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

大学率先与李庄当地人接洽，因而占据了李庄条件较好的一些宫观庙宇。其他单位只好见缝插针，勉强找房子安顿下来。中博筹备处初到李庄时与营造学社合租距李庄一里左右的上坝张氏房屋。上坝张氏房屋规整的正厅正院为房东自留，所租者皆破旧不成格局，非修理不能迁入。办公及员工生活所需家具设备，也需自行设法购置[4]。

1943年4月因筹备长期展览需要，中博筹备处增租李庄镇张家祠。张家祠是一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地基干燥，内部宽敞，四周完固，对中博筹备处来说算是改善了办公条件。但承租之初与李庄中心小学产生许多纠纷，惹来不少麻烦。这从郭宝钧代李济写给南溪县政府、南溪县第三区区署的公函就可见一斑。先是李庄中心小学不让收回体育场、封闭过道，后经协调，张氏允厕所归校方并另赠一地作为运动场，才得以筑墙封闭。不料，中心小学负责人仍在课堂公开谩骂，以幼童无知之名毁去祠堂新筑墙垣，并上报南溪县政府称其“动无场地，食无厕所，学校恐有闭门之虞”。中博筹备处因典守职责所在，对筑墙封闭一事无可退让。经多次交涉，并捐赠四百元平地费，事情才得以平息。[5]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经过修缮，中博筹备处于1943年6月1日正式迁入张家祠新址办公。8月25日中央陆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师十三团二营四连径直开入张家祠驻扎，占用中博筹备处全部职员宿舍及部分办公室。该连130余人，还在院内饲养鸡鸭羊犬，严重影响中博筹备处的正常工作。中博筹备处遂与十三团刘团长交涉，并上报教育部。[6]此事何时得以妥善解决，详情不得而知，但其最终结果应是部队迁移，工作环境得以保证。

以上两例表明，中博筹备处在李庄安顿，除了要适应战时物质条件很差的大环境，还需要协调好与本地政府、军队、居民、其他机构等方面的关系。

（二）生活必需品

勉强有了安身之处，果腹之食、蔽体之衣又是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庄突然涌入大量外来人口，物资供不应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物价飞涨，生计问题时刻困扰着本想一心搞学问的学者和他们的家眷。

从现有档案看，作为生存必需的粮食，对于中博筹备处人员来说是没有保障的：按年龄领取粮食，人口多的家庭很可能不够；一度领到的是碛米（需再次碾压才能食用），1943年6月以后才以九三折领取食米（中熟米）；还可能因粮库存粮不足，迟发以致出现断炊的危机[7]。为员工的口粮、平价布和生活补助费等生活问题，中博筹备处主任李济三番五次给有关单位负责人写信，措词恭敬有加，可谓忍辱负重、殚精竭虑[8]。

（三）医疗

缺衣少食之外，病魔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地处医药匮乏的偏远小镇，中博筹备处的前辈们是如何战胜疾病，顽强地守护文物、潜心治学的？

1942年初春，李济的大女儿凤徵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缺乏有效药物，即便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教授共同努力，也无力回天，最终不治而亡[9]。在连失二女的打击下，李济曾一度感到无比哀伤，但最终在傅斯年等同人的鼓励下，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继续在学术报国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期间的医疗问题较依赖史语所等机构。1942年3月和6月，有关于史语所医务室萧文炳医生到中博筹备处来接种疫苗的档案[10]。1945年2月23日曾昭燏给李济的信提到：“这几日杨诲文太太闹胃病（并吐虫），前两日痛得不得了，日夜呻吟不休，我们临时把史小姐拉去诊察，并服了李太太的可丁和其他的药，才好一点。这两日往同济看，尚未大好，因此杨诲文请假。我觉得我们每次有人害病，便到史语所或营造学社去要药或由李太太私人拿出药来，实在不应当。这次在重庆望无论如何买点普通的药回來，例如阿司匹灵、金鸡纳霜、可丁、三道年（打虫药）、碘酒以及sulphur drugs[硫磺药物]等。庶几有个急病的时候，也临时有点办法。”[11]

史语所医疗方面的史料保存相对较多，如1941年7月29日董作宾写信乞求傅斯年请其夫人俞大彩帮忙购买治疗疟疾的盐水针，1945年4月5日董作宾写信给傅斯年催疟疾药，等等。史语所石璋如回忆：“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人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由于缺医少药，又对中医持有偏见，不少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2]。与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兄弟单位中博筹备处处境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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