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五(三)

可怕的大洪水来了

你们是否注意到大地上的河流泛滥成灾？我想你们没有。这年头，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在上班的人潮中拥挤，上班时闲聊和完成指令，休息时跑到商店逛一圈儿，计算这个月剩下的收入够不够买一件衣服，还会有谁去读关于暴雨和洪水的报道？我从一本缺页的圣经上读到洪水来临的消息，那事情很远，又近在眼前。

这样开始我的回忆，是受到帕慕克《黑书》里一篇专栏文章的影响。我读过它，有些印象就跳出来，用相似的笔法，向我尊敬的帕慕克致敬。某一年我还买过一本小册子，台湾教授陈鼓应写的，惊讶上帝用了那么多残酷的方法，惩罚犯错的人类，大洪水是最严厉的一种，只让诺亚方舟上的人活下来。

接下来，我的回忆是，在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家，看报时看不到真实的情况，这会妨碍人们对报纸的信任感，叫人想到报纸发明者曾经有过的悲哀。比如，1975年8月在中国淮河流域发生的水害，有史以来太阳系最惨烈的人工大洪水，当时就没有报道，灾区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知道。那些事情隐瞒了几十年，假如能再隐瞒几十年，所有知情者都死了，就没人记得那场大洪水，就真的天下太平，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新闻不自由的国家里，不会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和与此有关的人文学者。真实的事情掩盖着，扭曲着，有的几十年后披露一小部分，有的几百年后全部披露，有的几千年也不披露出来，他们即使没被大洪水淹死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没在大学里当教授，我也说不清楚，是不是这个难以言说的原因。

但淮河流域的大洪水不同。几十年后，亲历者还记得那场水害，还要胆战心惊地说出来，是因为它的细节太多，足够奇特，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细节的第一部分：大水到来之前。

一大早，走出屋门的农民，看见整座天空都是红的，无边无际。血红色、紫红色连成一片，只有几道缝隙，像是被刀割开。年岁很大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浓烈的早霞。

接下来不久，犹如火烧似的云开始急剧翻滚。它从红变黑的过程很短，乌云像波浪一样相互撞击、积压。有人形容说，转眼间，黑云像一张魔鬼的脸，看了让人害怕。

人的惊讶和害怕不算强烈，赶不上动物们的反应程度。鸡鸭鹅在头上飞来飞去，猪和老鼠在脚边跑来跑去，一条大黄狗跃身上了屋顶，向天空狂吠。它们有敏锐的感知，察觉到灾难临近，无法躲避，只有死亡。相对于它们，人类已钝化。

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动物们怎么能知道大难临头？事后人们发现，这场大难来自人对自然的懵然无知和胡作非为，而不懂人的言语、不识人的文字、不知道人究竟做了些什么的动物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这场惊动天地的灾难为什么在淮河出现？人们在淮河上做了什么？

我看过一份中国江河大排名，河流长度在一千公里以上的有二十二条，淮河恰好一千公里，排在最后一名。按河口流量排名它是第二十三名，1436立方米/秒，大约是长江的二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它只是一条极其普通的河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河流一样，它提供人畜用水，灌溉两岸庄稼，有时候溢出河岸给人们添一些灾害。它的洪水，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大多来自中国江南的梅雨季节，偶尔来自侵入内陆的台风。

这条河流与任何河流的最大不同，是1950年到1975年，在人定胜天的思维指导下，修了密密麻麻的水库，仅河南驻马店地区就有水库一百多座，使它成了世界上水库最多的河流。与其他国家能蓄水能排水的水库不同，中国水库有自己的特色：只想蓄水不考虑排水。比如板桥水库，泄洪闸门锈死了，不能打开。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淮河流域位于人口稠密的几个省份，遇上1958年的中国大炼钢铁运动，差不多砍光了所有树木，中上游植被没有蓄水能力，暴雨后立即形成洪水注入水库。一旦盛满水库又不能排泄，只剩下溃坝一种前途。那些悬在人们头上的大坝，当然是剥夺他们生命的最大威胁。

