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盘”的源流及文化价值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文化成就。培根在《新工具》里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项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徽盘”——万安罗盘则是指南针的一种。万安罗盘是由磁针和方位盘构成的指示方位的仪器，是中国古代堪舆活动中常用的基本工具，因生产地为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万安老街而得名。万安罗盘是现存全国唯一以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罗盘，被奉为罗盘正宗，人称万安罗盘为“徽盘”“徽罗”。2006年5月20日，该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指南针在中国曾长期被称为罗盘，除了指向的功能以外，罗盘在中国还有着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徽盘”，作为中国古代最辉煌成就之一的指南针有着怎样的历史源流？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在是怎样的境况？未来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这些都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一、“徽盘”源流

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延续和发展，它广泛应用于古代观察（测）天文、地理的航海、占卜以及阴宅、阳基的选址，是一种重要的观察（测）仪器，传统实用民俗工艺品。

指南针的发明权属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国际学术界对此确有争议，而争论的焦点乃在对中国指南针的起源“司南”的认识上。

中国人认为最早的指南针是中国的“司南”，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这在《韩非子·有度篇》和《鬼谷子》一书中都有记载。《韩非子》有云：“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则记载说，郑国人到深山密林中去采集玉石时，为了不迷失方向，带着“司南”。这“司南”就是指南针这种机械。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描述过“司南”，说它像一只水勺，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勺底为球面体，勺呈椭圆状，勺柄通体渐渐缩成柱状。水勺下还配有一个“地盘”，用以确定方向——它是铜质或涂漆木制盘，中央是平滑圆槽，形状可能是内圆外方，框上刻划出定向的刻度，用“干”、“支”（即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以及八卦等表明二十四方位。将勺底置丁地盘中央时，勺的柄部就会大体停止在指南的方位上。司南一直被认做现代指南针（磁罗盘）的原型。

司南的标准图案（一个天然磁石做的汤匙，如左图）在小学课本里就有。可事实上迄今并未在考古上发现“司南”的实物，甚至没有制作出复制品。这个图案实际上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在20世纪40年代假想出来的。王振铎根据《论衡》中的记载，考证并复原了司南模型。但王振铎先生的复原物为钨钢在人工电磁场中磁化，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无法办到的。现在国家博物馆已不再展出司南的模型。[1]

但即使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和争议，中国人最早使用机械指南确是无疑的，起码其他古文明拿不出更早的类似文字记载。

“指南”是张衡在《东京赋》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宋代，历经一千多年才逐渐发展起来。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指南针发展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当时在生产和科学实验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在航海事业和外贸的兴起、发展形势下，指南针逐步成熟起来。

万安罗盘制作业至迟兴起于元末，在明代得到发展，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但中国罗盘的制作史却可上推到宋朝或者更早些。因为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已经记载了四种罗盘的样式。第一种是水浮法，将磁针浮于水面进行指南，虽然比较平稳，但容易动荡不定；第二是指甲旋定法，将磁针置于指甲上，转动灵活，也容易滑落；第三种是碗唇旋定法，将磁针置于碗口边上，转动较灵活，但易滑落；第四种是缕旋法，用蚕丝将磁针悬挂起来，可达到转动灵活而又稳定。他还记载了人工授磁方法，即“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这种用人工制成磁体，是指南技术的一个巨大进步。

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里用以指示航海方向的，就是更早些出现的“沿海型中国罗盘”。若“沿海型中国罗盘”是因为航海指向的需要而兴起的话，以徽州休宁的“万安罗盘”为代表的“内地型中国罗盘”，则是因为辨方乘气、风水堪舆和宅基、墓道的测定等需要而兴起。民谚云：“生在扬州，玩在杭州，吃在苏州，葬在徽州”，说明当时东南民间把死后葬在徽州当成人生的一大幸事。

万安罗盘业最早的名店，是在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罗盘业界的方秀水罗经店。罗经是风水先生对于罗盘的敬称。万安罗盘几经易主，而以创办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衡罗经店坚持时间最长。“吴鲁衡”是中国罗盘业的知名品牌，其所制作的罗盘、日晷等产品，既秉承古法，又有所创新，以质量上乘、精密度高而畅销各地，远的甚至已销售到朝鲜、日本等国家。[2]

