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北大：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无论你何时经过著名的北大三角地，都能看到大量的学生床位出租转让广告和北大周边的房屋出租求租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在每年春秋的学期之初剧烈增加。对应着这些信息，有一个庞大驳杂的北大“游学生”群体。

2001年 3月 22日，旁听生柳哲在北大首先提出“北大边缘人”之称谓，之后打算把一批北大游学生的故事结集成书，书未按时出版，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所撰写的《北大边缘人》序则广为流传：

不管是老北大，还是新北大，这种自由听课，都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校方有意倡导。相反，从加强教学管理的角度，如此“自由散漫”的课堂，是不可取的。至于为何屡禁不止，只能理解为传统力量的强大。当初老北大之所以默许“偷听生”存在，一是学校管理不严；二是实行选课制度，教师不可能认识课堂上的所有学生；三是每门课选修的学生不多，教师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多收几个热心向学者；四是基于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观念，潜意识里相信，人类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但又不宜公开提倡，否则，现实中的大学（古今中外），根本无法经营管理。

从过去的“旁听生”、“偷听生”到今天的“边缘人”、“游学生”，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北大校园里学习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人的听课选择有了相应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时，来北大听课的学生多数都选择人文专业的课程。二十年后的今天，则变成了法学和经济管理类专业大热。与往日的课堂“先来的有座位，后来的靠边站”不同，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不得不规定要把前五排的座位留给选修本课的学生，而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因为某段时间旁听生数量太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学院不得不在那段时间内严格执行听课证制度。

变化的不仅仅是专业方向上的选择。据记者在北大周边的调查了解，发现绝大多数租房者都在准备考研或者考MBA，可以说他们今天的“旁听”是为了获得正式进入北大的通行证，这与多年前“旁听生”单纯为了获取知识而来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获取学识和学历以外，促使一个人加入“北大游学生”行列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们采访的 “北大游学生”刘晓光说，北大就像一个精神避难地，她要做的爱心事业，只有在北大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平台；作家王少农说让他走进北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更容易生存下去”；而著名图书策划人陈子寒则反对过分渲染或者神化“北大游学”经历的行为，他说，北大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她就像一个磁场，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不由自主就会被她吸引，我们很多人的北漂故事，都与北大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发生着或紧或密的关联。

这个“巨大的磁场”为什么是北大，而不是一墙之隔的清华，或者别的学校？王少农说除了北大一直以来秉承的传统以外，最吸引他们这些人的其实是北大的“平民”精神。在从小生长于农村的王少农看来：清华是“工业”的，具有大工业社会严谨、机械的特性；而北大是“农民的、平民的”，像土地一样让人感到温暖、放松。

这个选题的开端，源自2005年８月上半月记者采访北大假博士刘志刚一案时和一些北大朋友的交谈。原以为这会是一个和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话题，但是，在近20天的深入采访之后，采访的主题悄悄地发生了转移：与其说这是一个个教育故事，不如说是一群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追求：中学教师刘晓光的北大故事，基本上是一个心灵故事；身家过亿的温邦彦来到北大，他要圆的是早年被耽误的“物理学家”梦想；而柳哲则早已把这个地方与他的人生事业紧密捆绑在一起……还有诸多人的游学故事，他们都令我想起杰克·克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一书中对永远“在路上”的人们的一句描绘：“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故事一

王少农：一进北大，梦就醒了

生于1975年，四川泸县人。1997年来到北大，199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竹林七贤》后离开。作家，或可说成“畅销书”作家。出版有《东晋风流》、《老子处世真经》、《孔子做人绝学》、《三国谋事变术》、《庄子改变一生的心态》、《孟子敢于选择自己》、《禅的哲理》等书。

王少农的老家在四川泸州，那是个以李白和酒闻名的地方，他的外公研究《红楼梦》，这样的家庭算得上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听多了李白的传奇，读多了李白狂放的诗歌，少年的王少农不由得便做起了不同寻常的少年梦。他渴望像李白那样执酒仗剑行遍大江南北，四处流浪。为思慕古人，仿效先贤，高中还没毕业，便给自己理好了一个庞大的游学计划：沿着长江而上直追源头，然后再漫游祖国各地。

