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三）

[摘要]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重视与大学科的紧密结合，重视实地考察与教材建设，也重视学术交流，突出了安国思想；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及其成功肯定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在新世纪初已有的成就。借此良好开端，本文从学科优势、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对下一步的发展思路试作尝试性分析，坚信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的前景将更加开阔。

[关键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46-05

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特点

（一）重视与大学科的紧密结合

虽然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敦煌文书首先被视为新发现的非常重要的资料。近百年来，西北师范大学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关注敦煌学，也基本上立足于此。从资料内容而言，敦煌资料首先是历史资料；从资料属性而言，主体属于历史学和文学范畴；而莫高窟本身，则可以归入艺术学。因此，敦煌学研究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当然，今天所言的学科性的敦煌学毫无疑问是综合性大学科。西北师范大学成立敦煌学研究所就立足于这一认识。其组成人员的学术背景分属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美术学，而且他们的研究目标一开始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敦煌资料，在对敦煌资料研究的同时，在本专业的研究方面依然成果丰硕，并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发展。陈守忠先生对宋史、河陇历史地理、秦汉长城的研究，王宗元先生对陇中历史地理、兰州地方志的研究，蹇长春先生对杜甫、隋唐文学的研究，李并成先生对河西沙漠、古城址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刘进宝先生对隋唐史的研究，文化先生对美术史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的研究均颇有成就。陈守忠、李并成二位先生还是甘肃省30多部地方志的顾问或撰写者。

作为敦煌学“故里”甘肃的省属高校，西北师范大学更有责任也有资格为敦煌学发展做出努力、贡献力量。因此，具有系级行政级别的独立运作的研究机构成立，不仅是重视敦煌学教学与科研的具体表现，也是这一责任心的具体表现。如果说，此前的敦煌学研究关注的仅仅是一堆资料，那么，敦煌学研究所的成立则意味着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学科。资料和学科的最大区别在于零散和系统。随着敦煌学研究所的成立，《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出版事务转到研究所，《甘肃古代史》的修订出版也成为研究所的重要业务，《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也被列为推介内容。①西北师范大学学者提交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的论著最后也由敦煌学研究所统一组稿交由《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刊发。②刊发时加按语：“这里发表的《简谈艺术与宗教》等11篇文章，都是我院敦煌学研究所提供的。这些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大都曾提交八月中旬在兰州召开的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研究讨论。从内容看，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敦煌学的理论探讨及关于敦煌文献的评述；另一部分则是关于与敦煌有关的文物及历史地理的研究。现经作者进一步修改，由本刊加以编订，予以正式发表，以广其传。”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研究所是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但并非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力量的全部。研究所在集中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对全校敦煌学的研究力量起到协调和组织作用，还负责敦煌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对外联络。应当说，敦煌学研究所不仅是西北师范大学单独设置独立的研究教学机构，也是西北师范大学全校敦煌学研究力量的核心组织。

（二）重视实地考察与教材建设

1.重视实地考察与教学的结合

重视实地考察，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和环节。1981年，国内从事唐史教学和研究者，组织了一次丝绸之路考察，队员来自16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共24人。考察队确定兰州为集合地，西北师范大学参与组织。金宝祥先生以甘肃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同考察队员座谈，并在西北师范大学一同观看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电视连续篇录像。历史系刘曼春老师参加考察队，并提交考察报告《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这次考察，成为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重要的学术活动。

敦煌学研究所建所以来，教师外出调研、学生外出考察已成传统，并得以沿袭和继承。陈守忠先生于陇中地区之考察，李并成先生于河西走廊之考察，成绩斐然。《甘肃史稿》“天水麦积山”一节部分内容的依据就是作者1958年勘察之笔录资料，③《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可以说为脚踏步量之记录。另外，洪毅然先生《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蠡测》一文即完成于天水麦积山瑞应寺。④