可是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人们还没有料到，其他动物怎么会预先知道呢？

细节的第二部分：大水到来时。

几乎没人想到板桥水库会溃坝，据说它的抗洪标准千年一遇，也就是说能抵御一千年一次的大洪水。1975年8月的暴雨，渐渐盛满水库。站在大坝上观察水情的人们，除了祈祷大水不再慢慢上涨，没有别的办法。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炸耳惊雷。然后，突然静了下来，暴雨骤然停止，夜幕中竟然出现闪闪烁烁的星斗。

这时，就听到有人欢呼：“水落了！水落了！” 刚才还在一寸寸上涨的洪水，在依次涨到小腿、膝盖、腹部时，突然间就回落下去，几乎在眨眼之间。

——那是大坝中部垮了，一直垮到底部，大约八亿立方米的水库积水向下冲去。接下来，像是多米诺骨牌，淮河上修建的水库坍塌了六十多座，释放了接近一百亿立方米的水库积水。

板桥溃坝后五个小时，天已大亮。在早晨的阳光里，人们看见大坝后面的水库，所有的水都走了，露出了干涸的底部。再看水库前面，视野所及，树木房屋没有了，大地上的庄稼和庄稼下的熟土层也没有了，露出下面的生土层，一大片鲜黄色，看在眼里，心里恐惧，头发都竖了起来。

我读到描述那场水害的几篇文章，其中也包括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写的，描述水库垮坝的大水到来时，分别用了几种不同的比喻和成语，“直立如壁的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般席卷而下”，等等。在我看来，这些描述都概念化了，缺少实际意义，还不如一位幸存者的描述，“像盖被子似地把人都闷在里面”。它们也不如另一位幸存者惊恐的呼喊，“龙王来了”，那是一些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上，遇到灭顶水灾时最后的呼喊。它们甚至不如一名国家高级官员看到水害现场后使用的比喻，“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溃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

当然，这些描述的词语，在细致与真实上，赶不上幸存者的片段回忆。那些回忆写到他们经历的情形和看到的情形，加在一起也有几千字，让我在阅读时，感觉到胸口发闷、两肋胀痛，腹内的气体积聚，眼睛向外鼓起。我不得不暂时停下对1975年8月的回忆，等这些感受变淡了，再继续进行。

现在我决定不把幸存者的具体描述写在这里，免得让你们经受同样的折磨。如果你们没有读到那些描述，你们是幸运的人。

但是你们应当知道，水库垮坝所致的大水与通常的大洪水不同。这种人为蓄积的势能在瞬间突然释放，具有后者无法比拟的毁灭力量。

这一点，用数字也很难对比。没修那些水库前的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受灾人口990万，死亡人数489人。而在1975年8月水库溃坝后，受灾人口1100 万，死亡人数在二万多人至四十万人之间。这是官方与民间的不同数字，差距太大，而学者们说出的数字位于其中间，二十三四万，其中直接死亡约十万，后续死亡约十四万。

我想到的是，1950年的水灾百年不遇，也就是说一百年才会遇到一次，按照其死亡人数计算，同样规模的水灾在五万年里发生五百次，死亡人数大致为二十三四万人。这样说来，我和你们都不敢相信，1957年8月的水害，把此后五万年里死于水灾的人数提前预支了，而此后五万年里不会再有大批量的人死在水中。

王洛宾离开监狱之前

王洛宾离开新疆第一监狱的那天，是阴还是晴，有没有刮大风？他的心情好吗？

他六十二岁了，记忆力还行，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再过几年，有些事情会忘记，但他忘不了走出监狱之前，去了监狱办公室，走到一名女看守面前，递了张纸条。纸条上写着：“我要感谢你，你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那名女看守叫撒阿黛，或者叫别的类似的名字。她因为年轻而美丽，有好听的嗓音，还掌管监狱的大门钥匙，上午开大门放囚犯外出劳动，下午让囚犯回到牢房。王洛宾要特别感谢她，有天晚上她唱了一首歌，歌声飘入牢房，他就把准备自杀的麻绳扔掉了，开始盼望刑满释放。女看守成了他心中的自由女神。她会打开监狱大门，让他走出去，获得自由。

熬到十五年刑期结束、六十二岁出狱的王洛宾，就是那个音乐家王洛宾，写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的王洛宾。在坐牢的日子里，他为那名女看守写了一首歌，《撒阿黛》。

