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罢建中都与《明太祖实录》的隐讳

摘　要：朱元璋定都临濠、兴建中都、罢建中都是明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却相对简单。通过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为了维护朱元璋的形象，《明太祖实录》有意篡改了朱元璋罢建中都的部分事实，目的是为了掩盖他在建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事实上，洪武八年中都宫殿罢建和南京宫殿改建的直接原因是朱元璋的迷信思想在作祟，他害怕工匠的“厌镇”破坏了宫殿的风水，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关键词：中都；南京；厌镇；《明太祖实录》；隐讳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5-0063-06　收稿日期：2009-03-04

作者简介：杨永康，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030006

朱元璋定都临濠、兴建中都、罢建中都的史事一直不为学者所注意，直到王剑英先生的《明中都》出版，明中都才引起学界的兴趣。朱元璋经营中都长达6年，却突然以罢建草草收场，如此重要的史事后世却关注不多，这与明代官方有意隐没这段历史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拟从官方隐讳这一角度，揭示《明太祖实录》如何掩盖朱元璋定都临濠的决策失误，同时进一步考证朱元璋罢建中都的真正原因，以为先贤拾遗补阙。

一、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的四次抉择

从崛起东南到统一天下，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朱元璋在建都问题上有过四次抉择。可以说选择哪里定都是一个困扰了朱元璋一生的问题。

首先，考虑过汴梁。朱元璋虽然在建业起家，然建业地非中原，偏居东南一隅，不适合立国建都，君临天下。洪武元年三月，徐达挥师北伐，占领山东河南。四月，“车驾发京师，幸汴梁。时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故上往视之，且会大将军徐达等谋取元都”(《洪武元年四月甲子》)。八月，下诏，以金陵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春秋往来巡守。诏云：“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经过实地考察，朱元璋发现汴梁“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于是取消了建都汴梁的计划。最终汴梁只是被作为陪都。洪武十一年，罢北京，复称开封府(《地理志·三》)。

其次，定都临濠，营建中都。洪武二年九月，诏以临濠为中都，开始营建中都。理由是“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洪武二年九月癸卯》)。洪武六年九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洪武六年九月王戌》)。洪武七年八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洪武七年八月庚子》)。洪武八年四月，罢建中都。下文将详细考证和分析朱元璋定都临濠以及罢建中都的始末，此处不复赘述。

再次，无奈的选择——定都南京。罢建中都后不久，洪武八年九月，朱元璋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洪武八年九月辛酉》)。洪武十年十月，改建南京大内竣工(洪武十年十月甲戌)。洪武十一年正月，改南京为京师(《地理志·一》)，南京取代中都，正式成为国都。

最后，朱元璋晚年还曾考虑过迁都关中。据《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记载：“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骰函、终南之阻，涧、濃、伊、洛非有泾、渭、灞、沪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死，迁都关中的事也就作罢了。

总之，朱元璋一直有定都中原的考虑。然而营建中都的失败、皇太子朱标的早亡，最终使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以南京为京师的现实。四次选择，真正付诸实施的只有中都临濠和南京建业。而营建中都下的决心最大，用的心思最多，花的时间最长。

二、中都与南京地位之比较及变化

无论是明代官方文献的记载，还是私家著述的记载，均显示朱元璋曾打算定鼎中都，以中都为京师。从洪武二年以临濠为中都，至洪武十一年以南京为京师，这段时间内中都的地位远远高于南京。

洪武六年二月丁丑，“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主用丹漆，字涂以金，旁饰龙文，如京都城隍之制，尚书陶凯因奏，他日合祭，亦何主居上?’上曰：‘从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洪武六年二月丁丑》)

洪武八年，朱元璋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说：“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风阳，于此建都。”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在《龙兴寺碑》里说：“洪武初，欲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焉。”

