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公平,教改不息

贵阳夏天的气候吸引了我，在贵州原省长林树森的鼓动下，几年前我同老伴在贵阳买了房，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到贵阳避暑，我也算是一个贵阳人了。今天和大家聊聊有关高考和贵州教育的话题。我一直在高校工作，对高校招生和改革这两方面的情况比较清楚，而且有较深的感受。

高考的过程其实也是教育改革的过程，1977年以后高校的变化比较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6年后的1972年开始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南京工学院完整地教过73级和75级工农兵学员，后来因为张铁生白卷事件，取消了所有在校工农兵学员的考试。这种做法其实害了这些学生，这些学员中有的要出国深造而没有成绩，只得又给他们补填成绩，费了好大的劲。1977年开始，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文革”后第一次恢复了高考考试制度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这一年我在南京工学院参加了77级的招生，77级的学生虽然被耽误了10年，但是大部分都很优秀。

自从高考恢复后，教育改革就没有停止过。那时按李政道的建议，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搞了个“少年班”；先是在中国科大试点，后来扩大到13所学校。那時我是南京工学院的副校长兼教务处处长，也管过少年班。从工农兵学员到全国统考，其实这里面主要是想解决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大部分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背景就有些复杂了。这些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当地的公社推荐上大学的，那个时候的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大队长、大队书记这些人的权力在当地很大，除了上述这些人的关系外还有当地各级政府官员的子女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把许多老三届优秀的知识青年挡在大学门外。当地的医生、教师在农村很吃香，他们的子女多被推荐上大学，我所在的南京工学院情况就是如此。医生、教师的孩子上大学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因为工农兵学员招生政策剥夺了多数考生升学的权利，给各种有权者开了方便之门，剥夺了不少优秀人才上大学的权利。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是小学、初中水平，文化层次低。我教过的几届工农兵学员的数学，基本上都要从例如1/3加1/2这样的初等数学教起，一直讲到高等数学的微积分。这些工农兵学员不少人学习很努力，后来也有不少成才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大学教育浪费了教育资源，同时把一大批可以成才的青年挡在大学门外。1977年恢复高考，操作上虽然有些缺陷，但是客观上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基本上公平。当然分数这个因素也不是绝对公平的，对一些“偏才”、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有时候往往因为一分之差就会被刷下。所以，教育部除了搞“少年班”，又搞了免试生。一些学校被批准有招免试生的权力，而一些中学同时也有了推荐免试生的权力。这样一来，又产生问题了。我们知道中学追求的是升学率，所以中学推荐上来的免试生往往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知道，最好的学生肯定是能考上大学的。为了保证升学率，推荐上来的免试生大多是二三流水平或者是些同中学校长有很好关系的学生。因此，在推荐大学自主招生时，也会产生不公平。经过几年的摸索，大家普遍认为免试推荐上大学的方法并不好，于是名额逐年减少。后来又冒出一个招“特长生”的花样来，也产生了不少弄虚作假的问题，这些特长生录取进重点大学的分数比其他学生要差几百分。我在东南大学教过体育特长生，这批体育特长生录取在土木建筑系建筑管理专业。虽然他们的体育确实不错，但是相关专业课就很吃力，如弹性力学课程考试，5个学生的考分加起来不到60分。以后虽然对真正的体育特长生的专业考试方法做了一些针对性调整，但是各种弄虚作假钻了降分录取和学习照顾的空子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与现实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还有一个过程。在中国只要有渠道，就会有作弊的机会。因此，杜绝各种弊端的发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国家规定让一些体育尖子、世界冠军免试保送到重点大学学习，这又使一些人有了弄虚作假的路子。我到中大的时候，就发现体育教研室的人一个个都想做官，连选一个党支部委员都要请客吃饭。原来，他们是在争权，想要有招收特长生的话语权，很多高校在这个问题上都出事了，有的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说高考改革牵动全局确实不假，高考制度的每一项改革都有招致负面影响的可能。又如，通过科技竞赛的成绩，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加分或保送。我在一个985大学巡视时有人举报，一个大学副校长的儿子参加全国科技竞赛所做的项目与这位副校长在学校所做的课题一模一样，而这位副校长所做的这项课题，是花了国家几百万科研经费才成功的。但是，他将此科研课题用其儿子的名字去参加全国科技竞赛，获奖后，儿子靠此奖项被保送进了大学。后来，这条上大学的捷径垮掉了，但又来了个“奥数竞赛”成绩可以增加高考分，于是社会上一大批“奥数班”应运而生出来找钱了。

高考改革既要坚持高考招生的公平性，又要避免一分定终身、给有特殊才能的考生一个升学的通道。那些通过权势招考之风可能会暂时挡住，但又会冒出一些钻空子的路子。通过十多年的整治，上述弊端基本上搞干净了，但是“港澳生”、“海外生”招生还存在弊病，一些所谓“港澳生”、“海外生”根本就没出过国，而是其父母花钱买了港澳或海外户口。因此，高考改革与社会的进步、道德的净化程度有很大关系。这几年，教育部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一直都在主动和被动的矛盾之间搞改革。中国的教育发展需要建立一种诚信机制，比如，怎样相信学校、大学校长自主招生，每一环节可以在网上清楚明白地公示，用实名制，理由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大家都能透明地看到大学校长行使的权力，这样做应该是可行的，但是目前还做不到。

