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价值观的几点思考

[摘 要] 出版价值观是出版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出版价值观是兴业之魂，决定着当代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与运作模式。就具体的出版企业、出版家来说，出版价值观作用重大。本文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就当今出版价值观建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出版 出版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3-0005-04

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一方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范畴，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明确了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就出版业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出版价值观是兴业之魂，决定着中国当代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我个人觉得，目前出版价值观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价值误区，出版业的GDP崇拜比起其他行业一点也不逊色就是证明。这里，笔者希望回溯历史，联系现实，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谈谈个人的一些困惑和思考。

1 出版价值观对出版人、出版业影响巨大

所谓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标准。作为出版文化核心的出版价值观，也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出版的本质属性、社会意义、重要程度等问题的总体评价。出版价值观对于作为个体的出版人的职业选择和行为趋向，作为企业组织的出版机构的主次、轻重的次序排列，作为政府出版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和行业管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侧重说说出版价值观对出版家、出版机构的直接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格局，扭转了书业前进的方向，为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说到近代民营书业，当首推商务印书馆，次论中华书局。这两大民营出版机构的掌门人和灵魂人物分别是张元济和陆费逵。张元济、陆费逵都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大出版家，其出版价值观既决定了他们个人的人生抉择，也决定了各自出版企业的长远发展道路和价值追求目标，并进而影响到整个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书业系统的气象与局面。

我们从张元济留下的文字，可以“体察到他的出版思想和理念”。“他一开始就抱着‘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初衷，加入商务印书馆，把他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作为商务的出版宗旨”[1]。张元济出版思想和理念的核心就是其出版价值观；“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正体现了他的出版理想与价值追求。俞晓群在《张元济：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一文中，把张元济概括为六个方面：一位跨时代的人；一位“喜新厌旧”的人；一位“敢为天下者先”的人；一位自称版本学“天下第一”的人；一位高尚的人；一位充满矛盾的人[2]。我觉得，从出版家的角度看，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张元济是一位有出版思想的人。作为晚清进士、曾经位列六品的朝廷命官，甘愿厕身于当时一个小小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后来甚至有机会出任国府部长，亦毫不动心。其内心的定力就是他的职业价值观。他的人生抉择和所有的出版行为，都是受其出版思想观念特别是出版价值观影响的。老商务的出版物也深深地烙上了张元济及其同道们的思想价值印痕。“本公司素来以辅助教育促进文化为职志，历年出版图书不下万种”[3]。在《九年来之报告》中，张元济进一步指出：“本公司创业50年，对于文化教育之贡献，不遗余力，而我国战后教育关系尤巨，辅助推进之责，更不容辞。惟有秉已往之职志，再接再厉，力图复兴。”[4]至于中华书局及其掌门人陆费逵，其出版价值观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后面还将提及。

我们再把眼光投向国外。帝俄时代极具传奇色彩的出版家绥青（1851—1934）在和众多杰出作家交往中，认识到出版不只是做生意，也关乎文化，书店的任务是为平民服务，把平民造就成读者。在这种出版价值观指导下，他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俄国，还出版重头的《军事百科全书》《托尔斯泰全集》等等。1914年，他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他晚年写作的那本《为书籍的一生》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出版界同仁。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一个出版家来说，出版价值观决定他的贡献、境界、地位和社会影响。

2 出版仍然是一个较小的行业，但意义很大

对出版的价值评判现在有一个误区——产业规模越大、码洋越多、利润越多，上市公司越多，还有集团越多，似乎它的社会价值就越大。受“政绩出版观”驱使，高层管理者往往直接插手具体的出版活动，用政策和经济的杠杆诱导出版企业，急于把出版业做大，实际上没做大也要尽可能说大，因为中国的“统计”是门“艺术”，数字是个“魔方”。按流行的观点，不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你就没有价值和地位，至少是价值打折扣，地位不重要。显然，谁也不甘心管个小行业。