弘治年间，马文升在《因灾变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疏中论及明初定都之事云：“但南京虽江山险固，为帝王之州，而论建都之地，以此为次者，以其居长江之下流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随又建都于凤阳，终复迁都于金陵。虽知居于下流，乃于湖广地方设立三十六卫所，官军二十余万，并江西沿江又多设卫所，控御上游以为金陵之屏蔽。”

私家记载也持这种说法。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欲建都凤阳，其城池九门……后定鼎金陵。乃设中都留守司于此。”陈循《重新孔子庙学记》亦云：“风阳府古扬州之域……圣朝龙兴于此，吴元年赐名临濠府，越三年为中都，建中都国子监，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国家定鼎金陵，复改中立为凤阳府。”他们都认为朱元璋曾经建都临濠，后来才决定定鼎南京。

官私记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都临濠是朱元璋确定的国都，南京只是中都的陪都或副都。南京直到洪武十一年才改称京师，取代中都成为国都。然而，《明太祖实录》却有意地掩盖中都独尊的历史事实，编造出两京制的说法，将南京与中都的地位等同。下为《明太相实录》的两则记载：

洪武二年九月癸卯，“诏以临濠为中都。初，上召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是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系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

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

洪武八年四月丁巳，“上还自中都……诏罢中都役作。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

这两条材料中，建业与临濠并举，南京与中都并称，号为两京。《明太祖实录》经过三修，与太祖相关事实，隐讳美化之处甚多。朱元璋定都临濠之事，《明太祖实录》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讳。何以见得?有一条比《明太祖实录》更早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

《皇明宝训》纂成于洪武七年，与《大明日历》几乎同时纂修、同时成书，是洪武早期重要的官修史书之一，其成书时间远远早于《明太祖实录》，史料多取自旧牍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皇明宝训》成书时，中都尚未罢建，其中有《定都》一条，记载朱元璋定都临濠的决策过程，值得重视：

帝召元朝诸老臣，问以建都之所。或对以关中险固，金城天府，可都；或对以洛阳地中，四方贡赋道里均平，可都；或对以北京赵宋故都，可都；或对以北平宫室完全，就之以省民力，可都；或对以建业六朝旧都，可都。帝曰：‘汝等所言诚善，然咸阳洛阳周秦汉魏隋唐亦尝定鼎于是，北京乃五代赵宋之京邑，诚皆可都，但丧乱以来，各部义兵互相仇杀多历年所，中原生齿百不存一，若朕建都于彼，钱粮力役尽资江表，使江表人不堪命，朕悉忍为之；若就建业北平现成宫室，虽曰暂省民力，然皆地非中土，亦非长治久安之道。朕谓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汝当为朕图之。

同一件事，两者说法不同。根据《皇明宝训》的记载，朱元璋询问的对象是元朝老臣；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询问的对象是老臣，含糊其辞。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皇明宝训》关于“若就建业北平现成宫室，虽曰暂省民力，然皆地非中土，亦非长治久安之道。朕谓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汝当为朕图之”这一记载可知，朱元璋根本就没有定都建业的打算，只考虑建都临濠，以临濠为京师。到了三修《明太祖实录》则改为“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太祖建都临濠的决策变为了二京并重看法，南京地位被有意提高。

《明太祖实录》为何要这样记载呢?如果考虑到中都的罢建，就不难理解了。洪武七年之前，朱元璋定都临濠被臣民视为伟大而英明的决策，所以才会在《皇明宝训》大书特书，以表彰朱元璋的历史功绩。然而，洪武八年出现了罢建中都的情况，紧接着洪武十一年南京取代中都成为京师，耗费巨大的中都城最终被遗弃，明王朝标志性建筑变成了烂尾工程，英明的决策变成为了政治生涯中巨大的败笔，朱元璋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与《明太祖实录》同修的《明太祖宝训》之所以取消了《定都》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朱元璋的子孙为了维护他的圣王形象，编造出两京并重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太祖在建都问题上的失误。两京并重的说法提高了南京的地位，使之与中都并列，为后来朱元璋定鼎南京进行了铺垫。这样一来，定都问题好象尽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另外，根据《明史》记载，洪武十一年正月，南京改称京师，代替中都成为国都(《地理志·一》)。如此重要的大事，《明太祖实录》却失记，显然不是疏忽所致，其目的还是替编造的两京制打圆场，隐讳朱元璋在定都决策上的反复。