现在的自主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招生，目的就是坚持教育的公平性。相对来说，全国统一高考在许多不合理因素中应该是相对合理的，这也可推动自主招生。

我是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属国家教改办，成员有26名，包括社会各方面的专家，如有两弹一星、航天等科技部门的专家，由教育部长担任秘书长，由国务委员刘延东主抓这一工作。第一次会议发给我们80万字的材料，两大本，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各方面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内容：第一，坚持教育的公平性，包括地区差异；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就是尊重各个地方不同的教育差异；第三，逐步的稳步推进，其内涵就是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上综合测试、综合测评。国家原则上规定的就是三门：语文、数学、外语；另外各地区决定学生可以选其他三门。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考试科目不要太多，第二减少每门课程考试的权重，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各地根据本地的情况拟出方案，报教育部。我参加了上海和湖南的考察，上海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也较高，做得比较规范。为防止学生偏科，要求学生高中阶段每门课都要考，根据学生选择，对文、理科采取不同的计分；如学生选择的是文科，他的选考科目中涉及文科的采用百分制计分，涉及理科的科目就采用“合格”、“不合格”计分。这样做到了既防止了偏科，又照顾到学生的选择，根据学生选择文理科对选考课程的权重不同，记录平时的成绩，这样又能防止高中阶段一味注重应试教育。由于各地区教育发展差异很大，所以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的政策。条件成熟就先试行，如浙江、上海今年就先试行“新高考”。

今年高考改革对考试课程的门数压缩了，考试形式也压缩了，另外对时间放宽松了；所以这次高考改革在社会上反响不是太大。

细节上，还存在要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如异地高考等。由于存在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所以也是要因地制宜。还有，试卷先是全国统一试卷，后再下放到各省，现在又统一回来了。不管怎样反复，重点是坚持教育公平，坚持教育的规律，坚持人才成长的规律，让不同的人能充分享受教育的权利。

我再补充谈一下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名额很有限，就是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多一条路走，不要一考定终身，让有特殊才能的考生有升学的通道。除了统一考试而外，还要安排专门特殊的测试，自主招生考试严格按国际规范形式操作，如由不同学科教授对一个学生进行综合性考核，考核分数作为录取参考。当然，这在国内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改革的方向。要接受中国过去受计划经济影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教训，循序渐进地逐步放开。我认为中国的高考从大的模式上来看基本是科学的，既有学校一定自主权又有全国统一的考试，而且针对各种各样弊病随时设下关卡，杜绝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2012年、2013年我任中央第42督导组组长时，到中国人民大学督导时正碰上中央巡视组在人大查出了涉及招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去是了解整改情况的。由于人大领导班子不健全，校长太强势独断专行，校长和招办主任自作主张，招办主任将降分招进校的学生转到高分录取专业。此事被查出来后，虽然有关部门对当事人分别作了处理，但影响很坏、教训深刻。

我在中大的时候，每年招生都严格依分数顺序录取，一分不让。有一年，应中大教职工们的要求，我们曾经为了照顾本校教工子弟，4位校领导一起签名向省里汇报能否对十几个教工子弟只差中大录取分一两分而破例录取，后因省里不同意未能实施。自从恢复高考以来，中山大学从未越过录取红线。

我和贵州结缘是新世纪的事，上世纪我对贵州的印象还是从来贵州出差的同事处得来的，还停留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印象中，谈到贵州，只知道黄果树瀑布和遵义会议会址。

2004年，教育部决定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院校和没有211学校的省份搞省部共建地方大学；先提出组建211院校，开始是建14所，后来扩大为18所。我是省部共建咨询顾问，又是教育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有机会多次到贵州调研贵州的高校教育。当时贵州的每一所大学给我的印象都很弱，全省大学的博士点加起来只是个位数。教育部部长周济向贵州提出，必须先把贵州大学和贵州工业大学合并，然后再搞省部共建。我就是这时到的贵州。当时我们中山大学贵州校友会也出面接待并参与和各高校的联系；在贵州省政府分管秘书长的陪同下，我和中大校长黄达人先后到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学院、贵阳医学院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我在贵大作了一个报告。在省政府、省教育厅的建议下，我们把全国本科教学评估专业设置年会放到风景如画的贵阳花溪来开，这样对贵州高校专业设置和贵州大学进入211就会有更多的支持。从此，我同贵州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我又负责对贵州大学211的评估工作，又多次來到贵州。从2004年到现在，我几乎每年都来贵州，亲眼看到贵州的变化，感到贵州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确实同十多年前大不一样。

到贵州大学去作211本科评估的时候，我是评估组长；而评估组组员都是来自十多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教授，贵大很担心我们会不会用重点大学的标准来要求他们。通过多次同贵州大学的班子接触，使我觉得贵州大学有几点让我感受很深，触动很大。