“现在想起来，应当有很多理由，但是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就是小青年单纯的理想主义，一种渴望自由的冲动，想做什么就去做了。”高中的第二学期，他揣着学费，开始了第一次游学流浪。尚未走出四川，败北而归。之后他一边在父亲开办的厂子里做学徒，一边自学古典文学。几年后，父亲要到青海办厂，他随父亲到了青海，就这样，青海师范大学成了他游学的第一站。他在青海师大听历史和哲学课程，他的聪明好学和偶尔的故作狂放姿态，引起了师大老师的注意和学生的追捧。

1997年春天，在青海师大待了三年的王少农决定离开，只身来到北大。“我想北大这地方文人会集，自己的机会应该比较多。刚进北大的时候，想做学问，想写作，还想发财，想了很多很多的不平凡。但后来日子就是平凡的。”

他永远记得进入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未名湖边足足欣赏半天美景，直到太阳落山，就挪进树林，找了一把长椅，以箱为枕，一觉睡到了天亮，就好像是回到了家。第二天早上，他在湖边略一洗漱，一路打听34楼找到一个以前在青海认识的朋友。那位朋友告诉他想在北大听课很容易，只需要去一教、四教或办公室去抄课表照表上课就可以了。抄好课表，就去找房子。由于北大附近的房子都太贵，他以100元一个月的租金租住在上地一带。从此，开始了在北大的游学生活，每天早上凌晨即起，步行10里到北大，旁听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程。

“北大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一个‘情’字。北大师生都是性情中人，可称‘性情北大’；其次便是‘学’，当然在文学与学术上，高于北大师生的大有人在，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北大的崇高地位。北大之‘大’，在于藏山纳海，包容乾坤。”王少农说得字斟句酌。在青海，像王少农这样游学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青海他虽然有很多朋友却是孤单的；而踏入北大，这里有很多因为文化而聚集起来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失群的羊羔终于找到羊群。

在北大的三角地带，他很快认识很多朋友，如著名诗人俞心焦与熊晋仁等。也和季羡林、钱理群、王博等师长建立了良好感情。他在一个有关鲁迅的座谈会上认识钱理群老师，以后就常去听钱老师的课。有一次王少农实在没钱吃饭了就找钱老师借钱，钱老师似乎毫不考虑就答应了，还说了好些鼓励的话。

在北大，王少农逐渐过得如鱼得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温习，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后来常常称自己是北大的“偷艺者”和“侵略者”。即使如此，王少农也丝毫不愿粉饰自己的“游学”生活，他说，如果要解释他在北大一呆两年的原因，在“求知”和“混饭吃”中，他宁愿选择后者。

王少农笑言，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就在北大的食堂里喝免费的稀饭。“这很像古代寄居寺庙的士子。当然你喝这免费的稀饭也是有学问的，先去的话就会比较稀，晚点去就比较稠，但是去太晚了就没了，所以能刚刚赶上的是很幸运。”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王少农的生活一度非常艰苦，甚至连100元房租都交不起了。他做过搬运工，在西直门的东方搬家公司做了一个月苦力。最后，是北大的那些朋友帮助他度过了窘境，供他吃供他住。在朋友们的介绍下，王少农开始在听课之余做图书编辑，同时也写一些文章赚取稿费，这样的生活延续至今，成了他的职业模式。

1999年，在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竹林七贤》之后，王少农离开了北大。“离开，是因为找到了更好混饭吃的地方。”

漫游祖国各地，曾经是王少农的青春梦想。离开北大后，他说自己突然之间就对漫游失去了兴趣。“如果说青海是我流浪的起点，那么北大便是终点。北大作为终点站的特征异常明显。我一去北大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有才华的人那么多，做学问的人那么多，我一进去，那些对于自己不切实际的梦就全醒了。梦醒了，对于生活也就有了更加切实的期望，期望有改变。在北大，我完成了这样一个自我改变。”

