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思考

摘 要：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得生态问题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在全面剖析和批判引发全球性生态困境的社会根源的基础上，系统呈现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轨迹，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直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生态理念，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要求和人类对未来生态文明走向的意识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思想、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积极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正确看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对于积极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五位一体；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104—05

科技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得生态问题广泛蔓延，并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因此，历史呼唤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当全球性的生态灾害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认真审视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及其后果，深入剖析全球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正确看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布局的提出对积极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性生态危害及其原因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历史。如果说，原始文明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使人类只能消极地“顺应”、“敬畏”自然，并对自然顶礼膜拜，农业文明时期神意的授权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能够主动地认识并改造自然，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类似乎成为自然的“征服者”，高举现代科技的利器开始贪婪地攫取自然、役使自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它超越了阶级、种族、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成为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伴随着人类历史步入新世纪，这些原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性生态难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从哲学的视角进行省思，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传统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机械论思维模式成为主导。西方哲学遵循经验与归纳的逻辑，使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二分对立，主体被认为是脱离自然客体和社会存在的单子，客体

被认为是与主体毫无关涉的客观物质载体。因此，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呈现，一方面，表明科技理性的膨胀催生了人类的主体性效益，在人类利用自然、攫取自然的进程中充分彰显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人类在无度的开发甚至滥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制造了“游离”的责任主体，不文明的消耗和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需求招致“类本质”的异化，最终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

第二，人类“中心”大行其道。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立足于人类实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考察生态难题，不能根本揭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因而也便无从厘清当前全球生态治理中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无法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追根溯源。然而，“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①。但是，这里的人类“中心”，其“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应当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②。或许，这种长期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生态理念是应对生态难题的可行思路。

第三，“科学至上”主义引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科技至上”导致“GDP”主义盛行和市场逻辑的主导地位，使全球化的运作和永无止境的占有成为必然，这样的经济逻辑忽视了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人的作用，不了解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不能深刻洞察全球化进程中生态系统日益衰退这一社会现实，是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而“技术悲观主义”则陷入另一个极端，认为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必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行“零发展”、“零增长”、“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全面否定全球化的进程，否定科技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在造成人类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同时也包含着不断化解矛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能性。

第四，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以资本为逻辑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突出特征，“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动力”③。无限扩张的经济理性遵循“核算和效率”的运作逻辑，“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④。由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私欲膨胀以及人与人之间利益争夺的根源。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消除私有财产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出来的竞争和对抗，在此基础上消除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上的冲突。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从人的‘类存在’的意义上去关注那些属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否则，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⑤。

二、人类文明的生态觉悟

生态文明的历史形态萌发于人类生态觉悟的历史进程中，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密切关系的意义上首次提出和确立“生态”概念，标志着作为生物科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科学”的诞生。在恩斯特·海克尔那里，“生态学”具有了“家园”的伦理意味。从词源上分析，在希腊文中，“生态学”一词即“Oikoslogos”，“oikos”具有“家”或“家园”的归属的意义，“logos”则更多地强调科学研究的含义，所以，“生态学”原本就内蕴着必要的人文关怀。生态学家E.P.奥德姆认为，“许多年来，我一直极力主张生态学已不再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源于生物学但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该学科结合了有机体、自然环境和人类——与生态学一词的词根‘Oikos’的意义一致”⑥。生态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环境恶化的结果。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标志着人类生态觉悟革命性意义的推进，生态逐渐突破原初的生物自然科学范畴而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具备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⑦因此，第一，“生态”应当走出“自然”科学，成为关联人和自然关系的理念，走入“生态哲学”；第二，生态应当从“自我”回归“他者”，使“生态”融入“文明”，“文明”走向“生态”，经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的过渡和中介，转换为关乎整个人类文明的概念。迄今为止，人类生态觉悟历经了“生物体内部关系的觉悟”、“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觉悟”三个阶段。第四次启蒙与生态觉悟的进程已经开始，那就是“人类文明的觉悟”——生态文明，这是针对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文明观，也是人类主体反思之后的道德觉醒和文化启蒙。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对人类文明模式的最新探索和追求，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⑧。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为基本目标，“主张用生态的规则、规律及原理作为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处理人与自然、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⑨，它推动人类自觉地把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纳入地球生物圈的良性循环，通过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的文化伦理样态，也是一场关乎人类未来和发展命运的世界性革命。

三、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五位一体”生态理念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性生态危害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30年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明确提出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在继续推进“四大建设”的同时，首次把“生态文明”概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⑩这蕴含着“五位一体”的社会格局的萌芽初步显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则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十七大报告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相提并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从“四位一体”正式升华为“五位一体”的新布局。

