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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交际》2020年第11期
2023年《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8篇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很多优秀文化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典籍，我何时真正的崇敬？何时真正的潜心学习？这些都是世间大道，而我却在“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环境下，没有对他们引发崇敬之情，没有用心去体悟，在茫茫人海中，犹如浮萍，随波逐流，向细枝末节处找寻人生的答案，愧对古圣先贤，愧对列祖列宗。
《典籍里的中国》的热播，是中华之幸，民族之幸。经典犹如大树之根，不知其根，也就不知其意，不知其意也就肆意妄为！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来得多么不容易，来得多么坎坷，又来得多么深沉。这一份厚重的`礼物，让多少中华儿女为之汗颜，我们忘记了历史，忘记了古圣先贤，但是古圣先贤却记得我们，记惦着他们的子孙！通过《典籍》的方式对我们谆谆教诲，让大家追根溯源，回归人生的大道。
在《论语》述而篇中：“志于道、据于德、行于仁，游于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脉络。但我们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生活中，忽视了根本，只是在“游于艺”，向钱、物而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人生价值排序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很多家庭有了钱后，物质生活丰富了，但精神层面出现了的问题，随着社会物欲的影响，不断地摇摆不定，人生找不到方向，这就需要我们重回经典，在经典中找到人生的答案：以道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不需要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古圣先贤们在宣传大道的时候，有多少君王和百姓不认可他们，他们仍然道心不改，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人生方向，因为他们懂得“大道不孤”。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向他们学习，坚持维护社会和谐和服务广大人民之大道，初心不改，不用抱怨，不用悲伤，不要让负面的能量侵入内心，而要像阳光一样，照亮他人。
当前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具体，甚至有人在某一方面的建树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有“君子不器”之心，包容万物，合二为一，以他人之长处，滋润自己内心，长养自己的德行，克己复礼，严于修身，养一身浩然正气。像古圣先贤一样，为道可以忘我、忘躯。
向道而行，踏芒而歌！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已经在古圣先贤们的身上得以体现，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才能让自己内心的良知越来越升发，心境会越来越开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断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提升我们的人文自信。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26月10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摘得“白玉兰”的消息传来，“典迷”一片沸腾。适逢端午假期，《典籍里的中国》将于6月13日晚八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五期《论语》。是的，“典迷”又有过节大餐了！
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论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尽管作者是谁至今仍无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论语》是孔门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的仁德智慧，两千年的风骨性格，都蕴藏在孔子和弟子的对话里。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
一部《论语》，千古流传；一位老师，万世师表。本期节目将以孔子和弟子之间的故事来讲述《论语》当中贯穿始终的“仁”的思想，致敬始终在历史的时空中凝望着我们一路前行的那道思想之光。
孔子一生传道授业，每逢杏坛讲学，四方弟子云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的弟子正是孔子思想和学说坚定的追随者、实践者和传播者。
本期《典籍里的中国》特别邀来四位读书人，大家在节目中不仅精妙解读了《论语》的核心思想和后世传播，还特别从孔子及其弟子关系的角度品读《论语》，带领大家感受孔子弟子响应老师召唤，凝聚在孔子周围，共同追求仁爱理想世界的生命历程。
《论语》现存二十篇，接近一万六千字，孔子的这些言论为从何而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介绍道：“《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里边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轮流记录。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________。”
但凡读过《论语》，一定会对“子曰”印象深刻。透过那一个个“子曰”，今人能够感受到多年前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及不同弟子的鲜明个性：子贡“富而好礼”；颜回“贫而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子路直爽而勇武，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四十多年，以至于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能将如此多性格不一的弟子聚在一起，孔子人格魅力何在？《论语》中记录着颜回对夫子的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3读《天工开物》有感偶然的在购物中，选中一本历史课中背过书名的书，《天工开物》。本是随意的买来翻翻，但开卷之后，赞叹不已。实在没有想到，我国在明代，就有这样的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所著。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我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在理学占据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的当时，《天工开物》既是对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权威意识，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
由空谈走向实践，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反思，这种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散发出近代的气息。《天工开物》经翻译，走向世界之后，获得极高赞誉，并且影响深远。《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称《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日本学者评议道：“作为展望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日本现代科学史学家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
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4“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洪水图腾蛟龙，烈火涅槃凤凰。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中华世纪坛序》烫金的字样深深烙在国人心中。五千年的文明圣火，在风雨飘摇中亦燃未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中华民族这片桀骜的土地上熠熠生辉。
近日，综艺型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大放异彩，以独具一格的方式向国人讲述不绝如缕的华夏故事。节目第一期介绍了“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一一《尚书》。“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夏经典，弦歌不辍。沉重的语句无一不使国人内心澎湃，华夏文明的精髓绵延至今，溢散出无穷的光辉。传承文化基因，镌刻华夏文明！
斗转星移，王朝更迭；青石刻经，青石永存。抚摸传承千年的典籍，翻开古老泛黄的书页，一个个沉重而又饱经沧桑的文字浮现在眼前，那是文化之典藏，那是华夏之渊源。品读经典，“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品读经典，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蕴；品读经典，感受“民惟邦本，本同邦宁”的力量。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熔铸于字里行间，镌刻于时代青石，它们并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热血传承中与时代接轨，推陈出新，千年繁盛。
风风雨雨，沧海桑田，华夏儿女血液中流淌的责任心和文化情却未消逝。从爱子护书，以命相搏，用热血传承圣火，讲授《尚书》的耄耋老人伏生，到今日《典籍里的中国》这一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映，粼粼历史长河中倒映出来的正是华夏儿女守护中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护得文学精髓千年周全、千年繁盛的豪情壮志与坚定决心。
仰望历史的天空，华夏文明熠熠生辉；跨越时间的长河，华夏文明绵绵不断。一片片竹简本木牍，不只是见证历史的藏品，更是滋养文化血脉的“甘泉”。与千百年来遗存下来的经典对话，不仅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更多国人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何等的享受。追溯华夏文明，使其不绝如缕，薪火相传，为培育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奠定深厚基础，传承民族祖先不朽的智慧和无穷的魅力。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传承文化基因，镌刻华夏文明！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5近日，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开播，首期通过演绎汉代伏生传《尚书》的感人故事，在古今对话、时空转换中，让《尚书》这部传统文化经典进入大众视野。节目不仅呈现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更着力于展现《尚书》中华夏九州的家国概念、“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
让《尚书》的奥义可感可知
“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
节目中，演员倪大红饰演的“古代护书人”伏生，是讲述书中故事、解读书中思想要义的串联人物，撒贝宁则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与伏生对谈。他们又共同遇见了四千多年前治水分九州的大禹、三千多年前牧野誓师的周武王。
选择《尚书》作为节目的开篇，是因为《尚书》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记载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