“在外面打工，做编辑，生活，写作。这样似乎更为领悟北大的精髓。北大有着极为平民化的精英文化。慢慢地，你会发现，住在外面和住在北大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过日子，和一群谈得来的朋友聚会聊天。”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这是孔夫子最为推崇的颜回的生活方式。王少龙说：“北大留给他的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生活方式的影响。”

故事二

陈子寒：向北大靠拢

生于1976年，湖南邵阳人。著名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了包括《在北大听讲座》、《大学演讲录》、《新诗界》、《爱你就像爱生命》及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走了一万一千里路》等大量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读物。1996年来到北京，最初三年常到北大去听讲座，后来因为工作忙，去得少了。但是，“即使是约人见面，也习惯约在北大”。

“不要问我方向在哪里？到处都是东南西北。”陈子寒用他一个诗人朋友的句子概括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作为出版商，需要对市场有着清晰的判断，而我经常丧失方向。”这是一个可能会花上很多时间在内心深处生活的人，这点印象，在做完采访之后，变得更为清晰。

1976年出生的陈子寒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对别人说自己生于1973年。陈子寒认为把他纳入“北大边缘人”群体有些勉强，他甚至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与北大的关联就是住在北大，或者在北大混得很熟、认识很多人的话，那我和北大就没有多大关联，如果非要说有，更多的只是一种内在的关联”。

他说：“北大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精神上的存在，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会莫名其妙地向她靠拢，不由自主地被她强大的力量所吸引，我们很多人的北漂故事，都与北大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发生着或紧或密的关联。”基于这个认识，他反对对于“北大边缘人”这个词的过度渲染。他说：“‘北大边缘人’这个称谓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过多地渲染这个词，以及自己的边缘生活经历，就会有些矫情甚至可疑、不可靠了。”

1996年冬天，陈子寒第一次进入北大。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前，伫立良久，“看完碑文，我被震撼了，可能第一次进入北大的人，都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而我的感受，也许要比一般人更为强烈。”

“刚来北京的几年，我在北大听了很多讲座。那时隔几天不去北大，就会心里不舒服。只是后来工作忙了，去的次数少了一些。”

与很多北漂者艰辛的生存故事相比，陈子寒觉得自己似乎受到了老天更多的眷顾。

来北京的第一年，陈子寒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事。那个公司还莫名其妙地经营图书，陈子寒在这里学习到了做图书方面的相关经验。1997年，他和朋友一起成功策划了一些项目，有了一点资金。1998年便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朝花’一词源于‘五四’追求自由、探求真知的精神谱系，象征着朴素向上的文化理想。朝花公司秉持‘自由思想，独立品格’的坚定的人文主义立场，以‘文化担当’的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记录时代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呈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细微感受。”这是在创业之初，陈子寒写下的公司文化精神。“几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能准确表达我的心情和追求。只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该有一定的追求和担当，这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刚做书时，有热情，但没有经验。直到2000年夏天，陈子寒的公司才开始盈利。他策划了《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将之定位于“通俗的思想读物”，以比较好的市场运作，使得讲座类图书进入公共阅读的视野。

六年来，陈子寒一直实践着自己心中那个朴素的文化理想。2004年策划出版的王小波、李银河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2005年出版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等关于王小波的书，都是秉承着自己内心的价值尺度，做出的令一批共通的心灵欢欣喜悦的书。

我们谈到诗歌。陈子寒说：“诗歌留给我的影响，在内心里一直没有消减过。”六年中，他不惜将很大一部分力气用在诗歌出版上，总共出了11本诗集。他说：“ 2005年初策划出版的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走了一万一千里路》，是惟一一本没有赔钱的诗集。”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印象中，陈子寒对他周围的世界总是心怀感恩。做了这么多的好书，他说这都不是因为他的努力，而是出于老天的关照。“我感到幸运，这些书都恰当地表达了我最初的想法，我很庆幸，老天让我碰到了这些好题材。”近一段时间，他常常感觉自己丧失了方向，“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肯定是在追求一种有品质的东西，要做出一些具有阅读价值、展现人性美好的东西。”

