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军时代”来临？军改推动解放军空天力量整合升级

中央军委副主席，空军上将许其亮曾表示，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就是“联合作战”，其实质则是通过灵敏高效的指挥、控制、协调，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协调一致地夺取胜利。

既然是联合作战，就需要各军兵种的协调配合，配合的好不好将直接影响到作战的成败。因此，在中国这轮受到全球瞩目的军改中，不论是军区改战区，还是成立陆军司令部，其核心目标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指挥流程的优化来大幅度提高中国军队的联合作战效能。而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两个新军种的成立，则进一步拓展了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范围——未来中国军队的联合作战行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陆海空三军之间，更有可能延伸到太空、情报、网络等全维领域。

而对于中国空军来说，由于兼容了主要的太空作战力量和战略侦察平台，其在本轮军改后的相对地位和重要性都将得到明显提升。

去“大陆军化”后的战区

据中国空军官方微信公众号“空军发布”2月5日消息，解放军空军近日召开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战区空军成立大会，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空军政委于忠福，分别向5个战区空军授军旗，调整组建战区空军。此前，战区陆军机关已经成立，海军亦有相关动作，据《福建日报》2月6日报道，东海舰队司令员苏支前在慰问活动中以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员这一新身份亮相。

过去，解放军有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司令部，却从来没有陆军司令部。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大陆军主义”的体现，陆军在诸军兵种中地位显赫，四总部首长、七大军区司令员均由陆军将领出任，这种安排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应该说，突出陆军地位在建国之初既有实际需要，也与解放军的历史渊源相关。但数十年过去了，中国国防战略已转变为近海积极防御，海、空军和导弹部队作用显著提升，“大陆军主义”失去了存在基础。伴随着联合作战越来越复杂，军队建设越来越专业，设立陆军领导机构，提升海空军等其他军种地位已是众望所归。甚至可以说，摒弃“大陆军主义”的军队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设立与其他军种平行的陆军领导机构，才能真正实现联合作战指挥。而这种更为“平等”的军种关系从军改后新的部队臂章上亦有所体现：过去，在军区字样之下;而新的战区臂章图案中则混合了钢枪（陆军）、飞翅（空军）、铁锚（海军）、导弹（火箭军）等。

既然陆军不再凌驾于其他军种之上，那么由“大陆军”主导、和战统管的军区制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解放军需要建立一套直接针对实战，且更加高效的新的指挥体系，五大战区就此应运而生。

《环球时报》在报道本轮军改时称：“传统军区的行政甚至生活色彩一经对比就显出来了，而战区的涵义却是全新的，战区就是要准备打仗和准备打胜仗。”正如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所言，战区将是“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

跟以往七大军区内的军种联合作战指挥等工作都由军区负责不同，军改后，五大战区并不直接领导管理部队，而是调整组建了相应的战区军种机关来管理;战时军队动员、省军区管理的工作分给了军委国防动员部负责，军种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军队建设等则交给五大军种领导机构负责。

以一次现代化登陆夺岛作战为例，原来在军委总部制、军区制度下，作战指挥体系多达5层，军委-总参谋部-军区-军区下的诸军种指挥机构-作战部队。而且海军、空军部队还要接受来自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和指示，整个指挥体系显得非常臃肿、繁琐。改革之后，根据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方针，作战指挥体系简化为军委-战区-部队，只有3层，且作战指挥主要由战区负责。这样整个指挥体系变得清晰、扁平，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灵活的反应，从而为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战争奠定基础。