《尚书》共五十八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四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在介绍《尚书》时用了这样十二个字：“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即《书》的奥义充分地体现在典谟、训诰和誓命当中。这里说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典、谟、训、诰、誓、命。
典是先王们用来治国的典章制度，如《尚书》的第一篇叫《尧典》，记载了尧和舜治理国家的一些事情。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就主要记载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计的对话。训即大臣对于君主的劝谏。
诰主要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告诫以及劝勉。誓是在战争时期的战前君主对将士的动员令或宣战令。命就是君主所颁布的正式命令。
《荀子·劝学》中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可见古人认为，《尚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古时期治国理政的大经大法，《尚书》和蕴含其中的治国理想，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打开《尚书》，格言警句俯拾皆是：谈及官吏选用，有“知人则哲，能官人”“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要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无偏无党。处理对外关系时，应以“睦乃四邻”“协和万邦”为最高准则。围绕从政者个人的修身立德，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要从自身着眼，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从细节着眼，从小事做起，做到兢兢业业、慎始慎终。而“满招损，谦受益”“有容，德乃大”“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些出自《尚书》的名句，其思想内涵更是早已超越为政的范畴，成为全体民众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
如何把《尚书》这样的上古典籍变成当代观众可感知且可共情的作品?《典籍里的中国》戏剧部分成为了节目突出的创新亮点，演员对角色的塑造堪称“出彩”，为提升节目的质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此次担任《典籍里的中国》艺术总监，她认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国家话剧院责无旁贷!”此番创作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入传统文化宝库、探得“宝物”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视角提取精神内涵，同时将多时空舞台与视觉技术手段结合，让传统题材作品既保有传统的独特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借助电视节目与戏剧各自独特的表达优势，对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进行了可视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之光，感动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力量。
禹定九州华夏一体
节目中，反复诵读了《禹贡》开篇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几句。演员重现了大禹与先民治水的场景，他们仅有简陋的治水工具，却不畏洪水泛滥，誓要争天下安宁。
然而正如节目中所介绍的，禹最大的功绩并不仅如此，在治水的同时，他还做了治理、考察、规划等一系列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开辟出一大片文明的土地，形成华夏文明的地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有禹留下的足迹，于是就诞生了“禹迹”这样一个名词，以此指代华夏这片文明地域。
可以说，禹迹是华夏疆域的第一个名称，先秦时期的人们普遍使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自己所在的位置。例如春秋时期的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就写着“鼏宅禹迹”。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叔夷钟”上亦写有“处禹之堵”，这是齐灵公为封赏大臣叔夷而铸造的铜器。“鼏宅禹迹”“处禹之堵”这两句话其实意思基本一致，即居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
伏生有这样一句台词：“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出自《左传》，从这句话中我们了解禹迹与九州的关系——九州是对禹迹的进一步分区。因为禹迹的范围太大了，人们在禹迹里还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于是把禹迹分成九个区域——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后再说自己在什么州，就既表明了自己在禹迹里面，也说清了自己的具体方位。
为什么是九州?不妨看“州”这个字。州字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字形中自上而下的三条曲线是“川”，表示河流;中间曲线上的小圆圈，意思是水所环绕的一块地方。所以，“州”的本义是指水中的陆地。而治水可以简单理解为把水排走、开辟出一块块干燥可居的地块，古人于是把“州”与治水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由此传播开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故事。
九州中的一些名字今天还在被使用，如徐州、扬州、荆州等。虽然今天这些州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位置仍然与古代那些州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州的名称则成为省的简称，如河南简称豫，河北简称冀。
随着历史发展，九州成为华夏文明区域的代名词，其中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意思。第一是地理范围。九州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域。第二是完整性。九州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域，就是最早被称作禹迹的那个地域。九个州，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华夏地域就不完整了。这一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人的心中。
在节目的演绎中，主持人撒贝宁与伏生这样一番对话，让观众们心潮澎湃：
“华夏为何一体?”
“自古就是一体。”
中华民族的大地，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这片大地浸润了漫长的历史，其中的山、河、平原、湖泊，都不只是自然之物，而是有着历史的意蕴。悠悠千年，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朝代如何更迭，这份对原乡故土的朴素情感始终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民心即天命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伏生讲解的第二个故事来自《牧誓》，说的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时领着众人念出出征誓词。舞台上，万军之中，周武王振臂一呼，众人齐声响应。在演员们的演绎下，仿佛古战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短短的几句话气势如虹，让人感受到了势不可挡的力量。《牧誓》不仅描述了武王伐纣的过程，也指明了武王伐纣的原因，写出了兴亡之道。
《典籍里的中国》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戏剧化结构和影视化表达，其更大的创意是在主题立意上的交相辉映。大禹治水安民、武王为民伐纣等多场戏剧，始终围绕“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鲜明主题展开。
正如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介绍，“民本”这一概念即萌发于《尚书》。除了节目中提到的《五子之歌》《禹贡》《牧誓》等，在《尚书》多篇中均可看到，为政者们不仅提出了“民惟邦本”、“民心”为重的思想，并且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笃行之。
翻开《尚书》首篇《尧典》，文中对尧帝的颂扬是同百姓密切相连的。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是说，尧能发扬美德才智，使九族亲密和睦，还能公平地善待百姓人家。“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有引导光明之意，这是指百姓们从昏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曙光。“黎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尧典》，“黎”从“黍”，是一穗聚有很多颗粒的小黄米。黎民指众多人民。“黎民于变时雍”是说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可见，在《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生动而富有深意。
《尚书》还记载了尧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皋陶。皋陶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同尧、舜、禹共同被后人并称为“上古四圣”。在《皋陶谟》篇中，他向大禹讲了执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通观九德，充满哲思和智慧，均能体现出对待人民的态度。皋陶认为，能做到三德，就可以做卿大夫;能做到六德，就可以做诸侯;如果能把九德普遍施行于政治，使有德才的人担任职务，那么各种事情都会成功。
大禹还曾向皋陶请教：怎样才能使臣子同心协力?皋陶则告诉大禹最高执政者的四项要务：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安民。前三项要务，都是为了安民，也只有做到了前三项，才能真正实现安民。
可以看到，在《尚书》这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对人民的认识就已非常深入且非常智慧。
皋陶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孔子，孟子等又把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如孟子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大学》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其中也包含着四项，一是修身律己，二是要教育家属子女向自己看齐，做到这两项才有可能去做后两项，即治国并使天下太平。这与皋陶论“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安民”，正是一脉相承，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毕生的追求。
自《尚书》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不能忽视的巨大影响和伟大力量。西方有很多城堡，惟中国有万里长城。长城为何要绵延万里?因为它身后的土地和人民需要——它不像西方城堡那样只是为了保护城堡内贵族的安全，而是要护佑所有百姓，为所有人阻挡战火烽烟。
“读《书》，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有册有典，以史鉴今，是中华民族之幸事——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6今天上午我回看了央视的一档文化栏目《典籍里的中国》，本期选取的典籍是《尚书》。《尚书》被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祖，的确堪称典籍。这个节目采用了让现代读书人穿越的方式，实现了现代人与西汉时《尚书》护书人讲书人伏生对话，以此来诠释《尚书》里边的经典要义。其中有两个主要场景，一个是通过王维的画作《伏生授经图》，引出项羽放火烧咸阳，使得许多珍贵的书籍被焚毁，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内，若干年后已经有部分竹简被毁导致内容散佚，又恰幸