离开的时候，陈子寒开车从公司所在地健翔桥“顺路”把记者捎到皂君庙，临下车的时候，他对记者说，“我去一趟北大”。

故事三

刘晓光：在北大将“爱”进行到底

刘晓光，年龄不详，黑龙江大兴安岭人。“爱心讲堂”发起人和坚守者。她于1999年底来到北京，至今依然居住在北大的女生宿舍楼里。

2001年的秋风萧瑟中，一个女子坐在未名湖畔的长凳上，用一张洁白的纸写下自己的理想。之后，她用树枝在湖边小山上挖了一个小土坑，把这个梦想种植在未名湖畔。这个女子就是刘晓光，她种植的梦想，是一个关于爱心事业的梦想。刘晓光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乎心灵的故事。

来北大之前，刘晓光是东北某所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教书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痛苦。我每年就教这么几本书，就告诉学生那么几个标准答案，我看不到这个工作的意义。有一篇课文《宋定伯捉鬼》，我在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了很多很多，鬼和人互相背对方，然后鬼问人怎么这么重，怎么过河有声音，人就用假话骗他；而人问鬼它最怕的是什么，那个鬼很纯真，他就老老实实回答说了他最怕的是唾液，最后到了集市，人口吐唾液把鬼变成了羊，竟然拿去卖了钱。我们一直表扬这个人多么有智谋，而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连鬼都不如。”

“我无法想像，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教给学生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有的学生，读完研究生读完博士，学了很多很多知识，却也被教育成了一个空心人。”

她尝试着对学生进行全人格教育的试验，转到一所私立中学教书。然而，这个体制外的地方也令她失望了。1999年底，刘晓光毅然离开黑龙江来到北京。“虽然还不明白自己具体要做些什么。”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她开始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培训部做讲师，主要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励志、演讲方面的培训。在这里开始了她关注大学生心灵成长的事业，业余时间常常在北大听讲座，在北大她听了不下百场的讲座。因为和学生交流方面的需要，她的选择逐渐集中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尤其是方新博士和田琳老师等的讲座，使她获益良多。

按照刘晓光最初的设想，她要办的是公益性的心理辅导组织，以人人参与、亲身体验、互动交流的形式存在的一个NGO（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但要靠她个人的力量支撑起来这样一个组织，谈何容易。首先是在知识方面，虽然做了很多年的中学教师，但是和大学生交流，对于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是陌生的；其次，自己专业的知识也捉襟见肘；而且初到北京的时候，她的性格还很内向。为了克服自身的弱点，她报了许多的培训班提高自己。她前前后后参加了二十余次的培训学习，获得了大大小小一堆的资格证，例如NLP简快心理学方法培训，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培训等等，一步步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做准备。

2002年底，“爱的讲堂，心灵之路”在农业大学进行了首次系列讲座，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接着“爱的讲堂”走进了北大，得到很多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在做“爱心讲堂”时，她给自己起名美妙。 她说：“心上面有三点，那是心灵之花，真善美，我在家排行老三，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叫美妙。” “爱的讲堂”深受学生欢迎，“美妙”这个名字同时也成了不少北大学生心中的“美妙”源泉。不少学生参与其中，这里面，有中国的学生，还包括不少的留学生。

“曾经有个以色列的学生叫夏娃，长得很可爱，却是个特别自卑的女孩。原来，她自小父母离异，一年两年才看她一次，她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很少得到鼓励和肯定。于是，我展开了一次以寻找自己优点为主题的活动。轮到夏娃时，她说能不能不讲优点，因为自己实在没有优点。我说你别着急，我们给你一周时间，下周五的时候我们再来。一周以后，她依然说自己没有优点，还是要讲缺点。我说那绝对不可以。然后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在下面一条一条地写上他人观察到的她的优点。我写一条，就问她有这个优点吗？ 她说确实有，马上认真地记在本子上，记了整整一页纸。”在和刘晓光交流的过程中，夏娃变得自信开朗了起来。现在每次看到刘晓光，都会亲热的叫声“美妙”，马上跑过去紧紧拥抱。