三、朱元璋罢建中都的原因

罢建中都是明代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实录》却轻轻一笔带过。关于罢建中都之事，《太祖实录》这样记载：“洪武八年四月丁巳，上还自中都……诏罢中都役作。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由是观之，官方对罢建中都的解释是太祖因为工程规模巨大、耗费人力财物过多而最终罢建。言辞之间充分表达了太祖对百姓的体恤之情。

然而，以劳费罢建中都的理由能够成立吗?只要考察一下朱元璋罢建中都之后所兴的土木劳役，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理由并不充分。洪武八年四月以后，许多大型的土木工程继续进行。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诏改建大内宫殿”。洪武十年十月，“是月改作大内宫殿成……制度皆如旧，而稍加增益，规模益闳壮矣”。同时改建的还有圜丘、社稷坛，洪武十年八月庚戌，“诏改建圜丘于南郊”，癸丑，“命改建社稷坛”。此外，中都宫殿的营建虽然停止，但是风阳城的其他工程依然进行。洪武八年十月，筑皇陵城；洪武十一年改建皇陵，建十王四妃坟，改葬朱元璋伯父一家；洪武十六年，兴建龙兴寺；洪武二十六年、三十年，建中都城九门、十八水关。其中，皇陵的改建持续了近四年，而凤阳城的筑城工作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才停了下来。营建南京和中都的工程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其劳役费用并不比单独营建中都城节约多少，可见《明实录》以“劳费罢之”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另外，罢建中都显然浪费更大。罢建中都皇城意味着巨大的前期投入化为泡影，而兴建南京城又需要巨额的劳费，这样反而更不划算。如果为了体恤民力、节约开支，尽可以缩减中都规模、简化装饰，没有必要另起炉灶。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所作《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称中都营建“功将告成”，这也说明了中都皇城主体建筑即将完工。主体建筑即将完工，而以“劳费”罢建显然说不过去。

那么，朱元璋罢建中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剑英先生认为，“‘劳费’仅仅是一个罢建中都的理由，一个表面的现象”，“罢建中都的真正原因是爆发了得到广泛支持和同情的工匠的反抗斗争”。刘思祥、王幼生认为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促使朱元璋做出罢建的决定，内因是“朱元璋注意戒奢节俭，为了朱明王朝，他必须接受元朝灭亡的惩戒，果断放弃豪华的都城”，外因是“北元势力未靖，臣骄将恣，刘基的告诫”。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切中要害。罢建中都是非常突然的决定，一定有重大的变故刺激了朱元璋，才会使他下这样的决心。

《明史·薛祥传》中有这样一条材料，记载了洪武八年朱元璋巡视中都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

《凤阳新书·薛祥面折》也有相似的记载：薛祥，庐人，工部尚书。洪武七年，同李善长督建城池宫殿。李善长奏凤阳宫殿人匠厌镇，薛祥面折曰：“太师一言坏天下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孙。”乃拣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不罪，盖蒙其奏活者千数人。

王剑英先生在解释这两条材料时，这样认为：“朱元璋来风阳验工赏劳的时候，工匠向他进行了示威斗争。朱元璋血腥地屠杀工匠，进行镇压。”他在引文之中将“厌镇”引为“压镇”，故有此说。此说有误，所谓“厌镇”，应当是工匠，利用巫术改变宫殿风水，使之不利于主人，是一种迷信活动。刘思祥、王幼生持“厌镇说”，他们这样认为：“中都工匠用‘持兵斗殿脊’的压镇法，想