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外出考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去敦煌考察，二是去北京等地访学或参加学术会议。1997年上半年，笔者去敦煌莫高窟，夜间乘车从兰州出发，第二天至张掖滞留一夜，到达敦煌已是第三天晚上12点后。在莫高窟滞留两日，约略看了10多个洞窟，又在敦煌城周围走了走。此次考察来回约一周，算是走了趟敦煌，亲身领略了河西风光。1996年暑期，笔者奉导师之命去北京访学，期间曾登门拜访白化文、荣新江、郝春文先生，所带礼物即先生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可惜，机遇不佳，仅与白先生当面请教约一个多小时，而荣、郝二位因外出讲学惜未能谋面。送给荣新江先生的书面交刘芳女士转呈，送给郝春文先生的书则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另一位先生转送。在北京滞留一周多，主要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中心查阅资料，期间受到孙学雷先生的热情接待。这次访学主要收获是复印了一大堆资料，其中包括《讲座敦煌》的全部目录约50页左右。

对笔者而言，去北京和敦煌两地，都是平生第一次，印象极为深刻。此后，笔者个人多次外出走了不少地方，全是参加会议和学习。师弟、妹们按照惯例也大都如此，且颇有收获，可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不虚也。

2.重视基础教材建设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涉及专业众多、覆盖面大。为了适应教学，各学科的教师都很重视讲义编写，教材建设成绩卓著，如李鼎文《敦煌文学作品选注》、刘进宝《敦煌学述论》、伏俊琏《敦煌赋校注》、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马化龙《中国美术简史》等。有些教材已使用多年，如《甘肃史稿》完成于1962年，《中国美术简史》初稿完成于1980年，《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于1983年油印发行。从时间上来讲，这些教材均可归于同类教材中最早使用者之行列。

在教学中，强调基础，重视目录学知识。从国内学者编著的最早、最完备的敦煌文献目录《敦煌劫余录》到第一部敦煌学单行本目录《敦煌学论著目录》，⑤再到有关敦煌学的专科目录《敦煌·吐鲁番学工具书目》⑥等，均出自西北师范大学教师之手。而《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的出版，对世界敦煌学而言，也算得上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的目录学著作。这些论著虽不能确定直接于课堂占课时讲授，但用来指导科研、指导教学则不容置疑。

在教材编写和使用过程中，重视学生基础，注重教材的实用效果。《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从校注入手，逐字逐句讲解。《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敦煌学述论》更是从普及敦煌学知识入手。《甘肃史稿》甚至是“约集系内部分教师、学生集体编写的”。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教材的使用，为敦煌学获得新生、迎来发展新高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少卓有成就的敦煌学者就是通过学习这些书籍打下基础而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的。

（三）重视学术交流，突出爱国思想

1.重视学术交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北师范大学就很重视对外学习和学术交流。1982年，两位日本研修生来西北师范大学研修中国古代史，由金宝祥先生指导。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印出后，即赠送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册。⑧而出外学习，则成为敦煌学方向研究生的必修课程。由于条件限制，截止目前，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还没有出国学习的经历，但去国内其他单位学习或者聘请外来导师授课已成惯例。如敦煌学研究所长期聘请敦煌研究院李正宇、马德先生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笔者听李正宇先生讲课在1996年秋季，讲课内容很系统，有敦煌学体系的构建等。一同听课者还有敦煌学研究所青年教师马克林及研究生金滢坤、苏金花，研究院的青年研究人员邰惠莉、张艳梅等六七人，济济一堂。期末提交的作业是对“氾履倩文书”进行录文。马德先生除给研究生上课外，还单独在西北师范大学招生两届。另外，不少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也曾在西北师大授业。两家研究单位长期合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进而相得益彰。