渐渐地，找刘晓光咨询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聊天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四个，刘晓光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和这些朋友见面。在他们面前，她就是以一个朋友身份，静静倾听，或者安慰。说起北大今年接连发生的几起学生自杀事件，她特别痛心。她说，如果这几个学生做出决定之前，拨打了她的电话，或者向外界寻求过心灵帮助，那么，这些悲剧都可能不会发生。这促使她更加决心要做好“爱心讲堂”，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北大校长听说刘晓光在义务地做这样一件事情，特别嘱咐秘书带话给她，希望她的“爱的讲堂”能在北大一直办下去。学校还特许刘晓光在北大学生宿舍租一个床位。

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爱的讲堂”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进行。后来国际教育基金会提供给她一个工作，但是也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常常入不敷出。最困难的时候，她一天三顿只吃馒头就白开水，花费不到一块钱，但遇到找她谈心，她总是细致耐心，电话费一去就是好几块。刘晓光目前在北师大心理学研修班进修。每周末上课，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国际教育基金会上班。她住在北大的宿舍里，衣食简朴。

“其实经济困难并没有什么，最主要的是孤独。有一次和曹文轩老师聊天，我说不知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么个‘绝路’上来了。曹老师说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个事情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是很多代人的问题，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都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它不是立竿见影的。你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要挺过来才行，要是你一辈子做出来这么一件事，那你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么一些话都能给她很长时间的鼓励。杨澜、许戈辉、倪萍、厉以宁等诸多的社会人士听说了她所做的公益事业，都给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这些鼓励以及学生们的需要，成了她战胜重重困难的精神动力。

她相信，当她自己的力量有足够强大，在更多心灵的需求中，她理想中的爱心ＮＧＯ组织，定能建成。

故事四

温邦彦：

靠近北大做“ 科学个体户”

生于1947年，浙江瑞安人。浙江永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十佳民办学校浙江省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校长，中国民生银行发起人兼股东。身家过亿的民营企业家，成就卓著的“民间科学家”。1992年开始在北大游学，先后与50多位北大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学教授交流。

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对温州商人温邦彦来说，1990年的遭遇骨折就是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偶然事件。

1947年出生的温邦彦属于文革老三届那一拨人，赶上了上山下乡，1966年高中毕业他进了母校的机械厂做自费学徒，20岁出头就因完成多项技术革新破格晋升为七级工。1981年自己创办科技企业，1985年创办私人技术学校和私人研究所。他先后发明了多功能电磁阀、三位电磁阀、反冲过滤阀和隔离自控阀等，在我国实施专利法的第一天，他一下子申请了3项专利。他成了温州市第一位中国专利权人，随后又获得3项美国发明专利，且先后获第1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第36届世界发明一级骑士勋章。

“电磁阀、减压阀、自控阀产品，我们现在是国内的龙头企业，神州五号卫星发射基地，还有毛主席纪念堂的空调，都用到了我们的电磁阀产品。”他的助手自豪地告诉我。

这条轨迹到1990年，突然就有了一个分叉。1990年之后，温邦彦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从实业转向了基础科学领域。时至今日，“实业经营移交给助手打理，实业成了副业”。

“1990年发生了一些事，首先是当年全国治理整顿银根收紧，整个大气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另外，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住招待所的时候摔了一跤，腿部骨折，在家里半年不能出门。这半年我看了很多书，想了很多事：成功和成就的区别在哪里？成功追求空间的价值，成就则追求时间价值——你的业绩不仅被你同时代的人所赞扬，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惠及后人。”