（二）“五位一体”生态理念的内含及相互关系

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现在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历了一个初步探索、逐步深化和趋于完善的过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形成，适应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管理社会化、生态文明化的发展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我们党对新形势下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深远，而且对维护世界生态安全意义重大。

“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大要素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支撑，同时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障；健全的民主法制建设和优良的政治发展环境不仅能够启发人民群众的生态觉悟，而且能够为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供可靠的保证；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精髓，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和保障，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精神文明的重要纽带；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坚强后盾。因此，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建设和谐社会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断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永续发展。

因此，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积极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意义重大，它超越了单纯的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问题，上升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现代化发展高度，体现了我们党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民意的呼唤，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未来文明方向的把握更加科学。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上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应当看到，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日趋明显，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当代中国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有所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应当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并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生态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有益成果，充分调动中国各阶层的生态参与积极性，结合“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十八大报告“五位一体”的生态建设理念，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路径。

第一，思想上，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的绿色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培育正确的自然观、环境观和资源观。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总体看来，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生态道德观与生态价值观缺失比较严重，相关的生态知识掌握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和环保观念，需要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大力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并广泛普及生态知识，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以经济增长为衡量指标的社会发展观，有效避免“GDP”主义并重新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地关系。具体看来，不仅可以充分借助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传播媒介，还可以运用网络、微信、微博的现代宣传工具完善生态宣传机制，广泛拓展生态知识的传播渠道，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使公民对生态理念从认识到认同、从熟知到真知，从理念到行动，最终在全社会树立起崇尚生态、爱护自然、践行环保的道德情操，培育低碳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生态公民的道德人格。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作为通过劳动“制造出来的生产力”必须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B12，因此，作为“类”的存在的人类的活动必须维持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阈值范围内，环境塑造人，人也创造环境，人类应当以积极能动的实践活动建设自然、保护自然、美化自然，在持续推进生态科技发展的同时，由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由纯粹的索取转变为双向的交换，使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和充满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善待自然，明确人类自身对于自然所应当承担的生态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

第二，经济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确立“人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这种单向流动的线性增长模式沿循“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发展逻辑，虽然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曾经依靠对自然大规模的开发和改造取得辉煌的发展成就，但是，忽略了人地和谐的“竭泽而渔”式的做法，最终使人类遭遇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漠视自然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出发确立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人地和谐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以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生态平衡的实现，这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B13人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它强调“以人为本”，通过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谋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益、发展权益、环境权益，切实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包括生存安全、生态安全与生活质量，真正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呼吸到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与安全发展。此外，“人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努力构建完善的环境保护体制，按照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要求，在生产的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上明确主体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生产和利用，杜绝“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浪费型消费模式，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经济增长观和资源观，这是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并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政治上，强调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优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行生态的行政问责制，实施“绿色GDP”新政。政府在干预环境保护和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类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政府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判断力、应变力和化解环境风险的实际能力尤为重要，为此，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念，寻求“经济—生态双赢”的现代化模式，谋求社会公正、经济有效和生态文明。一方面，要稳步增加政府对环保的财政支出与物资投入，强化政府的环境风险管制力。要创新环境税收政策，引入民间资本的环保投资，设立跨行业、跨地区的环保投资基金，为财政的环保支出提供社会支持。要对污染防治企业、环保示范企业与清洁能源企业在征收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税与资金拨付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扶持。要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恢复，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节约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明确“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环境责任原则，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发展有益于生态环保的绿色技术，最大限度地确保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施行政府责任主体的行政问责制，明确政府公职人员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与义务，实施“绿色GDP”新政。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资源有效利用的关系，在“绿色GDP”核算中要将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和造成环境污染的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明确伴随GDP的增长所付出的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对于不正确履职的政府责任主体，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并承担相应后果。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环境善治”将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法律上，继续完善生态保护和资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环境监测、监督与执法的力度、透明度和实效性。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修改并出台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与《森林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在国家层面尚缺乏一部系统完善的法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依据，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体系上尚没有获得基本法的地位。因此，首先，要修订和补充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增加针对生态预防的法律，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与资源管理法律体系；其次，要切实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扩大执法范围并增强执法效力，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的权力，从而提高环保部门执法的实效性，解决行政不作为的执法难题；最后，要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将评价结果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最终确立并落实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节能减排的目标责任管理制度。

注释

①[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②④[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③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19页。

⑤吕世荣：《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价值》，《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⑦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0、41页。

⑧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⑨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⑩B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15页。

B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责任编辑：思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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