1994年秋季，笔者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学习一学期，聆听郑炳林先生讲《敦煌学概论》。一起听课者有兰州大学的同级研究生冯培红、刘永明、段小强、刘慧琴等。郑先生讲课很重视敦煌文献，记得曾经做过对《索勋碑》录文与断句的练习。期间，获赠了不少专业书籍和已经出版的《敦煌学辑刊》全套。笔者的第一篇习作《胡适与敦煌学》就发表在此期间，期末提交的作业是有关一地理概念的考释。可惜，直至今日，仅仅是个作业而已，未能达到先生公开发表的要求，只记得郑先生的评语颇有鼓励性质。

2.思想性明确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史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国人中历来关注敦煌学者，莫不以树立爱国责任心、振兴中国敦煌学为己任。针对学者对《敦煌劫余录》定名问题之疑问，陈垣先生曾言：“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⑨西北师范大学编写的各类教材沿袭了这一传统，思想性明确。《甘肃史稿》专设“帝国主义分子对石窟艺术的盗劫”一节，控诉了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华尔纳等对中国石窟艺术的掠劫之罪行。《敦煌学述论》设有“扼腕愤谈伤心史”专章，开列“斯坦因敦煌劫宝藏”、“伯希和敦煌劫宝藏”、“大谷光瑞西北盗劫文物”、“鄂登堡与敦煌盗宝”、“带来厄运的华尔纳”等内容，细陈外国探险家盗宝之经过。《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绪论》明确指出外国考察家的探险活动有损害中国主权、劫夺中国文物的性质。

敦煌文学教材也并非仅仅对敦煌文学的一些篇章进行释注、对学生进行细致的单纯的学术教学。如《敦煌文学作品选注》附录二所收三篇短文分别创作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6）、清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2～1835）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选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关注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及藏经洞文书价值要早于斯坦因等外国学者。如注文引贺昌群《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云：“（汪瀧）恐怕是中原人士到千佛洞鉴赏这伟大佛教艺术的第一人了。”引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云：“若以发现敦煌遗书的价值而言，我国清末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也要比斯坦因早五年。”⑩显示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及对祖国敦煌学发展的责任感。

二、敦煌学精品课程与新世纪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

（一）敦煌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

进入21世纪，敦煌文献问世已经整整100年。面对新世纪，敦煌学学者产生了敦煌学向何处去的疑问，以“转型”为主题的会议、论调也不绝于耳。这是中国敦煌学学者对新世纪敦煌学前途深思后的呐喊。我们认为，21世纪的敦煌学应该是回归大学科的敦煌学。敦煌学姓“敦”这一决定性前提不能变，对敦煌文书继续进行文献学整理研究这一核心工作不能变。但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敦煌学的家族成员就不能只为“敦”姓。在此基础上，更应该注重敦煌学向大历史、大文学、大美术等学科的回归。教学方面，敦煌学教学在保持研究生层次稳步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向本科生层次转变。2006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申报的本科教学敦煌学课程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称号，为完成这一转变吹起了号角。

国家级精品课程敦煌学是由李并成先生负责，组织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等科研力量共同奋斗的成果。在吸收《敦煌学概论》、《敦煌文学概论》、《敦煌学十八讲》、《敦煌学简明教程》11等教材及教学参考书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本身的教学实践编写而成的讲义随即在网络公开。2007年，课程讲义以《敦煌学教程》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2成为全国范围内使用面最广的敦煌学课程教材。敦煌学课程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称号，对于普及敦煌学知识、培养敦煌学专门人才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意味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与敦煌学教学比翼齐飞时代的到来。

在大学本科层次开设敦煌学课程已经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共识。目前，西北师范大学开设有本科生敦煌学系列课程六门：《敦煌学概论》（面向历史系）、《敦煌文学》（面向中文系）、《敦煌学》及《敦煌学导论》（面向全校文理科各专业）、《敦煌艺术》（包括敦煌舞的排练。面向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面向旅游专业），由李并成、伏俊琏、王晶波、刘再聪、文化、李顺庆、秦丙坤、潘春辉等执教。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是一门放眼国际显学大背景，又立足于地域和资料优势，将传统学术优势与教学科研创新有机结合的优秀课程；既是文、史、艺术系本科生的必修课，又是全校各院、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基础、以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重点的全方位教学体系和培养模式，成为国内重要的敦煌学研究和教学基地。