“一个企业就算做得再大，300年后又能怎么样？可是300年后，牛顿还是牛顿。”

就这样，从1992年开始，这个儿时就曾梦想要做物理学家、享有“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以及1989年全国劳模荣誉的人，带着和其他游学者相比完全不同的人生履历以及诸多物理学、数学、逻辑学基础领域的问题，频繁出入北大、中科院。温邦彦游学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物理、数学、逻辑学这些基础学科，这一点与大多数游学者选择的经济管理或者人文类学科不同，更与诸多公司老板直奔EMBA而来截然不同。

1995年，为了方便在北大的游学，他花费一百多万，在与北大南门一路相隔的中成大厦，购置了一套复式住宅。这是当年中关村地区最早的商住高层，他一方面把公司的办事处设在这里，又给自己学习提供了方便，真可谓一举两得。

他说自己来北大也不是为了听课——“主要是找教授们请教并探讨，这些学科的理论中还有很多疑问需要研究讨论。”1992年以来，他在同乡的引荐下，先后拜访了北大的五十几位教授。

一块在北大勺园用完中餐，我们转移到世纪大讲堂前，坐在台阶上听他阐释由他发明的“三维五行辩证法”。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客座教授兼现代逻辑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还研究了诸多逻辑学里的悖论，著有《悖论与逻辑》一书。悖论是逻辑学里的历史难题，听他用“五行辩证法”对古希腊著名的“半费诉讼悖论”的分析，记者似懂非懂。

他反对霍金把“宇宙大爆炸”的假说说成是理论。他认为无论从逻辑学、物理学还是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假说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去年，霍金自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一些理论。

他批评康托的无穷理论，认为它没有分清无穷的进程和终结，虽在描述“实无穷”却又混淆了“潜无穷”。

甚至，他还批判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被认为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逻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哥德尔是与其比肩的智慧巨人，该定理对哲学、逻辑学和数学影响都很大。“明天（8月21日）上午，我在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史所有一场讲座，专门讲‘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有没有错。”

2002年，他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了北大讲坛，且先后两次出席了世界数学家大会，并在会上用英语做学术报告；他还应邀出席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哲学大会。“但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域有着很奇怪的现象——裁判员是由运动员兼任的，批判权威是要得到权威批准的。” 温邦彦整整当了15年的科学个体户。作为一个民间科学研究者，要想获得的公正评价太难了。

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他的很多精力都消耗在争取获得公正评价的这件事上。在2005年８月30日的第四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他应邀将做的报告题为《尽快建设民间科学创新的认证体系》，他呼吁中国率先建立保护科学创新的法律制度，还打算捐资500万元给名牌综合性大学或中科院，创建世界首座独立的逻辑数学博物馆。

“至于未来，我想过了，65岁前尽量推广自己的学术成果。这不仅是对我自己有意义，而且对人类贡献重大，让下一代人不再被一些错误的知识贻误；65岁之后，如果还得不到公正评价，那我就回家专心写书，让后人去评说吧。”

故事五

柳哲：寻梦北大，扎根北大

柳哲，生于1970，浙江金华人。青年社会活动家，北京东方文化馆馆员，中国家谱网站总策划。1996年作为旁听生来到北大，至今尚未离开；2001年3月发起并策划了“北大边缘人”文化讨论，被媒体称为北大游学群体的第一代言人。

9年前的初春，柳哲带着父母积攒多年给他娶妻成家的3000元钱，以及七八十公斤重的有关曹聚仁的研究资料，开始了北大寻梦之旅； 4年前，他发起并策划了“北大边缘人”文化讨论，至今仍然广受关注，而柳哲本人，俨然成了北大游学群体的第一代言人。

第一次拨打柳哲的电话，是在中国博客网上看到他的《谁是北大假博士背后的黑手》一文之后，他在博客里详尽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手机、座机、邮箱、个人网页以及通信地址。电话的末尾，不知不觉间就被他将话题转到了自己正在进行的柳氏族谱研究。令我惊奇和困惑的是，原本名叫展禽的柳下惠何以就成了柳氏先祖，还有，难道天下姓柳之人都可以称柳下惠、柳宗元是自己的宗亲？