汉文帝重视文化，派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要义，也为《尚书》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话说回来，《尚书》何以会成为经典?最主要是思想上意义深远。比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最早提出的民本思想，它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相同的，都在强调人民在一个国家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主旨的表现是通过对《尚书》里边的《牧誓》演绎诠释的。商周之间的“牧野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其中突出了以民为本民心所向的重要性。另一个内容的展示是《禹贡》，这个故事是通过大禹治水来告诉后人划分九州的史实及意义。那是我们中国最初的疆域划分，在此基础上，我们中国经历了千年的疆域演变，分分合合之后形成了统一的大中国。
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是通过对典籍的诠释，来告诉今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沉淀出的民族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但同时，我也觉得，观赏这样纯文化节目的观众还很有限，毕竟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是极不到位的。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对《尚书》进行独立阅读的人，恐怕在学历上至少要高中学历，能够理解精髓就需要专业能力较强的知识分子甚至专家教授了，所以《典籍里的中国》能够像《百家讲坛》那样，使历史文学在一个节目里获得普及和推广，这是比较有意义的。尤其在娱乐泛滥的今天，我还是比较希望主流媒体能够多一些这样的节目，努力扭转一下青少年过于关注娱乐八卦的不良形势。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尚书》被称“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诵其以知先贤治政之本，以知朝代兴废之由，以知个人修身之要。当戏幕拉开，伏生带着她向我们走来。
汉文帝听闻山东的伏生可讲学《尚书》，派晁错前去受教。
来
年已九旬的伏生缓缓抬起头。
他已老了，忆起往事仍泪水纵横，然典籍可传的喜悦与欣慰又使他止哀，说起大禹定九州和牧野誓师的周武王。他眼早已有些花了，可他分明看见甬道前处是有人挥臂高呼的。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这景象他梦里应是见过，这话他也不知传授讲学过多少次了。他记得大禹定九州，哪九州也清楚得很。他是山东人，是九州人，是华夏人。华夏，自古就为一体。他听到来自两千多年后的声音这样说，默默点了点头。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他险些被声势浩大的军队唬了一跳。周武王挟着天意，在电闪雷鸣中浩荡前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不即天意吗?此乃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他还见到了两千多年后的“藏书秘府”，那的小孩和自己幼时衣服不同，话却是一样。
年已九旬的伏生缓缓抬起头，掺杂纠纷浑浊的眼中光明明灭灭。一生的颠沛、一生的苦难、一生的尊崇、一生的护佑在干涩的眼眶里凝化成了苦之又苦的泪，泪中包裹着楚人一炬留下的焦土，包裹着故宅的残垣，包裹着荒野的遗骸，包裹着先贤字句与华夏人的根与魂，浸润了历史的扉页，经由千朝万代的笔墨重了又重，晕染到了现在，延展到了未来。
去
事实上的伏生并没有见到多年后的今天，也不知道后来的《书》经历了什么，他以一生所护的《书》是否能一直执在后人手里心里。那时的他似乎没想那么多，又或许早已决定义无反顾。这个决心沉重，沉重到他的妻与子都被埋葬在重重荒野之下。当他几经辗转流离剖开宅中壁的时候，破碎的是墙壁，是他的家人故宅，袒露的是二十八篇典籍，是经历史淘洗、时代冶炼仍旧熠熠生辉绵绵不断的华夏文化。
王鼎钧在《碎琉璃》中有言：“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伏生在被历史洪流冲走时，把《书》还给了天下，他没有被冲走，他的名字与《尚书》与世长存。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伏生来去间，《尚书》也在当今时代破壁而出。
当晁错离开，戏幕落下—
他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以蹒跚的步伐走回历史。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今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节目，名叫《典籍里的中国》。这个节目让我看得眼泪直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古人的诗词和精神都让我刮目相看呀!
有个两千多年以后的读书人，带着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去，遇见护《书》人--伏胜先生。读书人过来请教伏胜《书》好在哪儿?伏胜首先讲了“禹贡”就是关于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水，还有更大成就，就是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那九州指的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广大的冀州是大禹用足迹一步一步地丈量出来的，古人称大禹的足迹为“禹迹”。
讲完“禹贡”之后就开始讲他护《书》的经历了。伏胜壮年时，曾经是秦国的博士，天下的《书》大都被毁了。伏胜，只知道国家藏一部、他家藏一部，一次大火把国家藏的《书》化为灰烬，伏胜把《书》看成一条活的生命，伏胜与他的妻子和儿女为了逃避兵火，带上了一车的《书》，坐马车出咸阳回山东老家。伏胜在中途遭遇兵劫，伏胜的儿子爱护《书》，以命相搏，被乱兵杀害了，伏胜
的妻女颠沛流离。后来，伏胜的妻子病重，那一年天降大雪，小女儿因险冻死和饿死。为了取暖他们可以烧掉一车箱《书》，但伏胜的妻子宁死也拒绝烧掉一车《书》。伏胜的妻子说：“这一车的书，是爱子以命相搏才得到保住的”。伏胜的妻子挨饿受冷已经气衰力竭，伏胜的妻子知道这一车《书》，如爱子的性命，已经比她自己的性命更贵重了。伏胜回到家乡，刚好家乡也遭遇兵火，伏胜只好将《书》藏于故宅墙内外出避难。伏胜无时无刻挂念着家中藏的《书》，伏胜当天下初定，他再回家园，凿开墙壁发现书简多已朽毁，完整的篇目仅余二十八篇了。之后伏胜要晁掌故把《书》给带回都城，流传天下，之后读书人带伏胜到现代的图书馆，古人叫藏书秘府。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每一本典籍，都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路上一盏不灭的明灯，而《尚书》的光芒之闪耀至今，无论孔子活伏胜，都是用生命去延续和守护这盏灯的人，酌古至今，学史明智，丰富而珍贵的典籍，值得没一个中年国人去品读，也应该与世界分享，让我们从典籍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剧影月报戏剧论坛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国内莎士比亚译介研究可视化分析（1949-2019）■曹新宇方迦一摘要：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新世纪以来关于莎剧在中国译介的研究也不断增加。本文以CNKI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计量软件对1949年以来中国莎剧译介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热点绘制了相应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译介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年到1980年是准备期，1981年到2000年是缓慢发展期，2001年以后是快速发展期。从研究热点来看，朱生豪和梁实秋是研究最多的译者，《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是研究最多的剧作。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等方面依然可以进一步拓展。关键词：莎剧翻译；发展历程；热点；CiteSpace一、引言1903年达文社出版的《澥外奇谭》拉开了我国莎剧译介的序幕，从《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译本、注释本和双语对照本，到莎剧单行本、喜剧集、悲剧集，莎剧全集的出版，莎剧在中国的译本形式越来越多样，版本也越来越丰富，关于莎剧译介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研究内容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译者及其译作受到关注。对莎剧译介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总结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认识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还能找出不足，为今后研究提出新的思考。本文在CNKI检索1949年到2019年的相关数据，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拟发现不同时期莎剧译介的研究热点及不足，并提出对今后莎剧译介研究的启示。二、研究方法首先在CNKI中以“莎剧+翻译/译介”、“单部剧作名称+翻译/译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于2019年11月5日晚上8点进行，发表时区设定为1949年至2019年9月，共获得学术论文1131篇。下载相关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和重复项后，最终获得818条有效记录。所有记录都包含包括作者、机构、摘要、关键字、来源等必要信息。将有效文献导入CiteSpace5.5.R2，转换格式并去重。生成关于关键词、作者、机构等信息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得到研究发展趋势图、关键词共现图谱和时区图等。完成数据的处理后，在CiteSpace中建立新工程。设置时间跨度为1981年至2019年，时间分区为两年，关键词为节点类型。数据分析阈值选择出现频次最高的前20个节点数据，采用寻径算法，保留其他选项为默认值。最后，运行程序，生成相关图谱。三、研究结果与分析发文量统计图显示莎剧译介研究的发展趋势，时区图显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高频关键词共现图显示关键词被研究次数、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强度，从中可以看出研究热点以及不同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从论文中提取关键词，统计关键词出现频次，可以反映该关键词的研究热度。（一）发展趋势22第一篇研究莎剧译介的文章发表于1981年，此后，研究论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近十年，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在2016年达到最高点，年度发文量达68篇。（详见图1）图1年度发文量曲线时区图显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由此可知相关研究的历时演变。将具有相似含义的关键词合并到一个节点中，将阈值设为7，即显示的关键词曾出现在七篇以上文章中，并在图表中隐藏“翻译”、“莎士比亚”和“莎剧”等显而易见的大节点，可以得到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详见图2）。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连线的颜色越深，意味着研究时间越早，连线越粗，意味着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图2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图1显示了从1949年到2019年的发文量，图2显示了不同时期的高频关键词。由图1和图2可知，1949年以来，莎剧译介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准备期（1949-1980年）、缓慢发展期（1981-2000年）和快速发展期（2001-2019年），每个时期均呈现出各自的特点。1准备期（1949-1980年）如图1和图2所示，这个时期该领域没有发表文章。于是笔者在知网上以“莎士比亚”为主题进行进一步检索，发现仅有戈宝权于1964年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一篇论文，题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话)”。该文介绍了过去一个世纪里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状况，但是该时期的莎剧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曹未风译作12种，北京作家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作31种，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校订增补后的朱生豪、方平等所译《莎士比亚全集》，其中收录剧本37种。另外，还有多种单行本出版，梁实秋所译37种剧作也于1967年由台北远东图书出