除了提高联合作战的指挥效率外，将七大军区改革为五大战区，也体现出中国对于自身国防战略的全新思考。七大军区是中国军队专注于本土防御时期的产物，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城市来命名;五大战区则用所负责的战略方向来命名，这种更为“模糊”的命名方式实际上也“模糊”了其所负责的作战区域，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以及所毗邻的海域和空域既然也在五大战区的地理“方向”内，当出现有损中国国防安全的情况时，相关战区也应有向境外投送军力的准备。该举措很可能对美军与俄军的现成经验有所借鉴。美军一直是全球作战，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六大战区;而俄军由于在俄格战争中暴露出诸多缺陷，从2008年10月起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新面貌”军事改革，至2011年12月改革完毕。俄军将原来的六大军区，重新划设为四个方向性战略司令部，负责联合作战指挥;各军兵种司令部退出指挥链条，专司发展规划、教育训练等领导管理职责。军令军政分离、完成“新面貌”改革后的俄军反应变得更为敏捷、战斗力大为提高，改革成效已在出兵克里米亚、干涉叙利亚内战等境外进攻性军事行动中得到体现。

二炮升级火箭军

与陆军领导机构一起成立的还有火箭军，即以前的第二炮兵部队。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中国军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第二炮兵一个独立兵种组成，二炮虽然与陆海空三军同为正大军区级，但是相比陆海空三军的军种身份，二炮的兵种身份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作为直属中央军委掌控的战略部队，二炮除了身穿陆军制服外，实际上和陆军集团军没有关联。

当年中国建立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时，出于蒙蔽美苏情报机构的考虑，周恩来总理将初建时的导弹部队定名为“第二炮兵”。数十年过去了，二炮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正名为火箭军，从兵种正式升格为军种，可谓实至名归。至于为什么是火箭军，而不像苏联-俄罗斯将导弹部队称为“战略火箭军”。这一方面应该有刻意区别的考虑，另一方面中国火箭军不但下辖有战略导弹部队，还有战术弹道导弹部队、巡航导弹部队，定名为火箭军更加准确。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将二炮升格为火箭军时，俄军却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把战略火箭军降格为战略火箭兵。

升级为军种后，中国火箭军未来的部队与装备编成应该也会做一定调整。过去的二炮部队只下辖陆基战略与战术弹道导弹，以及远程巡航导弹部队，未来是否有可能将海基和空基战略核力量，以及太空作战力量也全部纳入编制，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讨论的话题。尽管存在这样的呼声，但笔者个人认为火箭军收编空基和海基核力量的可能性不大，如此一来，空军和海军的战略能力将被彻底剥夺，且作为专业技术兵种，空军远程航空兵和海军战略潜艇都需要空军与海军基地、通信设施、后勤等方面的保障，这些基地、设施、保障人员、器材大多是同时为空海军多种作战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可能脱离原军种加入火箭军。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于空海军整体保障体系的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自然也很难脱离原军种。此外，从国外经验上来看，美军的战略核力量完全纳入海空军序列，俄军的战略火箭军（兵）也只是装备陆基导弹，从来没有指挥过海基和空基核力量。

不过，将火箭军作为未来中国天军的种子，或者干脆改名为天军，倒并非是天方夜谭。弹道导弹的大部分飞行空域就在太空，且俄军战略火箭兵就编成有航天发射场等太空设施。当然，中国空军同样有进入太空的雄心，这也许将导致两个军种未来对中国太空作战主导权的竞争。

装备方面，中国火箭军目前最受外界关注的两大王牌是“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和“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的反舰型。这也正好覆盖了火箭军战略威慑与战术打击的两大任务。

“东风”41很可能是中国第一型真正具备多弹头分导技术的洲际导弹。前军事情报官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拉里·沃策尔估计其可携带多达10枚分导式核弹头，并搭载有诱饵弹头，专门用来对抗美国反导系统。

著名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猜测该导弹采用了很多俄制“白杨”M系统的设计与技术，“‘东风’41为三级固体导弹，搭载在TEL三用车上，最大射程约14 000千米，从中国东部或北部发射，足以打击美国全境，而‘东风’31最多只能覆盖美国西海岸。”对此，美国资深军事媒体人比尔·戈茨宣称，此前中国研发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针对印俄设计，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则是专为打击美国境内目标而研制。未来中国只需要32部可重新装填的“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装置，其携带的核弹头就足以摧毁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

