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考察

摘要：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从内容到形式，均以宗教为核心，而诸如声光化电、政史艺地等世俗课程则鲜有教授。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为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教会大学自觉抑或非自觉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将自身融入到中国近现代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外国教育资源的中国转化，并由此对我国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考察

近代教育史上，无论是主动模仿他国教育模式，还是非自主地接受外国教育模式都必须根植于本国实际才能获得发展，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嬗变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历史理性。20世纪20年代以前，早期的教会大学从内容到形式，均以宗教为核心，圣经和教义问答是学生的主要必修课程，而诸如声光化电、政史艺地等世俗课程则鲜有教授。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教会大学为适应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自觉和非自觉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将自身融入到中国近现代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外国教育资源的中国转化，并由此对我国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考察

众所周知，教会当局在中国开办大学，本是为了按照基督教的意图，在中国塑造一个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精英阶层，藉以支配社会的感情和意见，实现“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所以，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①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所有课程、皆系必修，更无所谓文理科之区别焉”，“学生的毕业程度须有一种普通常识，对于各科应受同等门径，不偏不倚，无轻无重”。[1]在众多传教士看来，除医学和神学外，“差会一般并不赞同开设更多专业与职业课程”[2]，因为“职业教育是世俗的，是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教会学校用差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是毫无理由的”[3]，教会大学的“目标是人本主义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教育”[4]。不仅如此，大多数教会大学仍然固守着“为上帝服务”的办学宗旨，拒绝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5]

但是，自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意识的深刻觉醒，本土大学的日渐崛起②，尤其是“对那种旨在培养适应近代经济生产的新型劳动力的职业教育，社会的呼唤声与日俱增”[6]，教会教育受到了来自中国本土力量的严峻挑战，其后，“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教会教育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诚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教会教育人士“同时服侍教育又服侍宗教”，要求传教士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7]与此同时，国人自办高等教育在专业和职业培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教会大学在初期的领先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故此，教会大学在培养目标上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潮流。同时，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不像早年那样多数从事教会工作，“当差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差会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8]。

为此，摆在教会大学面前的出路是：“要么成为一所综合大学，由一流人材有效地管理，拥有优秀的教员和学者，并且与由传教士控制的宣教事业分道扬镳，要么成为一所五流的有名无实的大学，只有一些往日的荣誉，而被日益增长的竞争远远地甩在后面”。[9]与此同时，中华教育会③也审时度势地发出呼吁：“鉴于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只派专职牧师入华以宣讲福音为主的政策必须进行修改。以后应特别注意选派经过专门训练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徒入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需要专职教师。”[10]

二、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内容考察

从20世纪20年代始，为了避开中国民众的斗争锋芒，使教会大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办出特色，提高毕业生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获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各教会大学纷纷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或地区经济生活的特点，相继开设了一系列专业教育课程。

1. 拓宽了医学学科的职业范畴

卢茨曾经说过：“传教士贡献较大的两个领域是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与护理教育。”[11]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教科书，医院设备不全，医务人员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科学实验室，因此，中国人士迟迟不肯接受医生这一职业需要高级训练的观点”[12]。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教会医院的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医疗作为一种现代职业从传教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医疗体系。同时，对医生、护士的本土化的要求日益彰显。这些因素，无疑加大了教会大学医学专业教育发展的步伐。

首先，加强执行医师职业资格考试。1929年，卫生部规定中医称“医士”，西医称“医师”，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规定医师须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须具有以下资格之一：第一，在国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私立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领有毕业证书；第二，在外国官立或政府有案之私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领有毕业证书，或在外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者；第三，外国人曾在各该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经外交部证明者；第四，经医师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这些规定要求医师或医士呈领当地之开业执照才能执行业务，这对医生群体有了一定的考核和约束，有助于提高医生的素质，有利于加强医生专业教育的规范。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医界指南》载：本国毕业医师为5926人，日本毕业医师424人，欧美毕业医师为149人，共有6599人，俱约应在7000人左右。[13]

其次，开设医师职业进修班。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期，约60000人有一个医师，而此时的中医，有人估计旧医士约1200000人，药行人约7000000人。[14]可见，民国初期中医的数量比西医数量多数倍，且遍布民间，而西医医师极其缺乏。针对这种状况，教会大学普遍设有医学进修班，以增进开业医师的知识。1928年，上海设有医科大学选科；1929年，中华医学会在北平主办进修班，协和医学院每年皆开办眼科及妇产科进修班。这些进修班的开办使得开业医师受益匪浅，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行医专业技能。

