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精美的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病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为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和润色文字。

李庄的四年，大概仍是母亲情绪上最抑郁的时期。战争和疾病无情地击倒了她，而这里又是那样一个偏僻、单调的角落。老朋友们天各一方，难得有一两封书信往还。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境该有多么悲凉。但病中的母亲也是勤奋的，她在病榻上读了大量的书。我和姐姐至今还能举出不少当时她读过的书名，这是因为当时她常常读书有感却找不到人交谈，只好对着我们两只小牛弹她的琴。这时期，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我们也把它当成功课去读，还要我们一句句地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还有《米开朗琪罗传》，因为是英文的，我们实在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给我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可能是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引起了她的共鸣，所以她在讲的时候总是很动感情。她偶尔也还写诗，但流露出的大多是惆怅的情绪。在她兴致好的时候，间或喜欢让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轻轻地为我们朗读她旧日的诗文，她的诗本来就讲求韵律，比较“上口”，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古诗词，如“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什么的。

记得在昆明时，她还教过我《唐睢不辱使命》，一篇古文，被她读得绘声绘色：唐睢的英雄胆气，秦王前踞而后恭的窘态，听来简直似一场电影。五十年过去了，我仍觉得声声在耳，历历在目。

在李庄时，她从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借到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莎剧唱片，她非常喜欢，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说道：“to be or not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于是父亲、姐姐和我就热烈鼓掌……她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了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

1941年，母亲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作战中，牺牲在了成都上空。噩耗传来，母亲痛不欲生。此后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他们的死在母亲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和感伤。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写给三舅一个人的，而是写给她所认识的所有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当局的责难。

战时大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许多青年人的意志，使他们动摇，彷徨，想放弃学术事业，有人不想再当穷知识分子了，而想去走升官发财之路。这一切使母亲写出了她唯一的一首政治诗《刺耳的悲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看见别人做了宫、发了国难财就眼红的青年人，也抨击了政府骗取青年的爱国热情，征召他们去参加目的十分可疑的什么“青年军”（后来国民党常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上还是比较敏感的）。极为可惜的是，那诗稿如今竟已不存！

从母亲1944年留下的几首短诗中可以看出，她在李庄的最后两年中心情是多么的恶劣、消沉。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病痛所致，更多的，也许还是出于“长安不见”的忧愁。她这时爱读杜甫、陆游晚期的诗词，在她和父亲身上，常表现出中国汉族读书人的那种传统的“气节”心理。

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一次我同母亲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的危局，我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我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这个回答，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更多的还是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我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抗战胜利那年的冬天，母亲离开了李庄，先在重庆暂住，但她总在想念昆明，特别是那里的老朋友们。1946年春，她终于如愿以偿，带病飞到了昆明，住在圆通山后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同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几年来最大的快乐，可是高原缺氧的昆明对她的肺病却十分不利。她在这里，也写了几首小诗。

“一二·一”运动后的昆明，使母亲在政治上又有了新的认识。那年三月，我这个初二学生在重庆被哄去参加了反苏游行。母亲知道后，从昆明来信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是上当受骗，当时我还不大服气。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锋。同年八月，我们全家离开了重庆，乘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飞回了北平。

九年的战时流亡生活，终于结束了！重回北平

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北平后，母亲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就到美国去讲学了。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分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她也结交了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那些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她的肉体正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助手的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于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整晚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P947年前后她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1947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着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1948年的北平，在残破和冷落中期待着。有人来劝父亲和母亲“南迁”，或是出国，却得不到他们的响应。抗战后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这时有人说“某公是不会回来了”，母亲却正色厉声地说：“某公一定会回来！”这不仅反映了她对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声。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家回到了清华园。

1948年12月13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了枪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着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了，守军龟缩在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担心的，不只是城里的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座珍贵的古城。中国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着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1948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始终对此深信不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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