我喜欢坐在大门外，撒阿黛，

望那远方的山崖，撒阿黛，

在那山崖的一角，撒阿黛，

飘浮着美丽的白云彩，撒阿黛。

我喜欢渠边的小树林，撒阿黛，

随着那晨风摇摆，撒阿黛，

每当小树随风摇摆，撒阿黛，

白云彩轻盈地飘过来，撒阿黛。

我喜欢冰雪的天山，撒阿黛，

我喜欢火热的瀚海，撒阿黛，

我喜欢纯净的白云彩，撒阿黛，

白云彩就是你，撒阿黛，撒阿黛。

与王洛宾的其他歌曲相比，《撒阿黛》曲子不算太好，歌词优秀，综合起来看，仍然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里中国大陆最好的歌曲之一。要知道，在人被当做革命机器一部分的那些年里，凡是歌曲，凡是诗歌，都只有机器零件相互摩擦的声音，高亢嘹亮，尖锐刺耳，如果谁写出《撒阿黛》那样带有人性和人情味的诗歌或歌曲，是对革命者的反动，会被关入牢房。

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这首歌只能在监狱中写出来。

有人可能想到，王洛宾会在离开监狱之前，把他为女看守写的《撒阿黛》送给那名女看守本人。只有不熟悉那个年代的人，才会这样想。熟悉的人知道，按照那个年代革命者的标准，《撒阿黛》即使不是反动歌曲，也是流氓歌曲。

即使不是反动歌曲，也不是流氓歌曲，一首歌颂革命的歌曲也可能出问题。王洛宾判了十五年刑期的主要原因，据说是他写了一首关于最高领袖的歌曲。

1959年，新疆的艺术团体搞一部现代戏剧，找王洛宾写了首歌，内容是一个新疆老汉想去北京看望最高领袖，表示对最高领袖的忠诚。那歌曲还真有点问题，歌词通俗易懂，曲调简洁，易于流传，会加重当时中国对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其中有一句反复唱颂的歌词是“撒拉姆毛主席”，意思是把世俗权力的统治者当宗教圣人，向他致敬，顶礼膜拜。这有点过分了，王洛宾如果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可以做得不那么好。

这首歌在北京唱红，超过以往追捧领袖的歌曲。传唱到南方就出了问题，到了上海广东一带，普通话不大好，没有卷舌音，“撒拉姆毛主席”这一句，听起来就像“杀了毛主席”。

接下来是法庭对王洛宾的审判，很像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的亚洲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王洛宾在桌子上摆个玩具小狗熊，旁边几只玩具小鸡，他说这是培养小鸡不怕狗熊，在革命者看来，是污蔑他们伟大的党是狗熊。

比如，王洛宾的钢琴上有个小玻璃罩，里面是一个无锡小泥人，革命者的法庭认为，是影射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罩子。

比如，在王洛宾指导排练的《大比武》舞剧中，演员的枪口刺刀对着台下的军区首长，这就成了“枪口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

再比如，王洛宾还宣扬爵士乐是音乐的“最高峰”，并说，学会了它将来什么都可以不用学了。

还有，经常给学员唱“低级爱情歌曲”。

列入起诉书的共有十五条罪状，这些导致了王洛宾的反革命罪行，十五年徒刑，不多不少，一条一年。

我读到的一篇文章里，说王洛宾在监狱里躲过了外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然的话，他会在那场大革命中凄惨死去。在我看来，这事情本身说出了挺悲哀的一点，给民族和民众带来灾难的，不仅是那场大革命，还有大革命之前的一些革命，一些岁月。

那所关押王洛宾的监狱，还关押了比他更不幸的人。

与他身份相似的，是河南省豫剧团的一名编剧，姓常，曾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反革命罪被判了二十年刑，刑期比王洛宾还长。还有《羊城晚报》的一名记者，姓贾，也出了问题，判了二十年徒刑。

有一天，监狱中的“反革命中队”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姓戴，刚满十六岁，一脸稚气。他是北京的中学生，因为说了一句“林彪怎么长得那么难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送往新疆。他不想活下去了，但囚犯们劳动改造的地方，没有山不能跳崖，没有江不能投水。

有一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布置结婚新房，不小心从梯子上掉下来，碰倒了桌子上的毛主席小瓷像。瓷像碎成碎片，他成了反革命。在监狱里，他每天都拼命干活，盼望减刑，早一天出狱迎娶心爱的女人。后来知道新娘无法忍受抄家、批斗的折磨跳河自尽，埋葬在新房屋后的荒滩，他发誓不再剃胡子了。按监狱的规定不能留胡子，他被打得浑身是血，牙齿打掉，肋骨打断，就是不让剃去他的胡子。

