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镇的城隍庙

时间:2022-07-17 13:10:02  阅读:

[摘 要]三林镇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西南部,历史悠久,历来有林氏家族定居于此形成三林地区的传说。据《三林乡志残稿》载“有大族林氏,分居东西中三处,故名其地为三林庄。其水曰三林塘,东曰东林,西曰西林。”三林镇有着东西两城隍,东城隍在三林镇的影响力远小于西城隍,因而本文主要三林镇西林村西城隍习俗为例,分析城隍庙在三林镇的存在状态。

[关键词]城隍信仰;三林镇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可见城隍的原意是保护城市的城墙和壕沟,后来逐渐演变为冥界的地方长官。笔者走访三林镇居民,了解到关于三林镇西城隍庙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北宋末年抗金名将李若水,威灵公,本名李若水,宋代人。靖康事变的时候,他和宋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虏去金国。金国人劝他投降,李若水不从,并出口羞辱金国国主,咬掉了他的耳朵。金国国主将其杀害杀了。宋高宗赵构念其忠孝,封他为松江府城神,称威灵公。另一说是明末清初松江华亭人李待问,据传说,清顺治二年(1645年),李待问带领兵将抗击清兵,守护松江城。李将军体恤兵民,八月初三,松江城被清兵攻破,松江城失守。将军在义军突围之时,回府,在案上写下遗书,让清兵少掳少杀百姓。后李待问自刎而死。松江人民为纪念这位抗清英雄,在松江府城隍庙建造了李待问的塑像。但是这两种传说都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仅在民间口头流传。随着历史的演变,关于西城隍神是谁的真实性已经黯淡无光,城隍神的信仰经过代代相传被洗练成为三林镇民间信仰的一个固定符号,并与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紧密糅合在一起。

基于对三林镇城隍神存在现状的观察,笔者认为城隍信仰在三林镇的存在状态分为常规生活和节庆生活两种不同样态,也即巴赫金基于宗教哲学观念基础,提出的一种关系世界:“第一种生活”和“第二种生活”。第一种生活是当今的现实世界,是此岸世界,也就是人们当下生活的日常,是官方法定的生活,社会氛围是严肃的、现实的,充满着严肃气氛、教条主义、敬畏之情和虔诚之心;另外一种就是狂欢节广场上的生活是无限的、虚拟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充满着矛盾的欢笑,每个人之间的接触亲切随意。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这两种生活都是合理合法的,只不过有严格的时间界限将两者分隔开来。因此,从巴赫金在狂欢理论提出的“第一种生活”和“第二种生活”概念来看,城隍信仰在三林镇的存在样态由于时间界限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

在第一种生活中,也即当下的现实世界中,城隍信仰依托于三林镇的社区集体作为一种典型的弥散性宗教渗透进入世俗生活与制度中。不同于制度性宗教,如基督教有其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自成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而作为弥散性宗教的城隍信仰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仪轨组织均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中,成为结构的一部分,但它自身不能够脱离世俗社会而自成一体。

一、三林镇城隍信仰缺乏系统的组织机构,也缺乏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神职人员和严密的条律,其教义、仪式与组织都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混而为一。首先,城隍信仰依靠世俗制度的熟人社会来获得生存的空间。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概念,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城隍信仰在三林镇的延续正是因为老三林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的维系,其中以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主要人群。其次,城隍信仰的基本信息源是神秘的民间传统和故事。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不是依靠经书、圣书,而是民众间不胫而走的神秘故事和传说。1998年左右,临近西城隍庙和西昌庵原址附近有一块空地,为当地污水处理管道掩埋处,原则上该地面上不能有任何建筑。2005年,民间百姓筹钱,在此筹建了两间房,用红纸写上名字的木牌替代神像,此为先西城隍庙的最初形态。此后,“城隍老爷”能治病、驱邪的说法在民间日渐盛行。其威慑力也是靠了这些传说故事愈发真切起来。举此一例看见,城隍信仰在三林镇是以民间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为基础而口耳相传的。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城隍神能扎根于三林镇历代百姓心中,代代不衰。但与此同时,这些特点也因此导致了城隍信仰这种分散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俗制度的命运,城隍信仰不像普世宗教那样具有持久的特质能形成独立的宗教生活制度,也就是说三林镇的城隍信仰因了三林镇现存熟人社会的关系网以及代际间口传心授的影响才能以延续下来,而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区的拆迁重建,原住民的流动搬迁以及民间传说的流损都对原有三林镇世俗制度造成损害,其城隍信仰也就面临着巨大危机。

二、通常情况下,人们提到民间信仰的特质之一是家居空间的神圣化,比如家中堂屋的祖先牌位和祭祀活动。而城隍信仰不同,它与民众生活的交融则表现在神圣空间的家居化。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信徒基本上都将祈祷、仪式、朝圣与日常生活琐事分开,且在每个宗教传统中都有自己的圣地,在制度性宗教中,神圣与世俗有着决然的分野。城隍信仰的不同在于,其将神圣和世俗揉碎在同一社区文化空间中,鲜见神圣与世俗的明显差异。进入三林镇西城隍庙内,左侧便是厨房灶台,紧邻庙宇右侧是居民楼林立。人们平时在城隍庙中聚餐共饮,或者举办小型的社区娱乐活动、经济事务等,全然居家风范,凡宴饮,必先供奉庙中诸神,神与人同食同饮。城隍庙院中也常挂有居民晾晒的衣被,并非是对诸神的不敬之意,而是人与神共生共享的生活区域。虽然这些场合常常看似与世俗生活并无二异,实质上的宗教性质仍十分明显。