与早就被“盯上”的“东风”41相比，“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的横空出世更让外界吃惊，该导弹系统于2015年的国庆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当时CCTV介绍这种导弹时称其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在此之前，外界大多只知道中国正在研制“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且透漏出的信息很少。没想到在“东风”21D尚且迷雾重重时，中国竟然又拿出了一款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反舰弹道导弹，北京的反介入决心可见一斑。参考“东风”26弹道导弹的射程，其反舰型应该可以攻击3 000至4 000千米外的海上目标，几乎是“东风”21D射程的两倍。美军航母编队远至第二岛链附近的活动都将受到严重限制。

战略支援部队与ISR能力

什么是“战略支援部队”？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也前所未闻的军兵种。通过过去官方媒体报道用语推测，战略支援部队应该包括情报、技术侦察、卫星管理、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信息支援性质力量。这些单位过去分布在各个总部内，现在整合在一起可以优化资源分配、强化相互支持、提升信息战整体效能。例如通过间谍、黑客部队获取的情报，需要与技术侦察成果一同分析、相互印证。

毫无疑问，情报收集肯定是未来战略支援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在2014年3月的MH370航班搜救行动中，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调集20多颗卫星，以及大量飞机投入远海搜索让全世界首次看到了中国强大的空天ISR能力。

目前，中国计划发射的12颗海洋监测卫星包括“海洋”1/2/3三个系列多种子型号，它们均搭载高性能合成孔径雷达，与“风云”2/3/4系列、具有2.7米分辨率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以及2013年开始发射的“高分”系列光学侦察卫星一起，可以组成一个较完善的天基ISR星座，每1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份完整的中国及周边地区卫星图像。

正在运行的20多颗“遥感”系列卫星包括雷达遥感卫星和光学遥感卫星两类，它们能够传送全球范围内的多波长、交错、高分辨率目标图像。该类卫星的功能针对监测海洋资源、海岸带、海面目标及浅海地形做了优化。中国的光学遥感卫星则以CAST-2000小型卫星为基础研制，对陆地与海上目标均拥有极佳的分辨率。在紧急情况下，中国还可以临时调动自己的遥感卫星改变轨道，如将其轨道降低到500千米以下来提高分辨率，这种能力在马航班机搜救事件中已经有所展现。中国还拥有专用的电子侦察卫星，其“实践”系列电子侦察卫星已于2004年至2010年发射了8颗。

上述卫星系统可能是一个规模更大的远程船舶跟踪与定位体系的重要组成。每3颗卫星以相同的倾角在相似的轨道上，以三角形编队飞行，每个星座都包括一颗光学卫星、一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一颗电子侦察卫星。这些卫星可以收集国外海军舰艇的光学、反射波与无线电信号，并将之传输给中国海军的远程火力平台，这些卫星很可能就是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制导信息的重要来源。卫星系统可通过感应目标的电子辐射探测水面舰艇，按照所收集信号的频率和传输模式加以识别，并利用三角测量与到达时长来定位目标。在由3颗卫星构成的星座中，一颗卫星监控大面积海域，但不会精确定位船只;使用两颗卫星就可定位船只，但仍不够精确;引入第三颗卫星就能够精确定位船只。

出于对未来可能无法使用美国GPS与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的担心，再加上被拒绝使用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军事信号，中国坚定了全力发展“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决心。“北斗”系统可向全球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10米、测速精度0.2米/秒、授时精度10纳秒，还拥有独特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从2013年开始，“北斗”导航星座的相关服务覆盖亚太地区，当年2月，一位北海舰队军官曾表示，“青岛”号驱逐舰、“烟台”号护卫舰及“盐城”号护卫舰在南海演习时，“北斗”系统为编队提供了定位导航服务。到2020年，中国就将建成一个由35颗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导航星座。

天权空军

相比于初出茅庐的火箭军，中国空军对亚轨道空间和太空战场的理论与装备研究似乎更为充分。其最终目标相信是建立一支可以执行空天一体化作战任务的“全域”空军。许其亮上将就曾强调，空天领域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新制高点，太空竞争是“必然趋势”，“控制太空意味着控制地面、海洋和电磁空间”。

