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问题提上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议程，对于当前关于大学生就业难是否由扩招造成的辩论更是焦点。文章针对两位知名人士在两会期间的扩招观点进行评析，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分析，证实顾海良教授的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没有直接联系这一观点，提出大学生的这种就业难其实是一种过程难的观点，并指出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不合理所造成。旨在能够辨清当前舆论界的不实言论，并为各级政府做决策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关键词：扩招；就业；经济学；过程难
大学扩招问题的议论集中在大学生就业与扩招的关系上，自1999年扩招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只是在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下，600多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加上还有2008年100多万未就业的毕业生，这种就业形势在两会期间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密切关注，也引发了代表委员在大学生就业难是否由扩招造成的问题上的论辩。本文将对两会期间在大学扩招问题上的两种代表性言论进行评析，同时做出对当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些判断。
2009年3月12日腾讯新闻在《2009年两会代表委员交锋最激烈十大议题》的报道中有以下两个相对言论：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约10％，而大学生扩招了40％。他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直接原因是扩招造成的，当今扩招幅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认为：高校扩大招生并没有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假设这些学生不上大学，同样也需要就业。所以扩大招生规模，只是改变了劳动力的结构，使层次较高的劳动力数量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扩招与否和劳动力就业形势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看出，两方言论都承认当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然而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探讨大学生就业难是否由扩招造成的问题上。俞敏洪是一家民营教育机构的董事长，其机构招生完全受市场调节，所以观点着眼点考虑更多的是市场机制对人才需求的影响；顾海良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校长，言论反映的是公立院校而且是“名校”，同时也具有参与教育决策层面的身份，所以观点更多的是与教育行政官员们保持一致，支持扩招这项措施。由于双方言论出发点存在差异，所以对大学生就业难是否由扩招造成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俞敏洪认为扩招的幅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从而造成了人才市场上的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而顾海良则认为扩招与否和劳动力就业形势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学生就业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扩招不是直接原因。此时最明显的一个争议点就是：扩招是否是造成眼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直接原因。
假如扩招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观点成立，也就等同于这样一种推论：扩招前的大学生就业相对容易—彼时大学生人数少—现在则越来越困难了。反映在就业率上，一次性就业率应该自扩招以来呈现连续下降趋势，扩招后低于扩招前，越到现在越低。然而事实如何？
我国在1999年实施扩招，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专科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后逐年增加。因此应该以2002年为界，此前就业率应该很高，此后会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出现就业率连续下降的状况。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1996-2005年我国大学生一次性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0％、70％、73％、72.6％。2001年的就业率高于1998、1999及2000年，2002年的就业率（80％）高于1998和1999年，2004、2005年的就业率也高于2003年。即使剔除一些特殊年份，如1998（金融危机）、2003（SARS冲击），仍可以看到扩招前、扩招后，以及总体上的就业率都没有呈现单边的下降态势，而是呈波浪起伏。这也证明扩招造成大学生数量增多，进而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是站不住脚的。
OECD的统计结果也表明，1995年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美国、加拿大分别为34.7％和37.9％，而意大利、西班牙则为27.2％和25.6％，但2000年大学生毕业一年时的失业率美国、加拿大只有6％和11％，意大利、西班牙的却达到52％和46％。可见，高等教育规模与大学生的失业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即扩招与否与劳动力就业形势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就不难判断俞敏洪观点欠缺说服力，但俞敏洪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说出这样的言论必有其依据。身为董事长的俞敏洪，由于其职业特点，其言论视角必然更多地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反映了学生本人极其家庭的“理性诉求”而归责扩招。他在言论中列举的两项数字是正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因为GDP的增长比例不能简单地与大学生就业比例划等号。GDP只能反映社会的一个方面，况且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跟过去不太一样。