王洛宾成了患难者的朋友。他鼓励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囚犯活下去，还为那个少数民族青年写了一首歌，叫《高高的白杨》，“高高的白杨排成行，美丽的浮云在飞翔，孤坟上铺满丁香，我的胡须铺满胸膛。”

这首歌在王洛宾出狱前只能悄悄地唱，不能被看守们听见。

有个看守也许听见过这首歌。他姓余，是警卫排长，在家乡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感情深厚，不料想她当革命干部的爸爸出了政治问题，她在恐怖中精神崩溃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把写给女朋友的诗歌《离情》拿给王洛宾看，王洛宾给谱了曲子。

王洛宾在监狱里写了很多可以公开的歌曲，一个是《毛主席语录》组歌，有几首不知道，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发表和传唱；一个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谱的歌曲，抄了十个页码，标注了中文、英文、俄文，大概也不是这篇文章的全部。

革命年代没有给反革命犯王洛宾悔过立功的机会。用作曲家们熟悉的一句话说，这些歌曲没人唱，写出来以后就死了。遗憾的是他用了很多时间，很大力气，但它们没有显示出监狱对王洛宾的改造成果，也没有为他减去部分刑期。

相比起来，这十五年刑期比较漫长，比他因政治犯嫌疑第一次进监狱漫长得多。那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的1941年到1944年，他坐牢三年，被欣赏他的西北军阀马步芳营救出狱。这一次没人营救他，他要熬到刑期结束，1975年5月22日。

那一天不是他最后离开监狱的日子。

据在那座监狱工作过的人回忆说，王洛宾是个有智慧又很善良的老头儿，出了监狱无家可归，几天后又回到监狱。他说：“我没有地方去，我还是呆在监狱吧！”于是又回到了反革命犯劳动改造的砖窑队，和大家一起干活，两个月后，管教通知他必须离开监狱，这里没有他的伙食定量，他现在吃的饭是剥削别人的。

这才是王洛宾离开监狱的最后一天。

六十多岁了，他开始在乌鲁木齐街头流浪，然后捡破烂换钱吃饭，然后帮人看大门、看工地、拉人力车，然后熬到好日子到来，然后在1996年去世，八十三岁。

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1975年，黄维七十一岁。他在佳木斯监狱关押了八年，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了三年，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九年，抚顺战犯监狱七年。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到1975年时，黄维在监狱里关押了多少年？

这道简单的加法题，黄维已经在心里计算了几次。不会错的，二十七年。他进监狱时才1948年，四十四岁，现在七十一岁啦。

还要关押多久，他不知道。

他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按照历史上朝代的划分方式，前一个朝代叫中华民国，他是前一朝代的政府军高级将领，带兵与颠覆他们的非政府军队打仗，打败了成为战俘，在现代社会则叫做战犯。非政府军队胜利了，建立了新朝代，把他和许多前朝将领关押在监狱，没定刑期，也许会一直关押到死。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不会越来越好。他知道有的人死在监狱里了，有人被抬出去埋葬，那时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但全国关押战犯不止一个监狱，他不知道都死了哪些人，也算不出死者占全部战犯的比例多少。

监狱里有漫长的时间。

监狱的时间以年来计算。

那个时间里没有月日时分秒。

只有一件事情耿耿于怀，那是他1948年打的那次败仗，实在太窝囊了。

敌方成员混在政府军里，藏得很深，地位很高，掌握着所有大战役的计划制定和修改，然后把一批又一批政府军送入死地。他带了十一二万军队组成的兵团，被派往敌方安排好的包围圈，等待屠戮。打个比方，那像是一个人下的象棋，有意把一方棋子走到绝境，车啊、马啊、象啊、兵卒啊，只能失败，不能取胜。

更让他窝囊的是，兵团110师师长是卧底二十多年的敌方成员，那个师也在敌方控制下，但这个兵团刚刚组建，身为兵团司令的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突围时，黄维原本打算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卧底师长建议由110师为先锋，首先突击，其他三个师随后跟进。结果，卧底师长不仅把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送到敌方手里，还带走了整个兵团最有威力的坦克和重型武器。110师顺利通过敌方阵地，然后悄悄起义，封锁消息。接下来，以为前面突围成功的黄维兵团受到猛击，成了那些重型武器覆盖下的炮灰。

