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赵氏孤儿》对传统文本的改写与重释

时间:2022-07-17 10:25:02  阅读:

[摘 要] 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改编经典文本已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2011年初,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公映,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反响,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导演采取了一系列的改编策略,不仅保存古典故事的风骨,也兼顾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将千百年来人们质疑的问题基本解决,如关于生育与养育的反思、程婴等忠义之士救孤行为的重释、复仇观念的改换等,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的一次突围。

[关键词] 《赵氏孤儿》;传统文本;陈凯歌电影

千百年来,血亲复仇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主题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如至今在大众记忆中活跃的“唐僧身世”“狸猫换太子”“双枪陆文龙(《说岳全传》)”等故事。其中“赵氏孤儿”事件彰显了古人的复仇心态及民族精神,早已成为同类故事的典范。从《左传》到《史记》,从刘向《新序》《说苑》到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徐元的传奇《八义记》《搜孤救孤》,从中国各个剧种的地方戏到法国伏尔泰版《中国孤儿》,从现当代排演的话剧到陈凯歌的电影,此事经历了不同时代艺术家的演绎,早已成为穿越时代的永恒经典。

2011年初,陈凯歌执导电影《赵氏孤儿》公映,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反响,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导演要让当代观众接受,必须剥离经典文本所掺杂的民族复仇意识与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融入现代价值观的思考。于是导演采取了一系列的改编策略,不仅保存古典故事的风骨,也兼顾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按照“人之常情”的合理思路重释经典文本。从这个角度说,陈凯歌的电影版《赵氏孤儿》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的一次突围。

一、关于生育与养育的反思

《诗经•小雅•小宛》言:“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榖似之。”[1]细腰蜂捉螟蛾的幼虫作为自己幼虫的食物,而古人以为细腰蜂领养螟蛉为己子,于是后人一直误将“螟蛉之子”作为养子代称。蜾蠃虽是养父,但也并非出自慈悲胸怀收养幼虫,而是出于传宗接代或其他私心,又怎能善教螟蛉之子待如亲子?在人类社会中,养育恩情是否能代替血脉嫡亲?这是令人沉思与迷茫的问题,不仅在民间长期流传,而且在文艺作品中多有体现与探讨。

在古代社会中,“家”往往有“家族”的性质:“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2]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的核心正是以血缘为核心的伦理范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常”,君臣是父子的扩大化,而朋友则是兄弟的变种。其中父子关系在家庭结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3]在宗法制社会家族中,社会化的赵孤并不能因家庭败亡而轻易脱离家族,更不能置赵氏家族与程婴等诸多忠烈之士的“不共戴天”大仇不报。虽然赵孤与亲人未曾谋面,但是传统社会的道德逻辑无法扭转他们对亲人的血缘向心力,务必要与仇敌讨还血债。这不仅体现血缘纽带的坚韧,且显示个体向伦理文化认同的力量。于是在元杂剧《赵氏孤儿》等众多相似的血亲复仇文本中,平日里继父的亲情关爱,“教的他十八般武艺”,甚至定计篡夺晋国皇位并交予养子,可是在程婴叙说其身世之后,立即宣布与屠岸贾为敌,“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4]屠岸贾多年的亲情关爱,在先天血缘与正义公道的名义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在复仇时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

数十年的养育难道在赵孤的选择中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吗?这是值得现代人深思的问题。按说孤儿应该感念屠岸贾多年的养育和教导,可是面对义父他复仇难道不会有心理障碍吗?于是在当代搬演中,编导便围绕着赵孤为家族复仇而杀掉养父的问题相继给出否定的回答。如200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国家话剧院同时推出的同名话剧,把“报仇”的故事框架完全打破,在赵孤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困惑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产生了一种开放的效果。陈凯歌的电影也重释了与现代人观念不相容的陈腐成分,而是将重心放在赵孤成长那一段,甚至重塑了经典文本中屠岸贾的奸臣形象。比如在程勃被重重敌兵包围、独力难撑时,屠岸贾在内心挣扎中转身而去。程勃连呼“干爹救我”,屠岸贾终于不忍,转身援救。这场戏既可以看到屠岸贾冷酷决绝的一面,也呈现出他被亲情撕扯乃至心生恻隐的复杂心态。屠岸贾的恶与善如此纠结在一起,使其性格变得丰富、复杂。在程勃面前,他不仅是尽心尽力培养程勃的严父,而且是带其摆脱程婴管束而享受自由气息的慈父。他带着程勃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历练,处处为其前程着想。当复仇时,赵孤同样面临这样的道德困境,必须在亲情和正义之间作出选择,而他却陷入两难的境地,直至屠岸贾的剑刺进程婴的身体,新仇旧恨压倒了他对屠岸贾养育之恩的犹豫,程勃才有足够的心理动力刺死屠岸贾。

二、程婴等忠义之士救孤行为的重释

从《史记•赵世家》到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故事核心价值都是舍生取义。忠义构成程婴和赵孤行动的驱动力,正义通过孤儿复仇最终战胜奸邪,用以暴抑暴、血债血偿的方式彰显了英雄的侠义精神。《史记•赵世家》中程婴和公孙杵臼的义薄云天,纪君祥的杂剧将“义”进一步扩大化,于是一组英雄群像在前仆后继的血泊中诞生了:程婴舍子救孤、韩厥自刎救孤、公孙杵臼撞阶自尽救孤等,正是他们的舍生取义才成就一出正义庄严的悲剧。他们用巨大的代价去存赵救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存正义的根苗,让赵孤以正义和公道之名再向屠氏复仇,恢复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因此,对于古代血亲复仇故事的两个情节——程婴舍子和赵孤复仇,大多数文本都将“救孤”作为文本核心,而将赵孤复仇置于其次。

