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译介与“代言人”的合法性

摘 要：近年来，熊式一及其译剧《王宝川》重被发现并被视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实际上，这一文本与熊式一本人在当时都曾陷于一场关于“纯正中国性”的争论，海外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界、国内双语知识分子皆投身其中，这当然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翻译问题。轰动盛景与去魅之声的交错，更多显现出对于文化交流中主体身份的敏感、困惑、焦虑与反思。

关键词：熊式一；王宝川；改译；中国性

1935年8月第1卷第1期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上，刊载了钱锺书先生那篇著名的《吾国古剧中之悲剧》（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长久以来，学者们关注钱锺书在此文中表现出的那种以西方悲剧观为准绳否定中国古典悲剧的倾向，并于之后展开了一条从悲剧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学术之路。笔者并不想在此对中外悲剧理论展开讨论，却想提请人们重新看一看此文中似乎较不为人注意的开头部分：

The critical pendulum has once more swung back and there are signs that our old literature is coming into favour again. Knowing persons have also told us that there is just at present even a craze for our old literature among foreigners and that our old drama especially has all the cry in the west……{1}

（评判之钟摆复又荡回，诸种征象已示吾国之古文学正重获青睐。知人达士亦告语吾辈：目下外邦人士视吾国古文学之态度，堪言迷醉，而吾国古剧之风靡欧西，其势尤劲……）

如果说钱锺书的基本态度是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高乃依的悲剧理论角度来批判中国传统戏曲，那么，在这颇含钱氏特色的机锋之语中所提及的风靡欧西的吾国古剧热潮，则是挑起他书写欲望的更直接刺激和由头，而其语锋所指，恐怕正是熊式一所译《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在欧洲的热演事件{2}。

若在一二十年前，人们或许难以想象钱锺书曾以那么热烈的用语来指射一个听来陌生的名字。不过，在中国的近代文化名人中从来不缺乏被“再发现”者。随着跨文化交流及相关问题日益成为热点，熊式一也在近年走进了这个被“再发现”的序列。发现的结果令人惊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曲艺术跨文化交流的高峰期内，相比早已被学界热议的梅兰芳的访日、访美、访苏演出，还有那些颇为活跃的舞台流行剧目翻译，要说将戏曲译本与演出结合且皆形成相当影响者，恐怕熊式一的风头确实还要出乎其上。

熊式一（1902-1991），江西南昌人。1920年代在国内院校任教时，即致力于翻译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1860-1937）及王尔德（Oscar Wilde）等人剧作，受郑振铎、徐志摩、罗隆基、陈源推赏，但因缺少留学资历，虽经彼等力荐仍无法担任英文正教授，因此决议出国{1}。后入伦敦大学修英国戏剧博士学位，得威尔斯（H.G.Wells）、萧伯纳及巴里等人提携。1933年春，伦敦大学聂柯尔（Allardyce Nicoll）教授的提议令熊式一产生了在“中国旧剧中，找一出欧美人士可以雅俗共赏的戏，改译成英文话剧，看看可以不可以在英美上演”的想法。{2}1934年夏，他斟酌再三，选定叙薛平贵与王宝钏故事的传统京剧《红鬃烈马》编译成《Lady Precious Stream》（中文译名《王宝川》）一书③，被伦敦文艺性出版社麦勋书局看中出版，同年冬在伦敦演出。排成戏剧后保留了不少中国戏曲的舞台表现法，但主要形式是由英国演员以话剧出演，风靡一时，以致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称“1935年好像成了伦敦的‘中国年’”。{4}此戏三年间先后演出900余场，英皇室成员也前来观剧。1935年秋又登陆纽约百老汇，并在爱尔兰、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演出，在国际上掀起一股热潮{5}。

《王宝川》在英国的巨大轰动，体现为一轮对于中国文化极度好奇又极其向往的舆论风潮。频频出现于《泰晤士报》等媒体的剧评中，充斥的是“绽放的杏花”、“蝶翼上的粉羽”、“昨夜的落日”、“草叶上的露珠”、“阳光下的白霜”以及“龙、桃树、牡丹、梨花、翡翠陶瓷黄金”、“中国织锦上的金丝线”等充满诗意的美丽意象。最受青睐的是那新鲜、神奇、轻松，神话般的故事和“生动的中国家庭生活和习俗的风情画”，以及这些带给观众们“如同放假一般”的消遣感觉——这个思想朴实美好、风格清新的剧目，对身处现代大都市伦敦的观众而言，就“像一出欢乐、离奇美妙的哑剧猜谜游戏”。人们“享受着与聆听一个温和亲切、娓娓道来的故事相类似的愉悦”，“没有细致的内省，也没有分析”。很多人赞叹着此剧“对中国本土的戏曲规约的严格遵守”（这是译作者自己反复强调并向英国观众许诺的），并且为这种“有着成熟精美文化烙印”的“原始古朴”而迷醉。{6}

不过在此时的英国，也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许多人并不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品。时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郭泰祺在伦敦小剧场作演说时，竟被观众要求确认这出戏的真实性。《格拉斯哥晚间新闻》（Glasgow Evening News）认为它似乎是三四名当今欧洲最杰出剧作家的合作产物；《备忘和查询》（Notes and queries）的评论家认为这个戏可能是一个英国人的作品；荷西女士（Hosie）在发表于《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评论文章中断言一定有一个英国合作者；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知名记者濮兰德（J.O.P.Bland）甚至因不相信它出自于一个中国人而要求面见作者，当看到眼前竟是一个那样年轻的亚洲人时，他当面发出了令熊式一备感侮辱的质问：“你会说中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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