（二）新世纪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

1.力保已有优势的继续发展

就敦煌学而言，一定要树立大学科的理念。国内学术界就敦煌文书论敦煌学之情形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这种研究思路，可以为争回“中心地”、改写“伤心史”暂时争得一时之硬气。但从长远看来，依然限制了敦煌学的发展，也低估了敦煌学的价值，不利于“中心地”的长期坚守和“伤心史”的永久改写。长期以往，极有可能会失去新的“中心地”，面临新的“伤心史”。13

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已成为学校核心优势学科，教学和科研具有两大鲜明特色：教学的大范围、研究的大综合。应该说，在新世纪开始之际，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学科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而力保已有优势的继续发展是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敦煌学研究所经陈守忠、蹇长春、王宗元、李并成等数任所长的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队伍稳定、目标明确、学风严谨的良好传统，且成绩卓著。其中，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全国也是具有相对优势。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在此基础上，要加强丝绸之路研究、14西北简牍研究等，不断培育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力求取得新的突破。

教学方面，先后有李鼎文、郭晋稀、金宝祥、陈守忠、洪毅然、马化龙、赵逵夫、李并成、伏俊琏、刘进宝等著名学者开设相关敦煌学的课程，而且不断将新研究成果注入教学中，使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如果说敦煌学仅仅是一门特色课程，那么敦煌文化则是甘肃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象征。因此，应在教学方面加大发展力度，确定西北师范大学优势学科的稳定地位。具体思路是树立敦煌学在学校课程设置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在旅游、中文、历史、艺术等专业确定为必修课程，在文科类函授生及各类成人教育系列中增设敦煌学选修课程，将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甘肃省博物馆等固定为中文、历史、旅游、音乐、美术等专业教学和实习单位。

2.重视专门机构建设与项目重点支持

从敦煌学史来看，敦煌学教学和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敦煌文献。从国内外科研竞争性来看，国内学者因地利之便在石窟研究方面居于世界前列。而敦煌文献流布全球，各国学人竞相钻研，故敦煌学科的竞争性表现在以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因此，以研究敦煌文献为核心的具有相对独立的机构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保持研究机构的专门性，可以使学校集中内部力量，研究人员集中全副精力从事有效研究。虽然说学科融合是敦煌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学科的大融合不等于机构的大融合。同样，机构的大融合也不能代替学科的大融合。相反，机构的专门性、稳定性可以有效促进学科的创新性。

在确定核心学科、核心课程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专项经费支持，是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工程、各年度教改工程、青年教工科研能力提升计划等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精品课程为代表的国家教学研究项目以及省级以上教学奖项的获得都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因此，这一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3.稳定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

具有稳定的教师队伍、能够引进和培养创新人才是学科保持优势、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除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在各相关专业力求敦煌学教师队伍的稳定也很重要。稳定教师队伍存在的前提是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稳定的课程设置，就西北师范大学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一前提是完全具备的。因而，首要发展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结合地理位置、科研条件、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西北师范大学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条件不具备明显优势。因此，在积极筹划引进人才的同时，稳定现有人才、避免流失是当务之急，注重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科研能力的做法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

在吸引外来创新人才效果不理想的前提下，对本校培养且有发展潜力的人才的选留也是可行之策。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起步很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研究生毕业。1981年，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硕士学科就开始了与敦煌学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1996年，敦煌学研究所敦煌学方向（属于历史文献学科）单独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专门史（西北史） 博士学位授予权获批后，敦煌学为其主要方向之一。2005年，敦煌学方向（属于历史文献学科）单独招收博士研究生。至此，敦煌学课程有了更为坚实的学术背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人才培养很有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均有敦煌学研究所培养的学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骨干均有在本校学习的经历。由于藏经洞文书流布的世界性、公布途径的多样及无序性，学者对敦煌文书接触和关注原因有很强的偶然性，但学者本人的学术经历及对学术的敏感度则往往是决定成就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那些观察能力强、知识广博、有科研奉献精神的学子在培养方面要有针对性，在选留方面要优先考虑。

