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蒙古族史学的建立\困境及其应对

时间:2022-07-10 09:35:03  阅读:

内容提要无论是为了实现自身民族的统一,或是应对满洲女真“满蒙同源论”的理论挤压,亦或是结束内耗的要求,都使得蒙古族史学在入清以后,基本沿袭了北元——蒙古时期以“黄金家族”史为主要内容、以黄教与史学结合为基本特征、以论证“黄金家族”统绪合理性、合法性为目的蒙古族史学传统。但这一史学传统在清朝的高压统治下,其发展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如何在清代高压统治下更好地记述本民族历史就成为蒙古族史学家面临的普遍课题。他们要么采取回避蒙古族入清以来的历史,要么在论述佛教史时放弃其政治涵义,要么在此基础上,干脆否定“蒙藏同源说”,这都对清代蒙古族史家在视野的开阔、历史观趋于理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蒙古族史学困境应对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5-0083-07

近期以来,少数民族史学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但还远远不够。大致看来,目前的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还主要存在着整体投入不够;研究者往往停留于个案研究、文献解题的史学史研究初级阶段等缺陷。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投入的欠缺往往导致汉族史学史一支独大,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来自少数民族的史学呼声,也忽略了中国史学史本应包含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史学;个案研究对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意义重大,它是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但学者们如果长期局限于此,把目光紧盯在某一部少数民族文献上,很有可能导致各行其是、各自为战,极大地浪费学术资源,也会导致一叶障目,从而使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长期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境地,不能有效推进。而整体研究的缺失则使我们对于少数民族史学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也无法准确地对其定位,从而无法把其有效地纳入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中来。本文选取清代蒙古族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努力梳理其建立过程、发展中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以期推动对清代蒙古族史学史的整体研究,企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

一、清代蒙古族史学建立的时代背景

清代蒙古族史学的最大的外在特征是黄教思想与史学的结合。反观这一特征的形成,北元——蒙古时期①是一个重要时期。并且这一特征历经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为清代蒙古族史学所承袭。

元朝败亡之后,北元政权与明廷主要是一种对立关系,弱化了与中原皇朝的文化联系,这使得蒙古民族史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以“黄金家族”史为主要记载内容的蒙古民族本位史学又逐渐发展起来。这一点又因为北元——蒙古时期蒙古诸部内

* 基金项目: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人蒙元史学研究”(2011C053)

① 关于用“北元——蒙古”来称呼元朝灭亡后至明朝灭亡前的蒙古族的原因,详参拙作《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的相关论述。

部纷争迭起,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无休止的内耗是制约蒙古诸部发展的最大障碍,强调统一,呼吁建立集权政权,而得以加强。并且随着藏传佛教(黄教)再次传入蒙古高原,使得黄教与史学结合以论证“黄金家族”统绪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北元——蒙古时期史学的普适性特征。蒙古国学者沙•比拉称其为“封建佛教史学史” 。[蒙古]沙•比拉:《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明清更替之际,蒙古族史学所面临的历史形势更为复杂。整体上来讲,战略格局的改变对于蒙古诸部而言可以说是充满机遇但也困难重重,这些都左右着清代蒙古族史学特点的形成,成为清代蒙古族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所谓机遇,就是由于满洲女真的崛起,明廷与满洲女真的关系成为左右战略格局的主要力量,蒙古诸部逐渐沦为制衡双方的砝码。这种看似政治、军事地位的下降对蒙古诸部而言应该也是一种赢得难得发展空间的机遇,满洲女真的崛起何尝不是利用了这种战略机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蒙古诸部确实也做了种种试图抓住这种战略机遇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利用满洲女真与明廷的矛盾从双方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做统一蒙古诸部的努力。蒙古民族对于这种战略机遇的把握,可以说直至清朝建立以后的和硕特部固始汗入青海,其孙罗卜藏丹津的起兵反清,甚至史谓“噶尔丹叛乱”等等,都无不包含着蒙古诸部要求蒙古民族统一这层因素。与蒙古诸部有意利用明廷与满洲女真相争这一战略机遇,要求民族统一的史实比较一致的是,清初的蒙古族延续了北元——蒙古时期以“黄金家族”史为主要内容、以论证其统绪合理性、合法性为目的史学。

2014年第5期

论清代蒙古族史学的建立、困境及其应对

所谓困难重重,一方面,理论上战略机遇的获得是以实际生存空间遭受挤压为前提的。我们说这一时期的蒙古诸部成为制衡明廷和满洲女真的砝码,但换一个角度则是蒙古诸部面临着明廷和满洲女真的双重挤压,特别是正处于上升期的满洲女真,不断从外在生存空间上蚕食明廷和蒙古诸部由于自身统治能力下降而留下的空间,而且从文化、思想等方面不断打击蒙古部族的自豪感和分散蒙古民族的凝聚力。这一点可以从努尔哈赤与其时最有希望完成蒙古诸部统一的林丹汗的一封信中看出,信中努尔哈赤一方面通过抨击林丹汗的色厉内荏,揭露林丹汗贪图明廷赏金的贪婪,不断用元朝灭亡的事实从正面打击蒙古诸部的民族自豪感。一方面又采取比较柔和的民族认同来拉拢林丹汗,强调双方“服发雷同”,为利益共同体。“明国、朝鲜二国语言虽异,然其服发雷同,故二国相交如同一国也!我二国语言相异,然服发亦雷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129-130页。这大概也是后来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蒙古族而提倡的“满蒙同源论”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1页。的滥觞。姚大力先生对此认为:“冠服相类者未必属于同一族类,但它毕竟仍在激发某种同类相恤的感觉。”姚大力:《“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面临满洲女真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咄咄逼人的挤压,保持蒙古族自身的特点和历史自是蒙古诸部反抗这种挤压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北元——蒙古时期就已形成的黄教介入史学以论证“黄金家族”统绪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史学传统得以延续。

相比较于明廷和满洲女真于外部对蒙古诸部生存空间的挤压,明清交替之际,乃至元朝覆亡以后的蒙古诸部始终面临着一个更为致命的困境:内耗。关于北元——蒙古早期的内部纷争,史谓:“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张廷玉等:《明史》卷327,中华书局,1974年。其后,瓦剌马哈木大败鬼力赤、阿鲁台,阿鲁台杀鬼力赤立本雅失里为汗,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分裂,马哈木杀本雅失里等等,无不说明内耗一直是制约北元——蒙古发展的主要障碍。到了16世纪中叶,蒙古诸部大致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其中最有希望完成统一蒙古诸部历史任务的是漠南蒙古宗主部——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但其也是在明廷和满洲女真的双重压力下,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的矛盾而失败。大致看来,蒙古诸部的内耗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主因。明廷和满洲女真之所以能够顺利打击和削弱蒙古诸部,都是利用了其内部纷争,是以其内部纷争为前提的。蒙古族史学家也清楚地认识到内耗对于本民族发展的窒碍,这种认识反映在史学领域则是要求统一、加强集权。这也是以黄教思想与史学结合为特征的北元——蒙古史学能够在明末清初延续下来的一个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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