解放军对空天一体化作战的研究始于1990年，当时空军司令部研究员董文先提出了“高空立体领空控制”概念，这被认为是在外太空作战的委婉说法。2000年，一些中国研究人员认识到，在海军横向拓展其蓝水活动范围时，空军必须垂直拓展至外太空。该课题催生了两部专著：2004年出版的《空天战场与中国空军》和2006年的《空天一体作战学》。在此之前的2003年，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院长李荣常出版了作为空军“十五”军事理论研究计划课题的《空天一体信息作战》。自此之后，空军指挥学院研究员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始研究空天一体化作战。

一位中国学者2003年的论文这样定义空天一体化作战：空中力量、结构、作战行动，以及空天、防空和太空防御一体化。在作战装备上包括飞机、巡航导弹、卫星、轨道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同时还包括空空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以及高功率激光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等新概念武器。在作战范围上空天一体化作战将空天战场看做一个“无缝整体”，不再明显区别外层空间和大气层内空域。对此，一本名为《战略空军》的中国著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技术、作战、环境和经验角度来看，空天一体化是不可以避免的。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近年来中国已经展现出一定的太空战能力。2007年1月中国进行了首次上升式反卫星试验，2010年的第二次类似试验更加侧重反导。2013年1月27日的第三次试验则更加让外界震惊，美国军事媒体人比尔·戈茨宣称，中国使用的是新型DN-2直接上升动能反导/卫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高轨道拦截弹，可以直接高速撞毁卫星。如果比尔·戈茨的判断是正确的，则意义十分重大，美国和俄罗斯现有的反卫星武器也仅具备中低轨道拦截能力。由于在高轨道运行着大多数通信和导航卫星，因此DN-2“毫无疑问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反空间武器。”戈茨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中国不太可能再像2007年那样再次摧毁一颗自己的老旧卫星了，由此也推导出第二个结论，即DN-2导弹的新一轮测试拦截的是一颗真正的靶弹。1月27日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似乎也证实了这种推测。

理查德·费舍尔认为，DN-2或许是中国将动能杀伤战斗部综合到KT-2或者KT-2A直接上升式导弹的成果。而KT-2和KT-2A分别基于“东风”31与“东风”31A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研制而成。费舍尔同样相信“基于KT-2和KT-2A发展的反卫星武器具有飞抵高轨道的潜力。”其理由是在2002年的一次国际装备展中，中国官方声称KT-2A能够将大约2吨重的载荷送入高轨道。考虑到DN-2可能具备的高轨反卫能力，哈德森研究所的迈克尔·皮尔斯博瑞为美军敲响了警钟：“即便是针对50颗美国卫星的小规模反卫攻击，都将对美国军队和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除了反卫与反导系统外，为了在亚轨道空域拥有话语权，中国也在积极探索高超声速空天飞行器技术。一旦国防需要，这种技术也能转化为空天杀手锏。助推滑翔飞行器即是上述理念下的产物。该飞行器通过弹道导弹发射进入亚轨道，然后带有动力系统的飞行器脱离助推火箭，以动力滑翔的方式高速飞行，理论上可实现全球到达。一些中国工程师将其称为“钱学森弹道”，助推滑翔飞行器会在近太空滑跃，高度可能在20到100千米之间。飞行器能够达到8至12马赫的高超声速。这一技术如果转化为装备，除了大幅提高打击精度外，助推滑翔飞行器还可以扩大现有的弹道导弹射程。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普通的助推滑翔能力即可将导弹射程扩大31.2%。

2014年1月15日，中国国防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在本国境内进行了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试验。在此之前，美国五角大楼已率先宣布，监测到中国进行了高超声速武器的飞行试验。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透露，中国此次试验的正是一种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项目代号WU-14。这次试验让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测试10马赫以上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国家。

责任编辑：王鑫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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