版公司出版，为此后的莎剧译介研究提供了素材。2缓慢发展期（1981-2000年）戈宝权之后第一篇关于莎剧译介的论文于1981年发表，之后年均发文量3篇。这一时期的高频关键词有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哈姆雷特和卞之琳，出现的频次分别为15、6、5和3。关键词“朱生豪”与“莎士比亚全集”之间的连线很粗，表示两者的共现率比较高。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纠正了朱生豪翻译时由于缺乏参考文献等外部因素造成的误译和遗漏，并加译了6部历史剧，进一步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关键词“卞之琳”和“哈姆雷特”之间有连线。相关研究包括对卞之琳内容和形式上双重忠实性的翻译原则和“以顿带步”的翻译策略的介绍[1]，关于卞之琳翻译“tobeornottobe,it’saquestion.”中用逗号替换冒号是否恰当的讨论[2]，关于卞之琳“先得其形，方可传神”的翻译观的阐释[3]。3快速发展期（2001-2019年）在这一时期，莎剧译介研究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发文量从2000年的2篇激增到2008年的45篇，之后的发文量基本保持在每年57篇左右。关键词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出现了译者主体性、概念隐喻和修辞手段等新的研究内容。除了本文后面将专门分析的译者和剧本之外，译者主体性是研究频率最高的关键词，相关论文共18篇。翻译选材、翻译目的、意象的翻译都体现出译者主体性。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伦理促使他翻译具有人文气息的莎士比亚戏剧[4]，曹禺译莎主要为了舞台表演，梁实秋译莎则是为了便于以后的学术研究[5]，为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和认识莎剧，朱生豪有意识地选择省略意象[6]。概念隐喻视角的研究揭示隐喻、明喻和转喻背后的概念隐喻，了解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7]，或用概念隐喻证明译者的翻译理念和目的[8]。修辞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双关语的翻译。朱生豪翻译双关主要采用押韵补偿法、词汇精炼法、提纯语言法和省略法，翻译方法的选择与双关语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交际意图有关[9]。认为如果在目标语中可以找到具有相似含义的词，可以照字面含义翻译，反之，则采用替换或补充注释，确保保留双关语的含义[10]。（二）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显示了1949年至2019年出现的所有研究内容。图上有93个节点，207条连线。隐藏“翻译”、“莎士比亚”等明显的大节点以避免视线干扰，并将所有关键字都呈现出来。关键词的字体大小和节点大小表示关键字出现的频次。关键词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相关度，线条越粗，相关性越强，同时蓝色数字表示关联系数。图3关键词共现图戏剧论坛剧影月报关键词出现频次反映了该研究内容的热门程度和重要性。译者和作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类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译者是朱生豪和梁实秋，作品是《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表1译者关键词及频次序号关键词频次1朱生豪1552梁实秋57表2剧作名称及频次序号关键词频次1《哈姆雷特》982《威尼斯商人》281译者研究与“朱生豪”共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莎士比亚全集”和“梁实秋”，其关联系数分别为1.0和0.82。（详见图4）图4“朱生豪”的关键词共现图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莎士比亚全集》激发了学界对莎剧译介研究的热情。朱生豪用“诗化”的散文，生动流畅的口语化语言、译诗时和谐的节奏，模仿、改写等技巧，成功地在语言、内容和形式上都再现了原著的魅力[11]译本比较研究主要从翻译观、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等方面比较朱生豪的译本和梁实秋的译本。根据赞助人的要求，梁实秋的译文以原语文化为取向，朱生豪的赞助者对他的翻译工作没有进行过多的干预，因此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归化译法[12]。两位翻译家在原文版本选择、翻译态度和译文表达的忠实观方面一致，但是朱生豪秉承“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翻译时追求“神韵”。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翻译时追求“求真”[13]。从音美效果、语体风格和雅俗倾向上方面比较，梁实秋采用异化策略，更注重莎剧的文学功能，朱生豪采用归化策略，更加注重戏剧的表演功能[14]。（2）梁实秋图5梁实秋的关键词共现图23“贵族性”
剧影月报戏剧论坛如图5所示，关联系数最高的关键词是“无韵诗”和“人性”。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无韵诗实际已很接近散文，因此梁实秋译莎采用散文体[15]。而且梁实秋的文学观“重善轻美”，他“不苛求译文的音乐美和形式美”，因此译文没有表达出“原文读音的曼妙之处”，而且以散文体译莎毕竟“改变了原文的艺术形式，在表达莎剧的节奏、声调之美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16]。梁氏选择翻译莎剧是希望提倡其中的人文主义，并借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17]。另一个原因是他认同莎士比亚的普世价值、戏剧中传达的“情理和谐的理念”和道德教诲的深刻体会[18]。2剧作研究莎士比亚的37部剧作中，《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是被研究次数最多的作品。（1）《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共有15个译本，是目前莎剧中文版本最多的剧作。与“哈姆雷特”共现的关键词中，“意象”、“概念隐喻”和“平行语料库”最热门，其关联系数分别为0.35、0.27和0.24。（详见图6）图6《哈姆雷特》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圣经》意象在莎剧中被广泛运用，若原文中使用的意象能被目标语读者理解，译文中应该保留该意象，反之，译者应选择目标语中相似的意象来替换[18]译文中是否保留意象同时还应考虑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19]翻译隐喻的过程也是译者对原作重构的过程。朱生豪使用意译法翻译隐喻，但译文有时会无法完全表达出作品的主题[20]。田汉和卞之琳大量运用直译、释译、换译等翻译方法，但是卞之琳更注重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因此卞氏译文在意境和语言上更胜一筹[21]。基于语料库的莎剧译介研究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学胡开宝团队完成，发表论文17篇。研究内容包括翻译文本的显化程度[22]“、AABB形”词语的使用频率[23]、程度副词的强化/弱化研究[24]“、使”字句的使用情况[25]。（2）《威尼斯商人》与“威尼斯商人”关联度最高的关键词是“意识形态”和“翻译美学”，关联系数分别为0.33和0.29。（详见图7）图7《威尼斯商人》的关键词共现图24朱生豪翻译《威尼斯商人》时的动机、风格和采用的释义、归化、漏译等方法既体现了他的译者主体性，也受到了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26]。方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学界主流地位时选择翻译《威尼斯商人》，并且采用诗体翻译，考虑不同读者和舞台表演形式而采取的翻译策略等主要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27]。梁实秋和朱生豪选择白话文、散文体进行翻译，体现了译者的审美观[28]。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文体形式和翻译方法均再现了《威尼斯商人》的形式美和意蕴美，但二者都各有利弊[29]。四、结语从1949年到2019年，莎剧译介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到1980年是准备期，从1981年到2000年是缓慢发展期，2000年以后是快速增长期。在研究热点方面，朱生豪和梁实秋是最受关注的译者，《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是被研究最多的剧目。尽管莎剧译介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和进步，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译者及其译作研究较多，但是对傅光明等新译者及其新译作的研究尚未有足够的关注。其次，文本分析多，结合舞台表演以及译本“可表演性”开展的研究不足。第三，理论视角多元化不足，从美学、主体性、概念隐喻等外国理论框架开展的研究较多，译介学、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生态翻译学等国内翻译理论框架的研究较少。后续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曹新宇系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方迦一系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外国戏剧译介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16YYD004）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张羽：《卞之琳的学术生涯》，《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2]曹明伦：《也说莎剧名句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中国翻译》，1990年第5期。[3]孙致礼：《亦步亦趋刻意求似——谈卞之琳译<哈姆雷特>》，《外语研究》1996年第3期。[4]李庆明、刘婷婷：《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过程的伦理思考——以文学翻译为例》，《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5]汪娜：《目的论指导下的译者主体性——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中译本为例》，《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1期。[6]邱文颖、王心乐、王嫦丽：《“文化转向”视阈下意象汉译的主体审美介入》，《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5期。[7]谢世坚、孙立荣：《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莎剧的动物比喻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8]崔艳华：《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视角看朱生豪<哈姆雷特>概念隐喻汉译》，《湘南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9]张乐金：《<哈姆雷特>双关语汉译的文本分析与策略评估》，《外国语文》，2016年第5期。[10]周晔：《从<哈姆雷特>多个中译本看文学翻译中双关的处理策略》，《中国翻译》，2008年第3期。[11]李正栓、王明：《从<汉姆莱脱>看朱生豪译莎特点》，《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12]贺显斌：《赞助者影响与两位莎剧译者的文化取向》，《四川