以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多，20多年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创造240万的工作岗位，而现在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力的提升挤出了一部分劳动力，还有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每增加1个百分点只能创造70万-80万的岗位，所以不能简单依据GDP的增速来决定扩招的比例。但俞敏洪指出扩招幅度过大也并非无据可查，因为教育部也在2008年10月9日的发布会上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2009年的扩招幅度将不会超过4％，2010年不超过3％。既然教育部都承认扩招幅度过快的事实，那么俞敏洪批评扩招的观点也就有相当道理，其间隐含否定扩招这项措施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一种未加深度思索的推断。究竟我们国家的这种扩招比例是否正如俞敏洪认为的那样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1997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已达61.1％，而我国2008年才达到23％。我国的劳动力知识结构重心明显偏低，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为26％。可见，我国的大学生远未达到过剩的程度，也就不可能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顾海良教授的当前就业形势与扩招没有直接关联的言论倒是值得关注。
既然扩招与大学生就业形势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媒体宣传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的真实性，或是公众没有弄清眼下就业形势的真实情况。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2008年浙江省举办的一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主办方组织了1500家单位进行招聘，共接待了6万余人次的大中专学生。然而，招聘会最后的统计数据却十分的尴尬：用人单位现场提供了2.2万个岗位，但很多的岗位门可罗雀，收到的简历也屈指可数；最后现场直接录用的仅为192人，达成初步意向的仅为192人，达成初步聘用意向的也只有7590人。
另有一则资料显示，2007年四川省级机关及垂直管理系统公开招考中，某事业单位招聘的一个文秘职位，出现2373人报名的火爆场面，其中四成以上为高校应届大学生。四川省地税、工商、药监系统在成都及其他省内大城市的岗位备受欢迎。但另一方面，公开招考的129个基层职位的报考人数竟未达到开考比例而被迫取消，这些职位多数是地处该省边远地区的基层税务所、工商所。
苦苦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眼看着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却又不愿意去？而一些地方的招聘会确是人山人海，职位是万里挑一。这样的招聘会例子较多，其中的缘由就是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行列备受众人推崇，而基层企业、单位却鲜有人问津。可见，大学生就业的这种难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于某些岗位、某些单位非常难，而不是大学生供给绝对过剩的难。在不少大学生感慨就业难的同时，不少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却在高呼“人才难求”，大学生就业是不存在难问题。但为什么大学生群体里面会出现诸如类似的“就业难”的论调呢？
大学生就业难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过程难，即在求职过程中感到抉择痛苦、过程艰辛的难，而不是大学生过剩造成的无法就业的难。假若20名学生、20个岗位，供求均衡，应该是不存在就业难的。但岗位是不同质的，学生也是不同质的。一名学生很难一次性就找准适合他的岗位，可能经过5-6次的选择，最坏的情况会达到20×20次的选择。这中间包含的艰辛和对心理各方面承受能力的考验，都是一次艰辛的过程。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现象就是即摩擦性失业，由于我国处于一个转变特殊阶段，学生的考虑变量、因素很多，不仅要考虑能力、兴趣、岗位等，还要考虑户籍、档案接受、就业区域、企业性质等，变量越多学生越慎重，抉择也很艰难。而且我国劳动力就业后的体制内流通非常差，按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5-2000年我国人口流动（带户籍）比例低至13-17‰，因而学生会高度重视首份工作的选择，这也会拉长这样一个就业的过程。
通过以上的分析，俞敏洪作为一名学者型的企业家，其视角从理性人的角度考虑出发，反映了广大家长学生的心声。而顾海良作为一名教育界的学者，其对就业问题的见解是从一个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出发。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所说的大学生就业难，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大学生供给的绝对过剩；扩招并不是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大学生就业难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过程存在。
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即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不合理。第一，经济结构不合理。例如本该成为就业主要力量的私营企业受到很多限制而没有更好发展起来；作为吸纳就业人口主要产业的服务业发展程度不高吸纳就业劳动力太少；现行分配制度和体系导致大部分利润集中在少数垄断部门，而大部分企业无力雇用更多员工；金融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先天缺陷导致的科技创新和创业活动始终处于不活跃状态等；例如对国外劳务市场控制过于从紧远远低于菲律宾这样的劳务输出大国。第二，教育结构不合理。高校的整合导致很多不具有相应水平的高校升格，研究性人才激增。况且在经济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企业本身就有裁员的压力，新增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肯定受到进一步排挤，而这个人群基本上是青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8年都能保证大学生就业率保持在92％以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独特的办学理念。除此之外，还应深刻反思我国的城乡政策、区域政策及部分部门的行政垄断体制等。
因此，解决当前大学生的这种困难的方法并不是减缓扩招的步伐，也不是呼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真正关键的是不仅要对教育本身的改革和创新，更需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改变城乡分割、东西部分割、体制内外行业分割现状，切实缩小二元差距也显得尤为必要。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的这种“难”。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