校督导、教师教学评价中。

这些挑战也对研究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的“核心素养”条目能否评价？如何评价？如何有效地评价？研究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要用基于证据的研究证明，哪些教育教学方式、行为是有利于这些素养发展目标之达成的——而且是在用所实施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的条件下。比如说，已有的研究表明，类似某些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机械的反复操练和题海战术并未能奏效，反倒是开放情境中的自由探究更有助于其实现。这样的研究才能提升教师转变教育教学行为的信心和动力。

为引导教师的行为转变，教育政策就要以基于证据的研究为基础，构建包括变革命题方式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得以此为努力方向的教师在各种评价中能够胜出。

二、保障变革所需资源的政策

大班上课、讲授、操练、纸笔测试，在这种教学方式主导的教育体系中，所需资源的数量和种类相对较为有限，教师加上教材、教参、练习题、考试卷，就是最主要的教育资源了。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室、图书资料、文体活动场地和设施等。在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主要指向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资源的支持更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我国，大班额问题在一些地方仍非常突出，这不利于发展实践创新的素养，也难以开展探究学习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而小班化，需要的是增加教室、校舍，甚至要开办新的学校，财政上的投入自然增加很多。实验室、图书资料、文体活动场地和设施等，即便是沿海地区发达的大城市，目前都未完全达标，更不用说利用率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其中农村地区的情况就更严峻。而要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理想地看，按照现在的标准达标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物力资源背后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需要增加财力投入的部分还包括发展教师的专业能力，提供相应的培训活动及其他的专业支持，以及为了提升教师这个更具挑战性的职业的吸引力要采取的行动。

这些还只是资源投入的量上的考虑，同样重要的是资源投入的机制的支持。在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传统的投入模式是“基数+增长”的模式，就是在往年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有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專项的投入。这种教育财政政策模式支持的是稳定状态的教育发展。而在教育变革的时空中，需要的是关注财力投入充分性的零基预算，以支持教育改革所需要的新行动新项目。这表面上涉及的是给多少钱和如何给钱的问题，深层还是教育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用教育经费支持什么样的教育发展。比如对于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投入，如果认为只是执行一个来自上面的决定，转换一下工作内容，自然就不会考虑如何吸引更有创造力的教师，如何激励教师在“核心素养”发展目标和新课程标准的引领下像其他典型的专业人士那样进行设计和创新。在教育投入中经常出现的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根源上还是对教育和教育变革的认识不到位。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既然是一个全新的目标，在资源投入的政策上也就需要数量和机制上的支持。在基于法治精神和遵守现行规章制度的情况下，需要从教育的专业化角度进行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充分性评估并重构教育投入机制。

三、支持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政策

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古今中外历次教育改革常常提到的老话题，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尤其强调提升执行课程教学相关政策的实践能力。在解决了改革动力（本文第一部分谈的问题）的前提下，能力水平决定了到底能不能做到。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中，由领导和专家来告诉教师如何做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模式，潜在的假设是教师能够忠实地贯彻政策的意图，而实际上这种模式能够提供给教师的主要是信息层面的政策知识和主张，远不足以产生实践上可行的教育教学方案。真正主导教师行为的还是其潜在的教育信念和熟稔的教学方法。在我国，日常的教研组备课组的“规训”和让教师深受启发的其他教师的实践方案会形塑教师的行为。在国际教师教育实践研究中发现，有效的教师教育模式是那些能够融入到教师自身日常实践之中的模式。当一种培训活动能够直接面向教师实践中的挑战和问题，能够给予自身的实践直接的启迪，这种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是富有吸引力的和有效的。

沿着这一思路向前走，笔者认为，支持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应是设计与研究取向的。对于我国的一线教师来说，“核心素养”的培养如何进行是一个新的命题，特别是在课堂教学方面，因而难以按照以老带新的方式解决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现有的优秀的、有效的教学方式都是以现有的目标体系为标准而确立的，需要在“核心素养”的目标下重新审视和选择确认。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教学方式，需要教师以常规教育教学任务为主题，在研读政策文本和理论观点、借鉴经重新审视和分析而确认的已有路径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而逐步设计出来，并通过实践可行性和结果有效性的检验。这种设计、实施和检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其中的检验必须基于实践现场的证据并将证据付诸关于“核心素养”的专业分析和判断。设计和研究本身——而不是学习和模仿他人的实践——就成为教师的专业活动，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教师作为“工程师”的专业身份可以在新的实践语境中重新得以确立和发展。

教师和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政策也相应地需要有新的取向。教师的选拔和资格认证，应更多关注设计和研究为指向的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创新型实践能力，他们自身在“核心素养”方面也应该有良好的表现；教师的专业发展活动，不能以离岗的学习而要以岗位上的设计和研究行动为主要形式；教师的考核晋升，要重点考查其设计、研究和实施创新实践方案的能力；教师的工作评价，要看其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方面的意识和作为。甚至，整个教师教育体系在内容、方式和评价上都要有相应的转变。

政策的作用在于引导实践向确定的目标前进。将“核心素养”作为新教育目标，需要在教育评价政策、教育财政政策、教师及教师教育相关政策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发挥政策的杠杠作用，撬动整个教育系统的转变。在这个系统中，发展“核心素养”这个目标子系统的转变只是确定了方向，系统转變才能推动教育体系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向这个方向迈进。运用政策推动系统转变需要行政系统的意志和投入，也需要精巧的政策工具，更需要时间。而在这一切到来的过程中，具有前瞻性的教师、学校和区域，应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领导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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