戏剧论坛剧影月报《海达·高布乐》中的权力关系与海达之死——导演的戏剧解读视角■邵梁《海达·高布乐》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重要作品，该作品创作并发表于1890年，1891年1月31日首演于慕尼黑皇家剧院，为易卜生创作第三阶段的作品之一。该作品描述了高布乐将军的女儿海达，在一天之内从一个度蜜月归来的新婚少妇走向引诱他人自杀，最终自己也自尽身亡的故事。本文将结合本科导表演教学内容，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讨论《海达·高布乐》中的海达之死。与易卜生早期的《玩偶之家》《群鬼》一样，《海达·高布乐》也是一部家庭悲喜剧。在前两部作品中，作者将社会关系影射在家庭关系中，家庭中的人物矛盾关系十分强烈地呼应着社会问题，最后，剧本依靠人物的自我觉醒，得出某种社会批评的结论。但是《海达·高布乐》与此完全不同。《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是被家族长辈要求进入婚姻关系的，她以被迫的姿态开始了悲惨的婚姻生活。阿尔文太太的人生被三段强大的关系所操控：亲属、丈夫、牧师。三段关系中的控制方均把社会关系背后的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使阿尔文太太一生都活得犹如道具一般。即便作者在剧本中明确地表示，阿尔文太太已经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并且具备了自我觉醒的基本基础，但她仍然被阿尔文这个姓氏所控制。在这里，阿尔文先生这个不出场的人物，不仅代表着阿尔文太太的婚姻，亦代表着重要的社会身份。曼德牧师虽喜爱阿尔文太太，因恐惧于丧失其牧师身份与身份带来的利益，不仅拒绝她的求助，更将她推向深渊。《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她自我意识不曾觉醒之时，她受控于父亲和丈夫海尔茂的两种关系。控制者将她控制在一个极小的权力范围之中。乖巧听话的形象是她用来取悦两段关系并获得生存的唯一办法。在这两部剧中，主要女性角色存在着相似性——从被动到觉醒，同时戏剧困境均来源于外部事件，而非自我选择。或许这也是易卜生这些早期作品被叫做社会问题剧的原因。但是在《海达·高布乐》中，强烈的戏剧冲突本质上并非源自事件的矛盾，而是源自人的内在矛盾。这正是易卜生在谈到此剧时讲到的：“我并不想在这部剧中探讨所谓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要描述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部剧里的女主角海达·高布乐主动选择了婚姻，主动选择了死亡，不曾被外部意外事件所胁迫。尽管乐务博格自杀的枪支来自她的房间，但这桩死亡事件是由她主动驱使的。那么从两性政治的角度看，是否可以说海达一生的悲剧来自于她的疯狂，她的原始欲望？如若成立，这些疯狂和原始欲望背后的潜意识又是什么？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潜意识展现，抑或是《朱莉小姐》中自然主义式的、社会、民族文化与自然生理因素的复杂交融？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曾谈到泛义的政治不仅指政府，政党，更指向于人群支配另一人群的权力结构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广泛的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文化里最普遍的思想艺术，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如果说《玩偶之家》和《群鬼》赤裸裸地展示了对父权制度下男女两性的政治关系，那么《海达·高布乐》中的权力关系则更加隐晦和深刻。海达不错，我有。我想试一试我有没有支配别人命运的能力。这是《海达·高布乐》中海达的一句重要台词，也成为海达一切行动的基本解释。支配他人的命运，显然已经是对权力关系的构建。海达支配他人的企图与冲动贯穿在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里。海达的支配欲并不仅仅来自于爱情妒忌（欲望），她并没有纯粹的美狄亚式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3]吴奚真：《悼念实秋先生》，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49页。[14]严晓江：《梁实秋与朱生豪莎剧译文特点之比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15]柯飞：《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16]严晓江：《梁实秋著译的局限性探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7]严晓江：《理性的选择人性的阐释——从后殖民译论视角分析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18]李伟昉：《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及其理论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19]邱文颖：《窥意象而运千斤——论莎剧<哈姆莱特>中的意象汉译》，《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20]赵彦、应高峰：《从等效翻译理论角度看朱生豪<哈姆雷特>隐喻汉译》，《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年第2期。[21]黄兴运、谢世坚：《<哈姆雷特>隐喻辞格的认知识解及其汉译》，《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22]胡开宝、朱一凡：《基于语料库的莎剧<哈姆雷特>》汉译文本中显化现象及其动因研究》，《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23]孟令子、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本中AABB式叠词应用的研究》，《外国语》，2015年第1期。[24]刘慧丹、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中强化/弱化实证研究——以程度副词为例》，《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25]胡开宝、崔薇：《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中“使”字句应用的研究》，《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26]张格兰：《戏剧翻译中译者主体地位的彰显——以朱生豪译<威尼斯商人>为例》，《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27]严少车：《勒菲弗尔操纵理论对<威尼斯商人>方平译本的操纵》，《钦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28]谢世坚、袁翠苓：《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威尼斯商人>译本的对比研究——以梁实秋、朱生豪和方平译本为例》，《邢台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29]许姝馨：《翻译美学视域下<威尼斯商人>两译本的审美再现对比研究》，西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25
第20卷第4期2020年12月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ofWenzhouPolytechnicVol.20No.4Dec.2020DOI:10.13669/j.cnki.33-1276/z.2020.072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1981—2020年)——基于CNK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丛海燕，薛丽平（青岛滨海学院文理基础学院，山东青岛266555）[摘?要] 以1981—2020年中国知网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献为数据基础，以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为研究手段，对近四十年国内中国典籍翻译领域的发文量、核心作者、作者合作情况、研究热点以及前沿趋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为今后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参考。通过研究得出：该领域国内发文量经“三段式”增长后进入稳定期；高产作家队伍及较稳定的高影响力作者群已经形成，但彼此间缺少长期稳定的合作和核心科研团队；新旧研究热点不断更替，研究趋向多样化；国家重大文化战略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今后应关注核心团队建设以及汉学家、中外合作翻译成果、翻译技术和语料库等方面的研究。[关键词] 中国典籍翻译；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326(2020)
04-0086-06StudyonTranslationofDomesticClassics(1981-2020)—
VisualAnalysisBasedonCnKILiteratureCONGHaiyan,XUELiping(SchoolofBasicArtsandSciences,QingdaoBinhaiUniversity,Qingdao,266555,China)andtakentheinformationvisualizationsoftwareCitespaceasatool,abiliometricanalysisisconductedonthenumberofpublishedpapers,coreauthors,authorcooperation,researchhotspotsandcutting-edgetrendofdomesticclassicstranslationfieldinrecent40years.Itisfoundthatthenumberofpublishedpapersdomesticallyinthefieldhasenteredastableperiodafter“three-stage”growth,high-yieldauthorteamandrelatively-stablebuthighly-influentialauthorgrouphaveformed,butthereislackoflong-termstablecooperationandcorescientificresearchteam.Withthecontinuousexchangebetweenthenewandoldresearchhotspotsandthediversificationofresearchtends,nationalmajorculturalstrategyplaysapromotionroleinthedevelopmentofthisfieldstudy.Inthefuture,itisrequiredtofocusontheresearchsuchascoreteambuilding,sinologists,Sino-foreigncooperativetranslationproducts,translationtechnologiesandcorpus.Keywords:ClassicsTranslation;Citespace;Visualization;BiliometricanalysisAbstract:
BasedonthestudyliteratureofCNKIChineseclassicstranslationfrom1981tothebeginningof2020中国典籍翻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纽带，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典籍翻译实践和研究作为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文化战略的有效途径，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典籍翻译研究不但能够促进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也有助于切实推动中国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姜怡、姚婧、赵长江、王宏和刘性峰、董明伟等学者曾对中国典籍英译进行过研究[1-5]，李志敏、任强对我国当前典籍翻译研究做过科学图谱分析[6-7]，但以往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时段具有一定[收稿日期]2020-05-20[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系统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作者简介]丛海燕（1979—），女，辽宁丹东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研究；薛丽平（1980—），女，山东青岛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第4期?丛海燕，薛丽平：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1981—2020年）—基于CNK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87局限性（如近五年、19世纪、2012—2016等）。本文拟借助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上1981—2020年有关典籍翻译的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并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现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期望能进一步深化典籍翻译研究，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典籍走出国门服务。速上看，典籍翻译/英译/外译（以下统称典籍翻译）研究成果数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81—2007年）、高速发展期（2008—2016年）和稳定期（2017年—2020年6月）。萌芽期典籍翻译的相关研究数量非常少，2005年之前年发文量均低于10篇。中国知网收录的第一篇提及“典籍翻译”的中文文献《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余宏模）发表于1981年，这篇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文献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序幕。2008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发文量逐年快速增长。是什么原因促使典籍翻译研究热度不断上升？许钧、穆雷曾指出：“翻译活动历来与国家、民族重大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事件相生相伴，与社会的发展密切[8]。党的十七大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关”一、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本文的数据源于中国知网，通过其高级检索功能，以“典籍翻译”“典籍英译”“典籍外译”为主题对中文文献进行“模糊”检索。日期为1981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检索结果中剔除无关文献，经手工除重后得到期刊、辑刊和硕博学位论文三类有效文献共1?878篇。本研究采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和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itespace?V?（5.?6.?R3）（下文简称Citespace?）软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该软件运用Java程序对科学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共被引网络分析、合作作者分析及主题、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等，有助于发掘学科研究热点、前沿和了解研究发展趋势，是信息分析方面的热门软件之一。文献计量法主要借助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分析CNKI中相关中文文献的发文量和核心作者，Citespace主要用来分析作者合作网络、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和突现。新高潮”，要求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翻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舞台地位有重要作用，而典籍翻译不但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直接带动了典籍翻译实践及研究。2008年上海召开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是中国翻译界首次与来自全世界的同行在中国的大聚会。“这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我国形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9]次重要契机。”大会的论文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二、结果分析１．文献发表年度分析为了更好了解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现状、变化趋势，首先对文献发表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1981—2020年文献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可知，发文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增在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上均超过往。2008年发文量的激增正反映了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和翻译界的重大活动对典籍翻译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011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2013年“一带一路”倡仪的相继提出与图1中同一时段数值持续增长相呼应。国家新的战略政策与典籍翻译研究的持续升温密不可分：中国政府通过立项资助典籍翻译重大国家级工程的形式，大力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为典籍翻译研究和实践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成为其繁荣发展的主要助力[10]。2016年后发文量保持高位，年均超过二百篇，进入稳定期。典籍翻译至今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２．作者分析作者是科研活动的主体，通过研究发文作者和合作网络，有助于了解该研究领域的高产高影响力作者和合作研究情况。（1）高影响力作者分析。发文量和被引量是文献图１ 国内中国典籍研究发文量年度分析（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计量学中两个测评核心作者的常用指标，作为衡量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88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0卷某一作者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发文量是指作者在一段时期内发表论文的数量，用于衡量其对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的贡献大小。根据普赖斯（Price）定律，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能力作者的数量m，等于[11]全部科学作者总数nmax的平方根，即m=0.749nmax。?max力大小。被引量越大，一般意味着该文献学术影响力越大。结合发文量和被引量两指标，表1列出了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均居于前15位的高产且具有高影响力作者。如表1所示：发文量前三的学者分别为王宏印（23篇）、王宏（21篇）、黄中习（15篇）、姜欣（15篇）；总被引频次次数最多的是王宏印（383次），其次是王宏（262次）和黄中习（213次）；篇均被引频次前三的分别是王宏印（16.65次）、黄中习（14.20次）和王宏（12.45次）。王宏印、王宏、黄中习三位学者，在发表论文的量和质方面，堪称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代表，姜欣、刘性峰、黄海翔、姜怡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在这一研究领域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对国内1?878篇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得出：1981—2020年年初，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发文最多的作者共发文23篇（统计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根据公式可算出m=3.59，按照取整原则即发表4篇或4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可被视为高产作者，该时段高产作者总数为50人。可见，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已形成相对稳定的高产作者群，这些学者是推动该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被引量用于反映某一论文学术影响表１ 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相关研究高影响力作者分布表（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作者王宏印王?宏黄中习姜?欣刘性峰黄海翔杨?静李正栓王晓农赵长江姜?怡文?军张?斌范祥涛刘迎春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工程学院/苏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商丘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鲁东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单位发文量/篇23211515121110101010?9?7?7?7?7总被引频次/次383262213149?87100?84?50?35?83107119?24?87?43篇均被引数/次16.6512.4814.20?9.93?7.25?9.09?7.00?5.00?3.50?8.3011.8917.00?3.4312.43?6.14（2）作者合作分析。使用Citespace进行作者合作分析，将Node?Type设为Author，阈值设为Top30，网络裁剪为Pathfinder+Pruning?sliced?networks，其他均为默认设置，生成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2）。图2中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合作强度，连线越粗，合作次数越多。综合图2和知网信息可知：图中连线数量较少，说明典籍翻译研究整体上比较分散，合作研究较少，大多数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缺少大型团队合作。局部出现的连线，说明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形成了少量的研究“小组”，按照合作时间开始的早晚依次为：汪榕培、霍跃红与姚振军之间的两两合作，姜欣与姜怡、汪榕培与姜怡的合作开始时间最早，同为2010年且均属同机构（大连理工大图２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学）合作，合作次数较少，研究关注点有所不同，汪霍姚组合为典籍的机器翻译研究，两姜以及汪姜组合为茶典籍翻译研究，其中汪榕培、霍跃红、姜怡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第4期?—基于CNK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丛海燕，薛丽平：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1981—2020年）89和姜欣四位学者之间实为师生合作；王宏与刘性峰之间的合作时间出现稍晚（始于2015年）但连线最粗，代表关联频次最高（7次），主要合作主题为科技典籍翻译；王希宝与王琢珏近年间（2016年）主要围绕戏曲翻译开始合作，次数较多（6次）；刘杰辉分别与许伟丽、成昭伟于2014年和2016年合作研究，次数较少，属同机构合作（辽宁工业大学）；方廷珏与刘平之间的合作出现的时间最晚（2019年），次数为3，研究焦点是中医典籍翻译。由此可见，为数不多的研究“小团队”合作具有以下特征：以同机构合作、师生合作为主；部分合作缺乏稳定性，近三年内已无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合作。频次越高。如图3所示，频次最高的三个关键词依次为典籍英译、典籍翻译、翻译策略。