诅咒明王朝不安宁，是对明中都营建劳役过重、督工太急的无声反抗。”此种看法正确。

朱元璋兴致勃勃地到老家视察中都工程进展，却赶上了这样不吉利的事，他的震怒可想而知。朱元璋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起兵之初，首先问卜于伽蓝。转战南北之时，曾经向周颠、张中等术士卜问胜负吉凶，身边又有精通阴阳风水的刘基为其出谋划策。他自己曾亲自撰写《纪梦》、《周颠仙人传》，记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秘事件，宣扬自己是天命真人。所以朱元璋对工匠“厌镇”事件反应极大，杀戮了大批的工匠，

这件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朱元璋一直耿耿于怀。洪武十年十月丙子朔，南京改建社稷坛成，朱元璋亲撰《奉迎社稷祝文》云：

曩者建国之初，立神坛于此，其宫殿城垣，一切完备。后因工匠厌镇百端，于心弗宁。复命工兴造宫室，亦已完备。于社稷之思，想必有厌，故将神坛建于午门之右。工既完成，理合奉迎安祭。谨告神，其鉴之。尚飨。

这段材料十分重要，它透露了朱元璋罢建中都的原因。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庚戌朔，“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扩建应天城。十二月己未，“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至正二十七年正月，建国号为吴，称吴元年。是年九月，新宫落成。洪武元年，朱元璋迁入新宫。这就是明朝建国之初的皇城。这座宫殿于洪武八年九月进行了改建。这段话交待了朱元璋改建南京大内宫殿的动机——“因工匠厌镇百端，于心弗宁”。联系洪武八年中都宫殿营建过程中发生的工匠“厌镇”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由于中都发生工匠“厌镇”事件，朱元璋进而怀疑南京城的宫殿是否也在营建时被工匠们动了手脚，这成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困扰了他很长时间。最后他决定改建大内、圜丘、社稷坛等重要建筑，来破除工匠们可能的诅咒，尽管并没有证据显示南京宫殿一定被工匠们实施了“厌镇”法。

南京大内、圜丘、社稷坛的改建与中都宫殿的罢建有着密切关系。中都罢建于洪武八年四月，南京改建于洪武八年九月，其间只隔五个月。中都宫殿被工匠动了手脚，当然需要中止工程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南京大内是朱元璋日常居住办公之地，时时刻刻受风水的影响，它的改建就更为显得更为紧迫。然而南京城的改建不但需要众多的工匠，还需要最好的工匠，这些工匠从何而来呢?只能从中都抽调。所以罢建中都只是罢建中都宫殿，中都城的其他工程并没有停下来，比如中都城墙、城楼的修筑。有些工程甚至继续扩大，比如皇陵营建。

综上所述，朱元璋罢中都役作的真正原因是工匠“厌镇”事件的发生，由于担心南京大内被工匠“厌镇”，他需要人力物力改建南京宫殿。因而罢建中都的决定只是临时的，停工的范围仅限于皇城宫殿，罢中都役作是为了兴南京役作。朱元璋定鼎中都的决心此时并未动摇，因为直到洪武十一年南京才改称“京师”，成为都城。但是对迷信思想严重的朱元璋来说，被工匠诅咒过、风水被破坏的中都宫殿始终是一块心病，随着南京宫殿改建工程的完成，朱元璋最终放弃了定鼎中都的想法。洪武十六年，撤中都宫室名材，建龙兴寺，中都宫殿逐渐被拆毁。

四、《明太祖实录》之隐讳

中都宫殿发生“厌镇”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工程过于庞大，朱元璋过于穷奢极欲，民不堪命。在武力面前，工匠只能用“厌镇”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中都“厌镇”事件给了朱元璋一定的教训，工匠们无声的反抗对他震动很大。虽然朱元璋对工匠们进行了血腥镇压，他的内心还是有所反省。