据统计，出版业规模已经不小，而且还超出全国经济平均增幅。据报道，我国2012年新闻出版业营业总收入已达1.65万亿元。这里面印刷复制的贡献率最大。新近的一篇谈印刷复制业的文章中说：“2002年中国印刷业总产值仅为1708亿元，而到2011年快速上升至8677亿元。近三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印刷复制业一直是新闻出版行业的支柱，占据全行业总产出的半壁江山。”[5]

我们来看新闻出版总署近三年的产业分析报告有关印刷复制的几段表述。

2009印刷复制：总产出占全行业总产出的62.7%，增加值占全行业增加值的60.2%，营业收入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62.5%，利润（结余）总额占全行业利润（结余）总额的52.0%，均居全行业首位。

2010印刷复制：总产出占新闻出版总产出的64.4%、增加值的60.5%、营业收入的64.0%，远远超过新闻出版其他产业类别，在全行业中居于主要地位。

2011印刷复制：营业收入占全行业63.9%，位居第一；增加值占57.8%，位居第一；总产出占63.9%，位居第一；利润总额占54.5%，位居第一。

关于2011年“印刷复制总体情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最新发布的《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些数据：“2011年全国印刷复制（包括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专项印刷、打字复印、复制和印刷物质供销）实现营业收入9305.35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7.52%；增加值2324.91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9.63%；利润总额614.60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6.26%。”[6]另据新闻出版总署在2012年11月27日召开的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和绿色印刷培训班上发布的印刷业首个白皮书《中国印刷业发展情况（2012年）》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印刷企业102484万家，同比下降1.8%；从业人员356.67万，同比减少2.7%；印刷总产值8677.13亿元，同比增长12.59%；资产总额9256.66亿元，同比增长9.96%；利润总额739.87亿元，同比增长8.31%；对外加工贸易额680.09亿元，同比增长2.9%[7]。

看了这些略有出入的数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刷复制业不仅是新闻出版产业的主力军，而且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主力军，是新闻出版九个板块中绝对的行业龙头老大。2011年新闻出版全行业的营业收入达到14568.6亿元，其中印刷复制就有9305.35亿元。如果把印刷复制排除，新闻出版业就又回到了老出版家陆费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说的我们还是一个“较小的行业”的原点。

新闻出版属于文化产业范畴。而文化产业是一个产业族群的概念。国际上不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行业特点、范围界定和概念理解都不一致。多数发达国家更侧重于内容产业或者文化创意的特点。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等认为：“结合其他国家对内容和创意、知识产权价值的理解，以产业链增值形态来划分其产业机构，比较深入地把握了文化产业的特点。”[8]看一个行业可否进入文化产业族群，关键是要看它有多少文化内涵和创意要素。印刷复制业从表面上看，其生产的产品尤其书报刊印刷，承载的是知识文化，呈现的是文化创意；但究其实质，它仅仅是来料加工而已，其生产企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为467.4万人，其中印刷复制业直接就业人数为350多万人，约占总人数的75.3%，其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特点十分明显。

文化产业新业态应该以文化为元素，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有无文化内涵或创意要素的多少应该是文化产业分类的标准。自身文化内涵极少、创意要素极低的印刷复制业理当被剔除在文化产业范围之外。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讲数字印刷、即时印刷、绿色印刷等新型印刷吗？这实际上也仅仅是所有传统产业都必须经历的改造与转化；而注重环保，讲求技术更新，强调产业升级，同样是所有产业包括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要做的。

撇开了印刷复制，出版业的块头就很小很小了。这几年增长最快的是数字出版，2011年是1300多个亿的收入，已经全面超过了传统出版。但这1300多个亿中，网络广告占了500多个亿，网络游戏有400多个亿，手机出版是300多个亿。新业态从经济贡献上看十分可喜，且方兴未艾。但若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是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即便其中有些可供阅读的内容，大抵也只能归入典型的“浅阅读”范畴。真正思想的创新，科技的进步，文化的积累，精英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能代表我们民族理论思维深度和科学创新高度的内容在新业态中还没有很好地呈现出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经济方面的突飞猛进，对它在文化方面的捉襟见肘甚至是负面价值，似乎还认识不足。数字出版等新业态如何展现“正能量”，如何承载精英文化并引导社会公众，还需要深入研究，不断探索和实践。