可视图生成的同时，Citespace绘制出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表格。表2列出了前15位高频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按照内容可归为以下六类：第一类为总括性研究，如排名前七位的高频关键词（除“翻译策略”外）以及“典籍外译”；第二类有关翻译策略和技巧研究，包括关键词“翻译策略”“异化”等；第三类针对典籍译本分析，如关键词“《论语》”和“《道德经》”；第四类围绕译者研究，如关键词“理雅各”；第五类为翻译理论研究，如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深度翻译”和“传播”；第六类涉及其他种类典籍研究，包括关键词“中医典籍”和“民族典籍”。赵长江、刘艳春曾将我国的典籍分成三类：传统典籍主要指中国思想类典籍，如《论语》等；文学类典籍，如诗词曲赋、小说等；其他类典籍，如科技、中医、体育、保健等[12]。表２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典籍英译典籍翻译翻译英译翻译策略中国典籍典籍《论语》中医典籍《道德经》理雅各生态翻译学异化民族典籍典籍外译文化负载词频次/次29019818613011960564845424140323228262626年度200520072000200520062008200720082007200920062012200820082012201120122012中心性0.420.270.210.200.150.090.130.130.070.110.110.220.080.040.010.120.100.07３．研究热点关键词可高度概括文献的主题和核心内容。高频关键词可揭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分析研究热点时，中介中心性（下文简称中心性）是另一个衡量某个关键词重要性的指标，中心性大于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中心性越大，代表它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在其他节点之间充当的桥梁作用越突出。综合考虑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可以更科学地确定某一时段内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使用Citespace对所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得出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以及其首次出现时间。操作如下：将NodeType设为Keywords,SelectionCriteria设为T30，剪枝方式为MinimumSpanningTree+Pruningslicednetworks，其他均为默认设置，生成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热点知识图谱（见图3）。图３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深度翻译传播图3中节点用十字架表示，一个节点对应一个关键词，十字架越大说明该关键词的频次越高。十字架的颜色代表关键词出现的年度，颜色越深，出现时间越早。多层颜色的节点，从内到外，对应的年份则由远及近，最外层的颜色是关键词出现的最近年度。关键词的字号越大，颜色越深，代表该词考虑频次和中心性数值，表2内中心性大于等于0.1的关键词共12个，围绕这些关键词所展开的研究构成了近四十年来国内中国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焦点。典籍英译出现频次和中心性最高，典籍翻译、翻译、英译、典籍次之，这与其本身就是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90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0卷本研究的检索主题词或是包含在检索主题词内有很大关系。从热点的整体构成来看，总括性研究所占比重最大，翻译理论和译本研究次之，译者研究最小，其他种类典籍研究缺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研究对象的成果数量不均衡，总括性研究相对来说最充分，译者和其他种类典籍的研究相对不足。分析关键词首次出现时间可以看出，各研究热点产生时间不同，从最早的2000年到2012年，热点数量不断增多，说明研究主题日益多样化，研究网络日渐密集，研究趋向成熟；2006—2008年新兴研究热点最多，表明这三年是热点喷发时段，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1981—2020年期间最受学者关注的典籍是《论语》，其次是《道德经》；译者方面，被研究次数最多的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作为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传统典籍的第一人，理雅各在我国翻译史上地位卓然。知网数据显示他翻译的《论语》和《道德经》是迄今被分析频率最高的两部典籍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同为研究热点的原因；理论方面的热点聚焦于生态翻译学和深度翻译。生态翻译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原创翻译理论。以生态翻译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篇名检索，显示近两千篇文献，足见其热度。论文《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翻译——以<论语>翻译为例》以及《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翻译》因其发表时间较早且被引次数较多可视为高影响力文献。生态翻译与深度翻译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理论热点与这两个理论有助于解决典籍翻译必然涉及的原语异质文化在异域中的有效传播和接受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典籍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中国文化的异域传播和弘扬，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翻译是传播的桥梁，如何让内涵厚重、民族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通过翻译深入西方读者群，并被其接纳和喜欢，进而实现文化交融是中国典籍外译一直以来面临的挑战。生态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主张译者全面协调整个翻译环境中包括原语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以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从思维上看，该理论提倡兼顾原文原语文化和译文译语文化，体现了两元性[13]，可避免单一强调原语文化输出所导致的译文读者“消化不良”问题。而深度翻译主张“通[14]过注释和伴随的注解”为译文读者提供必要的原文化，实现中西方文化间的平等对话[15]。由此可见，这一理论十分契合典籍外译的文化使命。表2显示这两个理论关键词初次出现的时间均为2012年，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于2011年提出，再次证明国家的重要战略不但对翻译研究的成果数量产生影响，也会引发新的研究热点。４．研究前沿Citespace的突现词（Bursts）检测可进一步探析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前沿。突现词指短时间内频次变化率高、频次增长速度快的关键词。表3为检测结果，共有11个突现词，突现强度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在某一时段内影响力越大。如表3所示，近四十年来国内典籍翻译研究领域中，突现值最高的是译者，突现持续时间长达五年，说明2009—2014年间学者对典籍翻译的译者研究热度持续保持高位，研究相对充分。其次是典籍外译、典籍英译和中国典籍英译，突现时段不同，英译在典籍翻译各语种中占比最大。2016—2018年间典籍外译成为研究前沿，表明典籍翻译的语种不断多样化，这将有利于中国典籍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不仅限于英语国家。同时，茶文化备受研究者瞩目，学者从美学、跨文化交际、语言学、传播学等不同视角发掘以《茶经》为代表的茶典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英译策略、策略是突现发生最晚但持续到现在的关键词，说明围绕翻译策略展开的研究是近三年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的前沿问题。策略范畴宽泛，以往策略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各有不同，包括：词、句和篇章层面的翻译策略研究、不同类别典籍（如民族典籍、中医典籍）的翻译策略分析，聚焦原文中特定元素的翻译策略研究（如文化因素），关于典籍海外出版及传播等非翻译策略研究。表３ １９８１—２０２０年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突现词关键词典籍英译辜鸿铭译者中国典籍英译英译本中国哲学典籍少数民族典籍典籍外译茶文化英译策略策略突现强度4.93604.31075.71864.71723.72843.74854.02695.14614.96394.37794.2906突现开始年度20052007200920112012201320152016201620172017突现结束年度20072014201420132014201620182018201820202020背景知识，以便其理解原文，对源语文化的产生兴趣，使接受效果最大化。王雪明、杨子认为深度翻译方式有助于西方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第4期?丛海燕，薛丽平：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1981—2020年）—基于CNKI文献的可视化分析91可推测未来几年，英译策略仍会继续成为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热点。鉴于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未来的典籍翻译研究应多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增强研究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建立典籍翻译研究的核心团队，提升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主体的整体实力；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海外汉学家与国内译者合作翻译是中国典籍外译的理想方式。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理雅各等少数汉学家，未来需扩展海外汉学家研究面、中外合作翻译成果的译介研究；第三，加大典籍翻译史梳理和其他类典籍翻译研究力度和广度；第四，翻译技术、语料库研究作为近几年翻译研究的热门主题在本次热点和前沿分析中并未突出显现，这可能与本研究检索时段较长、Citespace阈值设置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不足以成为热点或上升到前沿地位，说明翻译技术和语料库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发展空间。典籍翻译具有浓厚历史和人文气息，如能将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实践、研究，将会为我国典籍翻译研究开创更广阔的天地。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数据检索结果，并借助Citespace完成量化分析，希望能对今后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但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文献检索无法保证毫无遗漏，使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将对此不断完善。三、结论和展望本文以1981年至2020年6月中国知网中文中国典籍翻译相关文献为数据基础，对国内中国典籍翻译领域的发文量、作者分析、研究热点以及前沿进行梳理发现：近四十年来国内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成果数量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研究热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不断增多，研究方向朝多元化发展；较稳定的高影响力作者群已经形成，科研主体力量比较坚实，具备一定持续推进典籍翻译研究的主观条件；核心作者均为高校教师，且翻译研究、典籍翻译等是其长期学术关注点；在合作方面呈现研究主体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存在缺少核心研究团队以及跨地区跨学科合作的问题，不利于优势集中、资源整合，会制约该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热点内容反映出国内中国典籍研究以传统典籍和文学典籍研究为主，针对其他类典籍以及典籍翻译史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近年来，典籍翻译研究已显现出学科交叉趋势，这意味着研究者知识背景不再局限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而是趋于多学科兼容并蓄。