这样窝囊的仗还能打胜？那是天下最可笑的笑话。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黄维在监狱里的一幅照片。

黄维站着，双臂与肩膀平齐，向前平伸，手心向上。他的腰部略微弯曲，或者说只有一点弯曲的意思，表示一种谦卑的身份。他要接过对面的人递交的文件，腰部不可能弯得更多了，因为那人站在台上，其裆部都高于黄维的头顶。

照片拍摄的是黄维接过特赦证书时的情景。按此推测，拍摄时间为1975年3月。

这一年3月19日，已经建立了二十六年的新政权，决定释放全部战犯。黄维不用再住监狱了，这一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出乎监狱看守的意料之外。在抚顺战犯监狱，他被当做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就因为他的书呆子气太足了，他认定的观点不是不可以改变，但你要改变他，必须拿出让他信服的事实。

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率领的军队是当时合法政府治下的正规军队，与非政府军队作战也是合法的。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早点投降？他听后大怒说道：“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监狱里流散出来的消息，有关黄维的部分，甚至有一些传奇色彩。刚到监狱时，看守宣布晚上睡觉不许关灯，其他人没反对，只有黄维大骂该规定没人性、法西斯、虐待犯人。黄维还骂过好些人呢，邱姓犯人参加劳动改造太卖力了，被他骂为“天生奴才”；杨姓犯人认真交待罪行，被他骂为“出卖灵魂”。黄维在随身带的本子上写着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与文天祥等人的人品人格对比起来，被黄维骂过的人不冤枉。

有一次战犯们学习改造，宣读的材料说四大家族控制旧中国所有银行，将全国财产盘剥到自己手里，黄维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要按你们这么说，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又受到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全国的财产都到毛泽东一家的手里了。”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黄维使用的辩论方式是正确的，其他改造好的战犯要反驳黄维的观点，同样需要正确的形式逻辑，而不是冲上去打他的耳光。

此后的学习发言，他不再乱发评论了。有战犯说，黄维很会控制放屁的时间，表示不满时就放一个响屁，其他人又不好说什么。中国的俗话说得好：管天管地，不能管人拉屎放屁。

让黄维最气愤的是关押在同一座监狱的日本战犯很受优待，每天不用劳动。黄维说，我们再坏也没有日本人坏，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歇着，我们就要劳动？

对蹂躏中国十多年、杀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日本战犯，为什么特别照顾？黄维不能原谅日本侵略者。他曾和日本人有过许多恶战，在上海，在武汉，在缅甸战场，每一次都打得天昏地暗。

淞沪会战时，黄维从欧洲回国参战，任第十八军67师师长。那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苦守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俩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七十万政府军队参加了那次会战，超过半数团职以上的高级将领以身殉国。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

其实每一仗都打得惨烈。但他们是军人，生为军人，死为军魂，杀身成仁，共赴国难。有的战役打响之前，将领与所有士兵沐浴更衣，祭拜天地，誓与祖国山河共存亡。

一次战斗，八百名衣衫褴褛十六七岁的陕西籍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宁死不降。他们面朝陕西方向，跪在地上，先跪天，再跪爹娘，然后站起身来，跳进滚滚黄河。

抗战时期的报纸有过报道，一名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他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黄维如果知道日本战犯受到的更多优待，可能会被生生气死。

有人在一本描写战犯改造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书中读到这样的情节，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吃的饭菜最好，中国战犯的饭菜中等，有病需要照顾时才能吃到日本人那样的饭菜，饭菜最差以至于营养不良的是管理所的看守。一个日本战犯的妻子被安置在功德林附近，那战犯定期出去跟她团聚，三年之内接连添了两个孩子，都由当地政府供养。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谁都无法理解，并且很生气。

就像1975年释放全部国内战犯，有人就很生气。那人在前朝当县长，暗中资助了反政府军队一笔巨款。后来反政府军队建立政权后，那人的命运上下沉浮，日子特别艰难。1975年，他看到释放后的战犯得到妥善安排，而自己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气恼之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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