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世界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召开。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回顾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轨迹，展望未来世界史发展方向，为更好地发展我国世界史提供意见和指导。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多是我国世界史学科领域老专家、老学者，其中有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椿年先生、陈启能先生，东北师范大学的朱寰先生，北京大学的马克壶先生、徐天新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先生、张宏毅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斯德先生、李巨廉先生，复旦大学的张广智先生，南开大学的张象先生，北京语言大学的李铁城先生。另外，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等一批世界史专家学者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齐世荣先生和张椿年先生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首先致欢迎辞，刘校长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欢迎各位世界史学科的元老到来。他指出：世界史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后怎样建设，仍然要听各位老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与会各位专家的发言，一定好好地总结、整理，这对世界史学科今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次研讨会上，诸位老专家、老学者们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一、我国世界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世界史学科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发展时间有限。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可以追溯的解放前。齐世荣先生指出，1949年之前学术界没有“世界史”这个名词，那时候都叫“西洋史”或者“外国史”，而且当时所谓的世界史的地位极低，在各大学都是处于附庸地位。解放前全国各大学中专教外国史不教中国史的教授或者学者很少，他们可以说是开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元老，他们之中有陈衡哲女士、雷海宗先生、刘崇鋐先生、杨人楩先生、齐思和先生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方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缘故，国内才有了“世界史”这个名词，但是当时世界史的地位也不高。一开始高校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用苏联的教材，中苏交恶之后又开始批判苏联的世界史，后来我国自己一批老学者开始世界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发展。世界史地位的提高是在1978年之后，到现在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地位进一步提高。

张象先生提出，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可划分为四代：第一代是解放前上大学，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如齐世荣先生，这一代人外文功底、知识功底扎实，可以说是博古通今，内外兼修，他们的学术功底后来人是赶不上的；第二代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知识分子，一直到文革前的这一代；第三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大学生，他们现在都成材了，正奋斗在世界史研究的第一线上；第四代是2000年以后，新世纪以来毕业的研究生，现在刚开始从事世界史工作的，他们是世界史学科的希望。

张广智先生认为，世界史学科在建国后有两次大的发展，一次是在1961年前后，这时期是世界史学科初步奠定时期，其标志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的出版，其中出现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第二次就是在1984年，当时要编写世界史教材，进行了一场世界史学科的辩论，后来就有了吴于廑、齐世荣编写的六卷本《世界史》教材。

朱寰先生在会上对建国前后东北地区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回顾，他指出共产党创建的东北大学最早在1949年就开设了世界史课程。世界史由国民党的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的老师来讲，这里面包括郭守田教授、林志纯教授、邹有恒教授、刘祚昌教授、戚佑烈教授等人。后来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成仿吾任校长后很重视世界史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东北师大接受教育部安排的两个苏联专家讲课，并且成立了两个进修班，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来进修班学习，培养了一批世界史学科的教学人才。

二、文革前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取得的成果

我国在解放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都是靠向苏联学习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其中就有很多值得现在借鉴的经验教训。李巨廉先生就提到，他在有苏联专家指导的进修班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样的进修班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另一个重要的好处是，那时候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在两年的研究班里面，他自己把《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都读了，这样就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因为只有认真系统地把马列主义啃下去，才能真正学到学问的方法。陈启能先生也指出，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自己有很大的收获，他在留学苏联期间对苏联学者严格、严肃的治学精神深有体会。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多位参会的老先生指出，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必须严格按照苏联历史观来进行，对苏联的世界史体系照搬照抄，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完全被框死了。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又把苏联世界史的东西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激烈震荡。齐世荣先生就提到，当时高校世界史的教师被作为“修正主义”典型来批判，这对于当时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

“文革”之前我国进行的几次政治运动也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害。马克矗先生就指出，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由学生们来编写世界史的教学大纲，学生不但编了大纲，而且还写教科书，教科书是流水作业，这样世界史教科书编出来了也是一堆废纸。1959年搞“反右风潮”，当时很多老先生被牵涉其中，致使他们不敢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观点，只能照本宣科。

尽管有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们在当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张宏毅先生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引进和吸收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著作，也引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集，并且翻译了一批美国、西欧的外交政策文件集。另外，当时的老先生们也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当时任课教师是自己发讲义，基本观点也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做为指导。

三、对于我国世界史未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的诸位老专家都认为，当下我国世界史学科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各方面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这对世界是学科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后世界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风气等问题，老专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刘家和先生提出，我国世界史学科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是，分头地专精下去，即在各个外国国家的历史研究上要有一流的专家，能同外国专家对上话；二是，世界史还是要做总体上的研究，要有整体的世界史研究观念。朱寰先生提出，要搞好世界史必须和世界交流，经过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后，我们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很好的研究。朱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理解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绝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受西方的一些影响。

王斯德先生指出，我国世界史的发展，理论创新方面首先要领先，理论创新首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学术队伍的建设，学术资料的建设，以及中外的学术交流等方面也很重要。他还指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必须要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学术争鸣是推动历史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这方面我国学界还有待提高。

徐天新先生提出，世界史的发展离不开两方面：一是史学研究要有马列主义来做指导；二是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虽然历史不是政治，但是历史什么时候也脱离不了政治，因此我们在世界史研究要从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李铁城先生在会上提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性还不被广泛认同，因此要让全社会知道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另外，他还提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要注重质量，不要过于求速度和规模，宁可少一些也要好一些，否则就会欲速而不达。李巨廉先生也指出，现在世界史有一批新人出现了，但是他们急功近利的东西多，宏观思考的认识太少了，世界史没有宏观思考就没有理论，也不可能出中国的学派。中国世界史学科什么时候出大师级的人物，出中国自己的学派，这个是要今后努力的。

本次研讨会上，参会的老专家们不仅回忆了我国世界史创建和发展历程，更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厚学问和广博见识是我们世界史学科的宝贵财富，老专家们本身就是见证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活历史”。正如张椿年先生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已经提升为一级学科，世界历史怎么发展?怎么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一级学科呢?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一下过去，不知道过去，就无法指导将来的发展。诸位老专家所讲的东西虽然属于过去，但是实际上包含了我们今后世界史学科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因为这些经验、教训都十分重要。张椿年先生还指出，本次会议上对世界史学科发展过程的回顾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即“抢救史料”。老先生们的回忆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料，也许今天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在若干年以后它的作用体现出来，现在收集和抢救这些资料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参会的许多老专家、老学者也提议要把老先生们的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出来，写一本中国世界历史发展的研究史，或者叫中国世界史的史学史。这样不仅为大家提供历史资料，而且可以从老先生们回忆当中，学到老一辈世界史的学者们究竟是怎么做人，怎样做学问的，学习前人的一丝不苟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这对于我们改变当下一些浮躁、功利的风气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简介】鞠维伟，1982年生，山东济南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代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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