再次，开办护士学校和助产学校。随着现代医学和西式医院传入中国，护士职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但“中国人则更不愿意承认护理这种体力劳动为一种职业。即使受过一些教育的中国人最初对这种职业连考虑也不愿意；因此，不论是医院或病人付出高额报酬也不能使人对护士这种职业感兴趣。但是，对护士的需要是大量的”[15]。因此，护士学校一般不得不收录一些中小学毕业生，肄业期限为1年。为了促进护士职业的发展，传教士还协助组织了“中国护士协会”。在湘雅的尼娜·盖奇的指导下，这个私人组织制定了全国护士训练标准。1915年该组织为要求加入协会的护士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在1935年卫生署接过这一职能之前，该组织一直是护士的注册机构。[16]同时，护士协会规定：该会每年考试7次，一并授予护士文凭，持文凭者始可任护士任务。但是实际上民国初期全国并未能统一执行。

1929年，北平第一助产学校由教育部及卫生部合办成立，之后越来越多的助产学校设立，到1940年，领有毕业证书的助产师有3977人。[17]

2. 面向农村，开启了教育学科的社会实践

教育学科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大部分教会大学几乎在成立初期就设立教育系或开设教育课程，当时“除了一所教会大学以外，其余的都开设教育课程”[18]。但建立之初，“其课程与生活，仿照泰西传习的制度规定”[19]，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面对时代变革的冲击，一方面教会大学不得不做出回应，采取“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办学方针，并参照中国政府制定的教育体制加以适当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方面，他们认识到原来从国外移植的课程，已不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和不足。因此，许多教会大学强调教育课程的设置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相结合。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也使教会大学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个领域是必须进行建设乡村的研究和实验；这一领域在三十年代引起了教会大学的注意”[20]。例如，燕京大学教育系设立了“乡村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力求面向中国社会及乡村，开设了“教育社会学”、“教育经费”、“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学”、“农村运动比较”等课程。除在学校学习理论外，教育系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二年级时有四个学分的实习课，主要是从实践中了解与体会乡村教育。到四年级第一学期，则是整个学期的实习，到实验区蹲点，做实际工作”[21]。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使“传教士们比以前更重视中国文化，他们纷纷努力使学校的课程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22]。到“三十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开始谈论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基督教精神，如补充中国的教育制度，向自己的学生灌输社会服务的思想，以及为建设中国农村作出贡献等”[23]。各教会大学几乎都设立了农村实验区，不仅把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而且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并延伸到农村，课程的开设开始与中国社会及农村需求相贴近。

3.开创农林学科教育之先河

中国虽以农业立国，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并未使农业生产与技术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在中国，是教会大学首次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农业知识的接受和传递。到1912年，“教会之以农业教育施行于中学校者，今共三所；其协助五谷及畜牧改良之视野者，则有十三所；与学生以农业上之演讲，附设农业速成科，并与彼等以农事上之实习者，亦有三十六所；此外附设农圃者则有五十二所；并有十一所培植花树种子、种植院之材料及其他植物发售”[24]。

在大学里，金陵大学的农科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先驱，它在培养推广良种以及研究动植物的病虫害控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也培养了许多人才。1914年金陵大学教授裴义理在金陵大学内创设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以培养实用人才；1915年增加林科，并将北京农商部的林业学院、青岛大学林科相继并入。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最早设立的农林科，也是国内四年大学农科的肇始，开中国农业教育之先河。[25]1930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改称农学院，下设农艺学、乡村教育、森林学、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植物学、蚕桑学7个系以及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这些专业在民国时期占据领先地位。此外，农学院还辟有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并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合作农场。农学院以“授予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26]为创办宗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金大农学院首先注意吸收乡村学生及对基层农业人员的培养，主张“农业教育，应拿‘农’做事业，应拿‘村’做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教学中，很重视科学精神，强调科学实验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教学、科研和推广相结合，以期培养具有先进农业科学知识、热心农村建设的农业青年工作者。在科研方面，鼓励学生走出大学实验室，到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具体、深入的调查，了解各省的农村经济和乡村社会。到1926年，学院已有109人毕业，差不多一半人当教师，三分之一从事农业工作。[27]

同期的岭南大学，1916年成立农学部，1918年设立蚕桑科，1921年成立独立的农学院。[28]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这些“皆适合时代，足应要求”的世俗教育的实施，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培养了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人才。[29]

4. 建立了近代独立的法律职业教育

晚近时期的中华帝国，既没有产生一种私人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也没有出现一种训练法律专家的正规机制。但“中国注定要有一个现代的政府。现代政府顺利建成和运转的前提之一是强有力的司法。社会要求学校培养大量合格的法律人才来担任司法职务，来组织律师行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庭”[30]。事实确是如此，近代法律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民国，是随着具有更加专门性质的学校的建立和正式承认私人律师的立法的颁布而出现的。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众多的法律学校呈现出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建立了大量的法律学校，有49所之多。在这些新办的法律教育机构中，最具影响的一所就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它被视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31]，在上海众多教育法律机构中居执牛耳的地位，为中国近代法律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出于对职业资格的关注，比较法学习和社会责任在广泛多样的学生活动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活动在东吴法学院是有组织并受到鼓励的。例如，法学院要求所有的学生参加模拟法庭。这种课每两周上一次，按照惯常的中国法院、上海混合法院、美国驻华法院甚或美国法官与陪审制度的诉讼程序进行。学生充当代理人、证人和陪审员以及律师，法官以及教员则担任开庭的法官。据孙晓楼回忆，举办这种正式的开庭活动在当时非同寻常，因为多数法学院很少关注实务训练。