万安罗盘制作业到清末一度衰败，民国初年重振辉煌并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初；停顿近20年后，1982年又恢复生产。近年，又有“胡茹易”“方秀水”和“万安古镇老罗盘店”店铺等相继开业。

2006年5月20日，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七代传人吴水森被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二、“徽盘”的文化价值

万安罗盘制作业始于元末明初，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代中叶，经六百余年的发展传承，已形成一套独特的制作技艺。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技术基因，属于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首先是科技价值。它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原生态的保留和反映。[3]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罗盘被视作封建迷信的器具而广受争议，但其中的科学性和实用功能仍使之成为研究的对象。至今，万安罗盘还保留着用虎骨木手工制作的方式——必须选用质地坚韧、细密不显纹理的特等木料（一般选用虎骨木、银杏木），根据不同直径、厚度锯好罗盘毛坯，刨平木坯表面。油漆打磨至少要10遍以上，线条采用雕刻，而字则用毛笔书写。除了刀法的准确外，最核心的指针还保留着用带有磁性的天然陨石磁化的技法，不仅灵敏度高，而且永不退磁。近些年，传承人吴水森还恢复了很多失传多年的技法，如日月晷和仅仅是轻微的呼吸便能使其旋转不停的“缕悬司”等。

“徽盘”制作精良，选料讲究，制作工艺精细，流程复杂，需经过选料、车圆成坯、分格、清盘、书写盘面、油货、安装磁针等八道工序，其中安装磁针石最关键的工序，一般由店主亲自在秘室内单独操作。

其次是历史文化价值。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都深含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原生态地反映着该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特色，散发出该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发展方式的神韵，鲜明地体现着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非遗保护在保护民族独特性的同时也维护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古徽州号称“程朱阙里”，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因为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封建礼教深入人心，社会文化颇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厚生重葬，人们遂对阳基、阴宅选址非常讲究。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及后来的诸多理学家们均多有易学著述并有专门文章强调要研究风水。所以说，万安罗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徽州文化。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也曾在申报过程中这样说，“徽州山奇水秀，自古有自承一脉的建筑理念，对地域自然形态与建筑风格相一致的追求为罗盘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休宁万安之所以成为中国罗盘的主要产地，与古徽州科技的发达有密切关系。徽州自古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兴学重教，经世致用，历史上不少科技成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的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万安罗盘便是古代四人发明之一指南针的磁性指向应用技术在徽州发扬光大的结晶。

万安罗盘承继和创新中国传统罗盘的制作，承载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哲学、易学、建筑学等方面的文化信息。其不仅指南针制作独具特色，而且罗盘内先天八卦、二十四山、360经纬度等等中华古代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诸多内容层层分列，集中华周易文化、占卜文化、勘测文化等等于一身，可谓中华古文化的一个万象包罗，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社会史、人居环境及古徽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作为“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徽盘”，如今已经成为黄山旅游者重要的旅游纪念品，进入到机械化生产的流程。在安徽，罗氏祖孙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将古老的指南针及罗盘制作技艺传到了今天。

从清雍正元年（1723年）到现在，罗氏家族历经八代，而在2009年非遗大展现场进行技艺展示的吴水森是第七代传人，同时他也是万安罗盘制作的国家级传承人。1915年，吴水森的祖父及父亲带着自己的罗盘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不过，由于万安罗盘主要作为相宅相墓的风水工具，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冠以宣扬迷信的“封建残留”而大受打击，达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三、结语

万安罗盘是现存全国惟一的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的罗盘。源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承载了上千年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对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精细，流程复杂，涉及数学等方面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罗盘盘面内容的信息量也非常丰富，包含中国古代文化多学科的知识。所以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的传承，为我们研究中国磁性指南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中国科技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建筑史和中国民间工艺史，研究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观和古代徽州乃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地域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大加维护。

注释：

[1]参见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科技导报》2012年。

[2]参见方利山：《珍视“徽盘”品牌保护文化生态——万安罗盘文化生态调研报告》，《黄山学院学报》，2010年。

[3]参见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成都）

2012级专门史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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