在电影中,陈凯歌并不认同传统文本的主旨,他认为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程婴舍子换孤违背人性,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不近人情,那些忠义之士舍生赴死的举动也有牵强之处,甚至认为传统文本宣扬“高调”一直在毒害大众。如果用现代观念重释经典文本,就必须对故事主题进行更换与改动。如程婴虽冒死带走赵氏孤儿,但并非主动牺牲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不连累全城其他婴儿,程婴不得不供出“多出来的孩子”被公孙杵臼带走,不幸牺牲了自己的妻儿。在程婴主动舍子的过程中,陈凯歌将其主动行为变为被动,把保全赵孤的行为改写为无奈之举。其中程婴所表现出本能的善良和可靠,尽心尽力保护赵氏孤儿,这种忠义品性虽然不如传统文本中的惊心动魄,但形象却真实可信,平添了几分温情,更具人性化。另外陈凯歌还取消了刺客这个人物,淡化提弥明、灵辄等义士的作用,韩厥也未牺牲自己来成全程婴的义举。可以说在保持故事原型与合乎现代价值之间,陈凯歌对程婴等人舍生取义的行为进行了巧妙的转换。毕竟对现代观众而言,相比被奉上神坛的忠义之举以及善恶伦理的现身说法,个人生命挣扎与回归的过程才更有价值。

陈凯歌还通过传统戏曲结构的方式,“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5],重塑故事的结构,淡化故事的历史背景,使故事“简单化”、人物“立体化”,不仅保持原有故事的戏剧张力,也将传统故事中脸谱化的英雄人物塑造为真实可信、生动鲜活的凡人,在重述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三、复仇观念的改换

复仇主题在中国远古神话中早有原型,如刑天与天帝争神、精卫填海等。作为宗法制的古代中国极其重视血缘关系,因此血亲复仇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持续时间最长。复仇主体在宗法制社会土壤滋生、礼教提倡、复仇传统诱导以及社会舆论褒扬的共同作用下,也坚定百折不挠的复仇信念。在古代所有文本中,赵孤无一例外地按照既定程序行动的复仇机器。按照常理,赵孤在养育之情和家族仇恨之间应该是分裂的,可是痛不欲生的他得知自己身世后,并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准备“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烂斑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钅追敲残他骨髓,把铜铡切掉他头颅”[4]。屠岸贾收养孤儿的好心好意变成了养虎遗患,屠岸贾平日对他的亲情关爱,在家族仇恨面前顿时烟消云散。

在电影中,陈凯歌为让“复仇”情节更加可信,情节编织得较为复杂。他认为养孤、复仇的戏是之前救孤激烈的外部冲突和尖锐的内心冲突的表现,“救孤并不难拍,因为他的戏剧张力在那里。相反,程婴对赵孤15年的养育之恩的表现难度就很大,但又无比重要。程婴没有用仇恨毁灭孩子的一生,选择15年后让他自己选择,才能真正体现他的伟大之处。”[6]陈凯歌的阐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赵氏孤儿故事内涵的重新思考,人物不再是道德的标签,而是个体生命的实现,其中所表现的是对传统复仇观念的一种背离,甚至是颠覆。

在传统复仇文化中,程婴等义士对自己愿意守护的可以倾尽性命,对自己复仇对象的生命也可以随意夺取与践踏。一命换一命看似合情合理,好人向坏人复仇有正义内核,可问题在于程婴是否有资格以自己为轴心、将自己摆到上帝的位置,凌驾于别的生命之上替他们作决定?屠岸贾质问程婴:“你有什么资格决定你孩子的性命?有什么权利让别人的孩子为你报仇?”对于程婴而言,所有的生命支柱都坍塌,仅靠复仇来支撑父子俩的生命重量。可是在漫长的抚育赵孤过程中,复仇的生命主题变得越来越模糊,直至生命中惟一的动机消亡,亲情已渗透在彼此生命之间。当赵孤拿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时,他可以放弃报仇的最佳机会,首先确保孩子的安全。而在经历了回环往复的挣扎蜕变与纠结后,他最终将选择的权利归还给赵孤,使自己挣脱小我、狭隘的桎梏,回归人的本性。

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改编经典文本已成为当今我们面临的难题。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7],如何重述经典业已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以四大名著等影视作品翻拍所引发的争议而论,这种改编难度甚至要超过原创。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在保留经典文本内涵的基础上,剔除与现代人价值观念相悖的成分,将现代人质疑的若干问题解决,基本完成从传统至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偶有细节和对话的疏漏与牵强之处,并不影响陈凯歌对经典文本的改造功力。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39.

[3] [美]许烺光.宗族•种族•俱乐部[M].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4.

[4] 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李渔.闲情偶寄[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6] 陈凯歌.我对父亲怀有愧疚[N].南国早报,2010-12-11.

[7]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作者简介] 吕茹(1982— ),女,河南信阳人,厦门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戏剧戏曲与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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