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过程中,对于古代经典文献在本课程教学中四个方面的作用:“考镜源流、语出有征”、“正本清源、纠误批谬”、“充实教学、避免空泛”、“开阔眼界、导读解惑”。

关键词: 原始经典文献《中国古代文化史》作用

文化史,顾名思义就是探讨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文化史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分支发展史的学科,如文学史、史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相区别;文化史在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时,尤其注意人类创造文化时的主体意识的演变历史,从而又与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史、研究社会状貌的社会史相区别。

文化既包括人类社会活动的对象性结果,又包括人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因此,文化史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创造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断“人化”的过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如何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共同促进文化有机整体进步。所以,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

文化史的研究内容由研究对象直接决定。因为主体——人居于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所以文化史家历来格外注意主体色彩鲜明的领域:人的认知系统、艺术语言文字系统、宗教伦理系统、习俗生活方式系统,尤为文化史家所注目;即使主体性隐而未彰的领域:科技器物系统、社会制度系统。文化史家也着力剖视潜伏其间的主体因素的创造作用,以及那些外化了的文化形态对主体的再造功能。①

中国古人相对于西方而言比较注意文化现象的记述,历史典籍中多有关于诸子、艺文、经籍、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如先秦时儒家典籍、《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史记·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等,南宋学者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人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已经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也辑录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史素材。南宋人郑樵著有《通志》,其精心撰集的“二十略”,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成为文化史素材的渊薮。

所以,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教学中的作用不言自明。笔者依据近些年《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的教学,对于古代经典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教学中的作用有如下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考镜源流,语出有征

西周至春秋,是中国文化的奠基、轴心时代。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其模式化、规范化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主要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也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范本。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人获取了独立的身份,在诸侯分治、群雄并起的竞争环境中,四方游走,宣扬己说,以博取诸侯的青睐。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繁荣。西周社会是礼乐宗法社会,宗法是家族制度、统治规范无须多言,即便礼乐,也不仅仅如其字面简单看作礼仪乐舞,而有其更深层面的政治社会功能,和宗法一样,都是统治策略、统治规范。

《礼记·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②

《礼记·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③

所引《礼记·乐记》两段文字都清楚说明“礼乐”和“刑政”性质、作用是一致的,都是统治策略、规范:“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爱以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④

《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⑤

以上《礼记·乐记》两段文字讨论了礼、乐的不同来由、作用,礼乐教化对于治理天下,二者相辅相成。

《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⑥

《礼记·曲礼上》这段文字揭示了礼实际是囊括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和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庞大概念。

我们通过以上这些儒家经典文献,可以清楚地了解道礼乐的实质就是统治策略、统治规范。儒家的这些经典文献,从根本上揭示了礼乐的实质。

二、正本清源,纠误批谬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建议之后,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经学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与正统。后人论及,皆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年来,几成定论。一般均以文化专制主义论之,近来学者亦多有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文化学术空气之消沉窒息归罪于此。在诸多论者眼中,“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不仅紧密联系,而且几乎可同一视之。“罢黜百家”首见于《汉书·武帝纪》赞语:“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⑦然而,这只是班固的评论之辞,无论是董仲舒或汉武帝,都没有此极端言论。他们的“独尊儒术”,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学的文化主流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汉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学的独存。董仲舒或汉武帝的本意,绝非是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存权,也不是要阻止其学者入仕朝廷。⑧

《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⑨

“绝其道”,乃绝其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并进之道,非绝其生存之道。这一点,在《汉书·艺文志》中看得更为清楚。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0}

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哀帝时,“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1}《史记·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12}《汉书·张冯汲郑传》文字大体与《史记》同。这都清楚说明了汉武帝绝非是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存权,也不是要阻止其学者入仕朝廷。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我们通过向学生介绍《史记》、《汉书》的相关内容的直接原始材料,确实能够使他们知晓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从而起到“正本清源、纠误批谬”的作用。

三、充实教学,避免空泛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社会苦痛的时代,但在文化上却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主要表现在文化多元发展,思维空前活跃,人们从不同角度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士族不受制于当朝政治,反而影响政治,他们的文艺观与创造性不是指向现实政治与功利,而是追求较为纯粹的精神愉悦;加之他们有优裕的物质条件和大量的自由时间用于哲学、文艺的创造与欣赏,所以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审美受到空前的重视。魏晋时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门阀士族,士族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文艺、社会风尚。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即魏晋风度,体现了当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在南朝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大量集中传神的表现。

(一)讲究仪表姿容

《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3}

《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14}

《世说新语·容止》:“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15}

(二)讲究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於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16}

《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17}

《世说新语·雅量》:“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18}

(三)讲究放达——率性而为

《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19}

《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吾裈中?’”{20}

《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21}

(四)讲究言语机锋

《世说新语·言语》:“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22}

《世说新语·言语》:“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23}

《世说新语·言语》:“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24}

《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25}篇幅简短却善用白描手法或借用警言隽语刻画人物,其中透出的智慧与幽默,令人回味无穷。介绍魏晋时期的文化,援引这样的经典文献,既充实了课堂内容,又避免了泛泛而谈。

四、开阔眼界,导读解惑

我们通过“考镜源流、语出有征”、“正本清源、纠误批谬”、“充实教学、避免空泛”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选取适当的古代经典文献,不但可以起到以上三个方面的作用,而且可以在向同学介绍、讲读这些经典文献的过程中,加上学生自己的阅读、思考,确实能起到开阔眼界、增强古代原始文献阅读能力、解除某些疑惑的作用。

注释:

①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1-2.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1527.

③④⑤同上,1980:1529.

⑥同②,1980:1231.

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212.

⑧同①,2005,第2版:354.

⑨同⑦,1962:2523.

⑩同⑦,1962:1701.

{1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3224.

{12}同上,中华书局,1982:3105.

{13}{14}徐震堮.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4:335.

{15}同上,1984:337-338.

{16}同上,1984:194-195.

{17}同上,1984:201-202.

{18}同上,1984:209-210.

{19}同上,1984:393.

{20}同上,1984:392.

{21}同上,1984:408.

{22}同上,1984:31.

{23}{24}同上,1984:39.

{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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