[参?考?文?献][1]姜怡.基于文本互文性分析计算的典籍翻译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2]?姚婧.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1）：123-126.[3]?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4]?王宏，刘性峰.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5（2）：69-79.[5]?董明伟.近年国内典籍翻译研究的新进展及其走向[J].语言教育，2016（2）：65-69，85.[6]?李志敏.近十年国内典籍英译研究热点与前沿——基于CiteSpace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2007—2016）[C]//东北亚外语论坛.长春：新??视野出版社，2017：91-95.[7]?任强.我国当前典籍翻译研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3-59.[8]?许钧，穆雷.?探索、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翻译研究60年[J].中国翻译，2009（6）：5.[9]?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新闻发布会[EB/OL].（2008-02-27）[2020-4-20].?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document/319646/319646.htm.[10]?李小霞.文化“走出去”与典籍英译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7（36）：70-71.[11]?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91.[12]?赵长江，刘艳春.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研究问题及未来展望[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1．[13]?任芝芹.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翻译[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2）：40.[14]?APPIAHKA.ThickTranslation[C]//VENUTIL.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0：425.[15]?王雪明，杨子.典籍翻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J].中国翻译，2012（3）：108.[责任编辑：陈?凯]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研究问题及未来展望
赵长江;刘艳春
【期刊名称】《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15)004【摘
要】中国典籍翻译的现状是研究者多,成果多,但创新少.“四书”、“五经”翻译研究的多,其他典籍少.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蓬勃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四方面:思想类典籍需要新的切入角度,文学类典籍需要研究文学性,典籍翻译史急需梳理,对外传播要有新的路径.因此,在未来的翻译与研究实践中,国内外翻译家和翻译研究人员应多沟通、多交流,进一步厘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多借鉴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拓展对“大中华文库”的研究,多建翻译团队.
【总页数】6页(P60-65)
【作
者】赵长江;刘艳春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外语学院,陕西咸阳712082;西藏民族学院外语学院,陕西咸阳712082【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相关文献】
1.中国典籍翻译的现状与发展研究2.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3.中国会计史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4.中国典籍翻译汉译英现状研究5.中国典籍翻译汉译英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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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百练：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外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
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Storyofthe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杨宪益译本：翻译主体——中国学者为主/翻译思想——忠实
原著，紧紧贴合韩愈文化观念
B.霍克思译本：翻译主体——西方汉学家/翻译思想——大体忠实原著，有时使用省译的方法来迎合读者
C.杨宪益译本：语言特点——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等特点/翻译立场——把中国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
D.霍克思译本：语言特点——更加贴近西方读者，可读性较高/翻译立场——超越原作的字面意义，增强译作的思想深度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现有汉学书目的统计表明中国学者作为典籍翻译主体的比例并不高，这与我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有关。
B.中国翻译界应该増加典籍翻译的数量，改变我国典籍主要由国外学者翻译的局面，这样才能增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能力。
C.学界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比较并不在翻译的技术性层面，而主要集中在其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问题上。
D.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让本土的翻译经验与西方翻译理论孰优孰劣成为一个学者们竞相讨论的问题。
3.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分析了杨译本的长处和不足，指出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
B.材料二使用“临摹”的概念，意在强调杨译本对于《红楼梦》的绝对忠实，这与霍译本的间或背信弃“意”形成了对比。
C.材料三认为只有完成两种异质文化观念转换生成的翻译者，才有可能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
D.材料一提纲挈领，从总体述说中国典籍“谁来译”的问题，材料二和材料三则分而论之，三则材料呈现出总分的结构。
4.请根据材料二，简要说明杨宪益与霍克思对译文艺术性的理解有何不同。（4分）
5.评价一部中国典籍译本是否优秀，可以有哪些标准？请结合材料进行概括。（6分）
【参考答案】
1.A2.A3.B4.①杨宪益主张“临摹”式翻译，将忠实原作作为其全部艺术追求。②霍克思主张大多时候忠于原著，但出于译本艺术性考量，可以进行文字的删减。
5.①译本能否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②译本能否清晰地展现译者的翻译思想。③译本能否完成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解析】
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B.“迎合读者”错，材料二是说“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
C.“杨宪益译本”“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得到意合性等特点”错误，材料一“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是说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特点，不是杨宪益译本的特点。选项张冠李戴。
D.“增强译作的思想深度”错误，由材料二“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和材料三“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可知，霍克思译本追求艺术性和探求两种异质文化观念，没有谈及思想深度。
故选A。
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中国翻译界应该増加典籍翻译的数量，改变我国典籍主要由国外学者翻译的局面”于文无据。材料一是说“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C.“学界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比较并不在翻译的技术性层面”错，材料三“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是说“我”感兴趣的，而是“学界”。
D.“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让本土的翻译经验与西方翻译理论孰优孰劣成为一个学者们竞相讨论的问题”强加因果。材料一是说“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
故选A。
3.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A.“分析了杨译本的长处和不足”错误。原文是“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
C.“只有完成两种异质文化观念转换生成的翻译者，才有可能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前后顺序有误。原文是说“他使用西方本士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D.“三则材料呈现出总分的结构”错误，三则材料相对独立，无总分关系。
故选B。
4.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整合和对内容的理解、概括能力。
由“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可知，霍克思主张大多时候忠于原著，但出于译本艺术性考量，可以进行文字的删减。
由“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墓’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墓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可知，杨宪益主张“临摹”式翻译，将忠实原作作为其全部艺术追求。
5.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由“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可概括为：译本能否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
由“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可概括为：译本能否清晰地展现译者的翻译思想。
由“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可概括为：译本能否完成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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