4.强化资料库建设，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如果强调学科的特点，那么，敦煌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边整理资料边从事研究，而且整理资料在先，如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为《概观》和《录文》两部分。但是，敦煌资料的整理不是人人可做、人人能做的。即便是一流学者，见不到文书原件，仅仅靠复印件、照片甚至今天已经非常清晰的彩拍照片，也不一定能认清原貌。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资料建设很有成效，但相对分散，不利于集中利用。馆藏缩微胶卷、《敦煌宝藏》以及近年出版的各家藏《敦煌文献》的利用率都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敦煌学教学和科研的进一步发展。总结近30年来的教学科研成就，可以看出，标志性成果如《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的翻译、《敦煌学论著目录》、《敦煌学述论》、《敦煌赋校注》、《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敦煌学》精品课程及《敦煌学教程》等，在文献的利用方面很有优势，但文献整理类著作相对较少。至于简牍学，研究成果和进展则更为单薄和迟缓，与以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极不相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资料收藏的不便利用及利用率不高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可以考虑设置相对集中的敦煌文献（或出土文献）资料中心，以利于教学和研究。

就敦煌学而言，兰州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近年来，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很有特色，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敦煌研究院是我们很好的合作单位，在兰州设有分院。因此，兰州于敦煌莫高窟考察中的交通要道地位逐渐得到加强。西北师范大学有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兰州的便利条件，有良好的对外交流传统。近30年来，学校已承办各相关专业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近百场之多。2007年，敦煌学研究所成功举办2007年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兰州），效果很好。利用地处兰州的便利优势，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思路。另外，创办刊物也很重要。以学报增刊形式出版的《敦煌学研究》虽然仅出版两期，但有很好的学术影响力。西北师范大学学风严谨，学术成果创新性强，但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宣传阵地。创办一份杂志，可以成为推介研究成果、增进对外交流、加强学术合作的稳定途径。

我们相信，与敦煌学同步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西北师范大学，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一定会有光明的前程。

[注释]

①滕藤主编：《中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要览》（第一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01页。

②《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③《甘肃史稿》，第67页。

④文中记到：“1957年春，余率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生至麦积崖研究石窟美术，4月25日下午，偶于“麦察”第43窟内，发现其窟正壁下部背后，一向传为古“湫洞”之天然石洞，实存为一人工凿成之纵长方形石窟，于是约同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所长王正东同志，与同来潘国彦同志，经数日详细勘察、测绘、拍照、并清理其中地面浮土一部分，至4月28日，初步研究告一段落，一致认为可能即是“寂陵”遗址。兹将发现材料及推断理由，缕述于下，以供研究者参考。”文末“1957年4月29日于麦积山瑞应寺稿。后记：麦积山除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外，据记载，尚有秦文公墓在“麦积山西下”；秦州大都督李允信造七佛阁时庾信撰“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碑，均待发现，后者颇疑埋于七佛阁下塌崖积土中。”

⑤白化文著：《敦煌文物目录导论》，第57页。

⑥李并成：《敦煌·吐鲁番学工具书目》，《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⑦《甘肃史稿·前言》，1964年。

⑧日本·藤枝晃教授：《敦煌学导论》，南开大学历史系印，1981年6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藏。

⑨刘乃和：《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4页。

⑩李鼎文：《敦煌文学作品选注》，第79页、第82页。

11姜亮夫：《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褚良才：《敦煌学简明教程》，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李并成主编：《敦煌学教程》，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 2000年，“一向与中国敦煌学界非常友好的池田温教授”已经指出：“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荣新江据此指出：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重视“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已成为必须。见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4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参见《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筹委会成立》（《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成立》（《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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