把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很大的出版业进行“缩水”，它又回到了本位——一个较小的行业。但它不重要吗？价值不大吗？这个问题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有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陆费逵的一段名言：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9]。

这段话正是中华书局事业的出发点、立足点，成为一以贯之的出版思想。陆费逵告诉我们，出版行业（包括其产业部分和事业部分）对国家、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经济方面。陆费逵本人服务社会近四十年，经营出版业达三十八年；他不是大实业家，但为我国教育、文化等做出的重要贡献已经载入史册，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3 出版需要建构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是一个含义很复杂的理论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从哲学角度来看，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往往是见仁见智，在出版领域也是如此。出版价值观是一种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般原则在出版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出版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出版企业之魂，出版行业之魂。今天的社会主义出版价值观建设既需要立足现实，也很需要从古今中外的出版史中汲取养分。

在中国古代，出版（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的传统分类。肖东发又加上了佛教寺院刻书、书院刻书两个类别[10]。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出版的价值归趋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而言，坊刻逐财重利，文化的价值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官府刻书属于统治者“文治”的范畴，意在维护统治，加强教化；私家刻书，出版主体多为书籍作者自己或者后人，光耀门楣，以求立言之不朽是其动因；寺院刻书，出于宗教目的，注重积功累德，等等。显而易见，不同系统的刻书反映出迥然有别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这中间，官府刻书所代表的是封建时代主流的、主导性的价值观念。

晚清以来的出版近代化转型包含着出版价值观的演变。“所谓出版近代化，它不完全是一个历史分期层面上的概念，更多的还是寓指近代出版所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都是出版近代化内涵中的重要元素”[11]。晚清七十年，出版业初步奠定了从传统出版向新式出版转换的基础。在新旧出版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传教士、官府、改良派、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都积极参与其中，从各个不同方面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并将这一影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民国时期。从出版价值观的视角看，上述从事出版的各路人马各有所求：传教士办报刊、出书籍，以宣扬基督、布道福音，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为目的；洋务派热衷译介西书，是“以夷制夷”思潮的反映，翻译出版成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重要手段；以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从出版价值观的角度也完成了新的历史使命。张元济的“思想认识发展，历经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再到‘以（出版）扶助教育为己任’。他办出版的思想可谓深厚矣！其深厚的基础在于从救国救民出发，体察到文化与国家前途的关系”[12]。张元济这种文化为本、扶助教育、传承文明的出版价值观，成为出版业的主导价值观念，成就了民国出版的光荣与梦想。我们看看除了商务印书馆以外的重要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生活书店等等，除了张元济以外的著名出版人如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徐伯昕、张静庐、鲁迅、吴朗西、巴金等等，虽然出版的经历有异，具体的目标不同，但在追求文化、服务教育、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出版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共同的。

在当今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社会经济深刻变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往往会呈现出价值观的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格局。然而，任何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都会形成与其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体现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形成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出版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认识，例如坚持出版的“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出版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坚持出版的文化本位，确立文化是出版的灵魂的观点，坚持出版质量至上原则等等。刘杲先生曾经概括性地提出：出版，从来就属于文化范畴，不属于经济范畴；文化是出版的根，是出版的命。没有文化的出版，等于没有灵魂的躯壳；出版产业的根基就在于文化。但是客观地说，因为出版所具有的二重属性，人们往往对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属性认识不足，加之目前过分强调出版的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强调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便自觉不自觉地把出版的价值取向倒向了经济效益，出版行业的GDP崇拜甚嚣尘上。国家权威的新闻出版报刊就发表过《出版产业的根本属性是产业》的文章，在出版实践中违背出版规律之事也屡见不鲜，可见对于出版本质、出版价值的共识并没有完全达成。

因此，如何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切实确立社会主义的出版核心价值观，确实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出版的本质是什么？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为什么需要出版？出版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需要我们党和政府、需要出版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否则，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都会难以健康、持续、长远发展。这里，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历史上出版业发展很快、成长迅速的时期，也往往是在社会上形成了比较好的核心出版价值观的时期；今天为了避免走弯路，甚至是误入歧途，理当把出版价值观的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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