东吴法学院的绝大部分毕业生做了律师，与北京朝阳法学院不同（这是常被加以比较的学校），东吴法学院以培训执业律师而非法官著称（朝阳出法官，东吴出律师），而东吴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在1933年东吴法学院379名历届毕业生的职业分析中，时任律师178人，教员51人，法官32人，政界31人，商界25人，海关3人，邮政5人，编译5人，教会2人，留学9人，其它38人。[32]

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吴法学院是“唯一真正的职业性法学院”，以其“务实导向”而著称。

5. 实施正规的商科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期，沪江大学较早地抛弃西式自由教育模式，向适合中国尤其是上海发展需要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方向转变。在校长魏馥兰看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基督教学校应否更进一步的中国化。因为基督教学校必须为中国的学校，以便适应需要。这不是‘应否如此’或‘为何必须如此’的问题。今日所必须解决的就是‘何时’与‘怎样’问题”。[33]据此，沪江大学在教会大学率先实行选科制，“目的是让学生顺着适合他专长的方向学习，更为明确地培养他从事某种特定的终身职业”[34]。选科制的实行，以学生的未来职业为导向，使沪江的学科设置与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1917年，沪江理事会通过了设立商科的决议。1921年，继圣约翰大学设立“商业与经济部”后，沪江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商科，商科正式宣告成立。

刘湛恩任校长后，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为目标，以“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35]为指导思想，积极贯彻教会大学“更中国化”的方针，将原来的商科升为商学院，下设商业管理系，1934年改设商学系，下设商业管理与会计两组，延聘沪江校友郑世察④为商学院院长，其力主教学改革，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及学术化职业能力的培养。经过改革，沪江商学院虽然只有一个商学系，却成为全校11个系中最大的一个系。沪江大学在基督教大学中初步确立了商业教育的发展特色，其毕业生受到上海商界的欢迎，院长郑世察1936年在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过去7年里有100多个毕业生进入商界，他们大多数获得了成功。我从银行和公司首脑那里获得的印象是，我们毕业生工作比其他商科大学的毕业生出色得多。总的说来，上海的企业如果要人，总是先挑选沪江的毕业生。”[36]

在沪江大学的引领和示范下，在近代商业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从1920年代后，上海很多高校都设有这种正规的商学院，如私立大学中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等，国立大学有暨南大学和上海商学院。[37]通过设立商学院实施正规的商业教育是近代专业教育的特色之一。

当然，教会大学所探索和发展的专业教育的内容，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陈述的五个方面，在其他领域，教会大学也多有涉猎，比如华中大学的图书馆科、圣约翰大学的新闻学、湘雅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科、之江大学的建筑学科、汇文大学的体育学、燕京大学的家政专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开设专业教育课程的学院和系达到了30余家。

三、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评价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38]这一论断也符合教会大学专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情况。主观上，外国传教士来华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专业教育，而是试图利用专业教育学科的建设为其传教服务，并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亲西方的新式知识分子，进而从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全方位地掌控中国。但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意愿演进，办学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与教会的主观愿望并不一致。“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39] 因而，教会大学创办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它必然面临着众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西方传教士希望通过宗教输入西方文明，然而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传统文化异常强烈地排斥。但客观上，“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40]。它不仅遵循了教育的内在规律，促进了中国近代专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国专业教育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正印证了美国学者卢茨所说：“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的事件结束了一个时代，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学校了。……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只能是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41]

注释：

①“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可译为文科教育、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其理论的创始者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由于职业被分为“自由的”和“偏狭的”两大类别，所以教育科目的性质也是“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偏狭的”。对于自由民的子女应当给他们教“那些真正必需的有用东西，但并不是教以一切有用的东西”，“不致使他们鄙俗化”。所谓“偏狭的”和“鄙俗的”职业与学科科目指的是工匠和奴隶及其所掌握的专门技艺。

②教会大学创办之初，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大学。至1921年以前，教会大学在数量上与国人自办大学相比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在国人创办的大学里，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二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年）、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年）、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1919年）、厦门大学（1921年）五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达16所之多。然而就是从这一时期始，中国国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截至1922年，中国公、私立大学已增至20所。

③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改组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其工作范围，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其标榜的宗旨是“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加从事于教学工作人员兄弟般的合作”。换言之，其真正目的无非要联合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所有的教育机构的力量，来控制整个中国教育，为其侵略的目的服务。

④ 郑世察，沪江校友，纽约大学商学硕士，前厦门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财政部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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