第一，贵州的大学改革开放前有少数从国内名牌大学来的教师，改革开放后，由于高校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国内名校毕业生除了贵州生源外，到贵州来扎根的很少，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贵州的大学培养各类人才。当年有材料显示，百分之七十左右农业技术、信息技术人才，各类管理人才都是贵大等校的毕业生。我在评估反馈报告中写道：“贵州大学为贵州的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贵州大学在资源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办学。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到贵大、农院，印象中农学院就是破破烂烂的，像农村一样。但是，贵州大学只用了300万就建成了一个功能非常齐全、品位很高的文化书院，这在南京、广州是不可能办到的；体育场馆也是一个钱掰成两半来用建成的，这说明贵州大学会精打细算、效率高、不乱花钱、很务实。

第三，贵州教师、学生比较朴实。

2007年对贵州大学进行211本科评估时，当时贵州省长是林树森，他之前是广州市委书记，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领导，对中山大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在贵州大学讲林树森在广州办大学城的事，说那是一件很有战略眼光的政绩。当时贵州大学的书记龙超云、校长陈叔平还没有向林树森省长汇报过关于贵州大学同教育部省部共建211大学进行评估的事，听我这一说得到了启发，龙超云马上就给林树森打电话，说中山大学的书记正在贵阳，负责给贵大申请211本科的评估。林树森一听马上推掉了一个重要接待，专门接待我和贵州大学的书记、校长。见面后，我介绍了在贵大的评估工作，特别提到他们缺少经费。林树森一听当场表态：我虽然来贵州不久，现在省里财政还比较困难，但是只要一有钱，一定会支持贵州大学。接待中林树森还说，他到贵州来主要做好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打通贵州和沿海的通道、拉近珠三角同贵州的距离、建立贵州和广州的联系，正在对贵州到广州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进行规划。那时还没有提高铁，只是讲道贵州的原生态风景和天然氧吧、凉爽的夏天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广东商人到贵州投资。我就是在这次同林树森座谈后，在贵阳买了房，夏天专门来避暑的。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底经林树森批准，一个亿就给了贵州大学，这在当时来讲很不简单。贵州的领导对贵州高等教育的支持是实打实的，更关键的是贵州省领导有战略的思想，2008年中央提出4万亿投资的经济发展计划，贵州的领导由于有了前置准备，抓住了发展机遇。现在贵州高校发展很快，学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与贵州省领导不无关系。

我作为一个贵阳新人，很看好贵州的发展前景。全国所有省份我都去过，包括台湾，但是我认为后发赶超的贵州最有发展潜力。

今年有“新高考”元年的提法，因为国家高考改革原则方案出台后，留出各地制定相应改革实施方案的充足时间，由各省市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今年在上海和浙江先行先试，其余各地会陆续展开。

贵州教育的发展，除了要符合国家的统一要求而外，还要做到因地制宜，要接地气，要符合贵州的省情，要给广大山区的孩子提供一个能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新高考”改革，贵州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说到贵州的省情，我认为贵州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关键。国家对职业教育从经费、录取、就业、深造都有一大堆优惠政策，贵州要用好用足。

中国现在最差的是两头，一个是最高端的，一个就是最基础的。高校211、985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中国是从搞211才开始规划学科的，也就是说搞高等教育从无钱到有钱了，可以规划学科了，可以更换仪器了。为什么我们的SCI文章少呢，因为论文中数据的来源由于检测设备的落后不可信。设备精度达不到国际水平，所以国际上不承认我们拿出的数据，自然，学术论文水平也就被打了折扣。

中国本科教育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中国最缺的是有世界眼光的一流学者，能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学者少，导致博士生培养水平不如先进发达国家。还有我们国家所缺的就是职业教育，中国的工匠传承实际上是一种经验教育，所做出的产品品质不是精确标准的产品，而西方对产品的认识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思维。举个简单例子，中国的装修虽然火热和普及，但是经不起细看。我到国外专门看过许多国家房屋的装修工程，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光一个卫生间里墙上的每一条缝都是非常讲究的。细节决定了一切，而我们的许多五星级酒店一个卫生间的龙头、抽水马桶经常是问题多多，这就是我们与国际水平高低端的差距。

我们在巡视许多高校经费使用时就发现有个问题很普遍，就是经费预算和报销都是马马虎虎加人情。我就我们现在的有些规定和要求，问过香港及美国和日本的大学教授，他们都说国外大学都有类似严格的制度规定，每个大学都要自觉严格遵守。当然我们规定如何更加科学也是在不断完善中，现在这样已经不行了。现在是大數据时代，任何数据都要精细和精确，这也是我们大学教育要重视的细节。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看不起工艺工匠。中国的现代教育始于1894年的北洋公学，中国的书院式教学虽然有2000多年，但是中国缺乏实证教学。

中国一方面缺乏最高学术前沿的人才，一方面缺的就是动手能力强的工匠人才。所以，特别在贵州，我认为职业教育是发展重点和方向。

李延保，数学教授。曾任教于扬州师范学院、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1998年11月至2006年1月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并兼任教育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年1月卸任。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巡视工作特聘顾问、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机构协作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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