三、经过数世代的演变,来自不同信仰的、混合在一起的神明一同被供奉在城隍庙中,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功能化倾向取代了对宗教认知理解的渴求。三林镇西城隍庙中供奉有送子观音神像、阿弥佗佛神像,背面和东面依次是观音殿、念佛堂、文普殿、三官堂、城隍殿、万神殿。观音和阿弥陀佛实属佛教体系,而城隍神被划分入道教中。西城隍庙是一个诸神杂糅的民间信仰场所。一方面,城隍信仰深受儒释道三教合流和封建帝王制度的影响,其信仰体系中所传递出的道德价值观念无不例外来自于这两方面。城隍老爷的建构是依据地方官员的样本而形成的冥界神,披着儒教和封建帝王制度的外衣。在城隍出巡的过程中依照地方官的仪仗和等级来进行,用八抬大轿巡街,高举“肃静”、“回避”、“奉旨出行”、“威灵公”等硬牌,并按照传统举行祭祖、祭天地的仪式。传说,在民国时期,三林镇举行城隍出巡赛会,三林街两庙的城隍老爷要相互斗殴。由于东城隍庙神为镇城隍秦裕伯,西城隍庙神为府城隍李若水。府的级别高于镇的级别,所以每次赛会多以西城隍胜出。这是民间仿制朝廷官职活生生的体现。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韦伯提出中国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民众对诸神的宗教归属,神学背景并无追根溯源的意识,凡能保佑民众,为人们生活排忧解难的神灵均被供奉在庙宇中,这也就导致了西城隍庙中位列诸神,而三林人不究其根源的现状。

在第二种生活中,城隍信仰不同于在第一种生活中的严肃与庄重,而是作为狂欢庙会的形式存在,它暂时使人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生存。在第一种生活中,城隍信仰的存在状态主要是与民众生活、世俗制度紧密结合,并渗透其中,而在第二种生活中,城隍信仰从日常生活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以一种具有极强凝聚力和张力的形象呈现在庙会中。也就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城隍信仰是以平面性依附于常规世俗,而进入特定的时空(西城隍庙会)中后,城隍信仰跃出常规,不再是平面化和依附性的状态,而以一种独立的、立体的形象展示出来。而展示途径往往是通过演出和仪式两种。

演出

在三林镇城隍出巡和城隍庙会的活动上,城隍信仰不再以常态的、规范的样式出现,而以神圣的、狂欢的、非常态的群体性敬拜方式展现。三林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扮演成城隍仪仗队、城隍冥界鬼吏、艺术表演队、托香炉队、罪犯囚徒队和跟香队。出巡开始,鸣炮,头路旗走在最前面敲头锣、开道锣,高举“肃静”、“回避”、“奉旨出巡”等硬牌以及各色彩旗。后有序跟着各色着装队伍,有拓香会,托锣和托香炉,有民众扮演的猪八戒背媳妇、蚌壳精、挑盐婆、荡湖船、踩高跷等,以及手拖大板、铁索,手拿禁牌,黑帽黄衣的刽子手形象和民众装扮身穿鬼衣、手持钢叉的阴间小鬼。民众还各自发挥创意,有手帕表演、挑花篮表演,以及独具代表性的三林舞龙表演,引燃了庙会娱乐的高潮。三林西城隍庙会借城隍出巡的大舞台,为民众提供了娱人、娱神的机会和场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生老病死、离别苦难种种无法聊以慰藉的人生难题时往往求助于城隍神,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而城隍神正是安抚人们“不如意”的良药。但是,西城隍庙会的狂欢化时间是超越了编年体的线性的时间,仿佛是从历史时间中抽出的时间。民众不再以苦难和烦恼求助于神灵,而是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呈现出来,人们着不同的衣裳、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也进行商贸、交易活动,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情绪。

仪式

城隍出巡活动不仅要举行演出巡街,还要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分为主祭和路祭两种。主祭主要在三林老街照胆台前。城隍神巡街至此时,高举“肃静”、“回避”硬派的仪仗人员在祭祀桌前两列排开,祭品丰盛,菜肴、水果、馒头、零食等各类食物一应俱全,并点上香烛城障神像到达三林老街照胆台前,队列安排整齐,城隍肩舆安放于台前正中央,其余队列围绕城隍神停放完毕,供桌前由着皇帝龙袍的祭拜者朗读祭文,并焚烧祭文,当地信众依次有序上前叩首,上香,并燃烧元宝和银锭,在场民众也双手合十,口中念着祷话语。路祭在梧桐桥、老三林酱瓜、红酒坊、各餐馆、三林本帮菜馆、中林九九艺术会所等等商家前,民众自发摆好了供桌,桌上摆有各类食物、祭品、香烛等,规模略小于主祭的规格。城隍神巡街经过时,自家店主上香祭拜,燃放鞭炮,焚烧元宝。祭祀结束后,要举行争抢贡品的活动,由于人们相信供奉过得祭品会带来好运,因而全然不顾及平日里的谦让恭敬,反而热闹非凡,颇有乐趣。

因此,从以上来看,笔者认为三林镇城隍信仰在节庆生活中是以凝聚、骤发、娱乐的样态,以演出和仪式的方式存在是历史传留的民俗活动。但在日常生活中则以弥散性的样态,依托于三林社区群体和熟人社会世俗制度而存在。但是这两种存在状态虽有模糊的时间界限,又非全然以时间段的不同而割裂开来,而是以相互交织的状态存在。城隍信仰非常态的节庆活动是日常生活中城隍信仰的延续,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城隍信仰也为节庆活动的存在提供了沃土和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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