洪武八年四月甲辰，朱元璋写了一篇类似罪己诏的祝文告祭天地，向天地表达自己的悔过之心。此文收录在《明太祖御制文集》之中。

曰：昔者元政不纲，英雄并起，民不堪命，苦殃不可禁。荷蒙昊天上帝、后土皇帝，祗悯世民之艰苦，授命于臣，赐以文武，人多良能，八年以来，除民祸殃。臣蒙上帝、后土之恩，文武之能，非臣善为。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既听斯言，怀之不忘。忽尔上帝、后土授命于臣，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明太祖实录》收录了此文，但是对关键之处进行了修改。

上驻中都，祭告天地与圜丘，文曰：昔元政不纲，英雄并奋，民不堪命。皇天、后土悯民命之多艰，授命于臣，赐以文武材能，人民土地，八年以来，除民祸殃，实蒙上帝、后土之恩。当师旅渡江之时，臣每询儒者之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午平定中原，臣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观民生凋弊，转榆艰难，恐益劳民，遂命群臣会议，皆曰：濠地古之钟离，于此建都，庶合古今之宜。以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建立都城，土木之役，实劳民力，功将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鉴。(《洪武八年四月甲辰》)

对比这两种文本可以发现，朱元璋罪己的内容被《明太祖实录》削去。“于此建都，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被删改为“建立都城，土木之役，实劳民力，功将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鉴”，前后语气轻重判若两文。很明显，《明太祖实录》为朱元璋进行了开脱，掩盖了朱元璋曾因营建中都向天地罪己的事实。前文之情为罪己，经过删改，后文之意却变成了恤民。

洪武八年九月，南京大内改建时，朱元璋说：“唐虞之时，宫殿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废财之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虽然《明太祖实录》没有明白记载这段话是针对中都罢建的教训而言，但是如果联系到五个月前中都宫殿发生的工匠“厌镇”事件，显然这段话脱离不了那件事的阴影。

多年以后，朱元璋对营建中都时所犯的错误还一直铭记于心：“朕自居江东三十六载，未尝见日而临百官，自年初至于年终，每披星戴月而出，四鼓衣衣饭食，待旦临事。此非饰己之言，皆真情实意之词。呜呼!朕观古今凡人得时之后，有始无终者多。朕外无禽荒，内虽有妇女，不敢久留宫中，色荒之事，可知。生不饮酒，壮而少用，未尝以酒废事，无昵音乐峻宇。得罪者风阳宫殿也，然非好离宫别殿而为之，当是时见浅识薄，意在道里适均，便于民供耳。且人之得时，孰不欲安逸盘游，纵意所好?真圣贤不假修饰，天然不迩此事。降圣贤之人，亲于此事者多矣。凡居若干玩好盘游者，朕每欲为之，见其不敢，何也?盖古人有此者兴亡叠叠，因此，恐惧不已。”朱元璋承认营建风阳宫殿是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误，对此他自己并不隐讳。

综上所述，朱元璋一生决策和规划过许多重要事务，大明王朝定都临濠也出自他的乾纲独断。他不满意建业偏居东南，认为临濠地处中土，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适宜建都，他满怀希望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中都。然而，繁重的劳役激起工匠们无声的反抗，他们利用“厌镇”的手段破坏了中都宫殿的风水，迷信的朱元璋不仅因此停建了中都宫殿，而且怀疑南京宫殿也被“厌镇”，又大兴土木改建南京宫殿。南京取代中都成为京师。对中都的数年苦心经营最终以罢建黯淡收场，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辉煌政治生涯的重大失误。朱元璋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但是，他的儿子朱棣为了维护君父的圣王形象，在纂修《明太祖实录》时有意地篡改和掩盖了这段历史。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明太祖御制文集[M]//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5.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J].史学史研究，2008(3).

[5]王剑英，明中都[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刘思祥，王幼生，明中都罢建原因初探[J].安徽史学，1986(4).

(责任编辑：赵仁康)

推荐访问:建中 隐讳 都与 实录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