柳哲为人热情而健谈，这一点，在去年北大法学院的百年院庆上，记者就稍有领会。７月26日的见面，于我们不是第一次，在未名湖的诗歌朗诵会上，在某个经济论坛，我确信自己都曾经见到过他的身影。

柳哲初来北大时的艰难故事，可以在很多网站上找到。自七月开始在方兴东的博客网站撰写专栏以来，柳哲又为自己和这个群体掀起了新一轮的媒体关注热潮。

对于9年北大生活带给柳哲的改变，用北大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的话来说：“1996年，柳哲刚来北大的时候，说得不好一点，就像一个民工；而现在，他的言谈举止，都有了一些青年学者的派头。他进行的曹聚仁研究和族谱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他把自己定位为北大边缘人，也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9年前，正是张兴根老师的书信和热情帮助，柳哲来到了北大旁听。一所大学就这样悄然地改变了一个人命运，我知道，这样的故事，在北大还有很多。

在博客中国浏览柳哲的专栏，会看到诸如《柳下惠柳公权柳永族谱在京被发现》、《浙江青田发现柳宗元后裔聚居地》等文章，而《青田发现柳宗元后裔借势打造柳宗元文化》这样的文章，则让我明白了柳哲进行族谱研究的现实动因，他说：“将家谱研究与旅游业结合后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996年从金华来北京的柳哲，从来没想到日后会希望自己走上“儒商”这条路。“当时不仅没有想过，而且对从商有抵触心理，觉得自己肯定是要走学术研究这条路的。一直到了2001年，看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边缘人经济状况都很成问题，这根筋才慢慢转了过来。想立人必须先立己，开始承认企业家毕竟也为社会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让柳哲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年他在北京成了家，并且在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女儿——柳京慧。

柳哲现在的家在北大东门外的吉永庄，由三间小小的平房组成，小小的客厅同时被布置成了曹聚仁纪念室，这里也几乎是北大边缘人的联络站。

说起“北大边缘人”这个概念，柳哲说：我的界定是非北大学籍、户籍的，却在北大旁听、游学、进修、访学、考研、打工、创业的，这样一个群体的人。从外在形态来说，这是一个在北大周边生活的群体。我在2001年提出这个概念，并没有要标榜什么的意思，当时纯粹是我个人现状的描绘。我不是北大人，可是我又一直在北大工作和生活，于是就想到了边缘人这个概念。我一提出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于是就逐渐起了一定的影响。”

“客观上也许是沾了点北大的光，可主观上是没有这个意思的。绝大多数来到北大的人，目的都是很明确的，因为，毕竟环境带来机遇。我觉得自己作为北大边缘人，是一种很好的定位。而且，北大边缘人这个概念，一天两天消失不了。只不过，目前的网络社会打破了地域限制，诸多向往北大的人，他们不住在北大周边，却构成了一个网络上的北大边缘人群体。这是时代的进步，这个概念在慢慢淡化地域特征。”

“来北大游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打算在北大考研，提前来熟悉一下北大的课程；二是周边其他大学的在校学生慕名而来，旁听名教授们的课程，感受北大的学习氛围；三是在北大周围工作的在职人员，到北大来寻求他们有用的信息，听一些知名企业家演讲或是充电培训什么的；还有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理想青年，单纯为求知的目的来北大寻找答案。”本报道正是基于在柳哲这里获得的对于“北大游学生”的这样的信息。

柳哲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东方文化馆馆员，浙江金华中国家谱网站总策划。靠着稿费和给一些文化产业做项目的策划费维持家庭经济收入。几天前，柳哲注册了一个新闻线索博客，专门向媒体提供发生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新闻线索，这个头脑敏捷的年轻人，也许又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庭收入“经济增长点”。

推荐访问:永远 游学 热泪盈眶 北大 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