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日常与节庆：“模拟”时空裂缝中的都市档案

[摘要]董启章的《V城繁胜录》（1998年）延续《地图集》中对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暧昧挑逗，想象性地安排城市系统的符码。以模拟文献档案的手法撰写了一部V城殖民时期，关于都市空间、饮食男女及节庆民俗的风物志。本文主要从“真实与虚构”“空间的提喻”“饮食男女”“节庆和身份”四个部分，结合董启章其他作品、香港历史现状以及民间掌故，探讨《繁胜录》中个人想象如何穿插于客观的历史描述之中，虚构的V城与真实的香港如何在未来与过去之间进行相为补充的对话、拉锯与创造。

[关键词]董启章；香港；想象

[作者简介]徐雨霁 （1994-），女，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香港）

一、真实与虚构：档案、城市笔记、未来历史

《V城梦华录》原是刘华生所撰写，关于V城“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时期”尚未出版的本城风物纪录。在大回归五十年之后，它从文献堆填区被挖掘出来。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对刘华生的残文散佚进行了重组校对，成为了“以V城殖民时期与大回归时期的民风物貌为对照”的第三代城市梦华录即是我们所阅读的《繁胜录》。

董启章：《V城繁胜录》，香港：香港艺术中心课程部，1998年，第5页。在真实与虚构的裂缝中，档案与城市笔记成为作者和读者游走于想象、现实之间的道具。

在《为未来而做的考古学》一文中，董启章指出，在其四部曲中，V城是“建构一层虚构的距离”的香港。

董启章：《梦华录》，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第5页。不难理解，V城是文字的、想象的、看不见的，而香港是生活的、现实的、看得见的。但是，作者却利用历史研究的策略将刘华生的城市风貌纪录作为一种文献/档案（archive），这种方法动摇了小说文体本身的虚构性（fictionality），也同时暗示着V城（V代表visible）自身真实存在的过往。而由于一群考古学者（维多利亚、维朗尼加、维奥娜、维纳斯等七人）进行修复，

从V城系列总序出现的“安维真”到刘华生的恋人“维”（他们的孩子“小维维”），以“维”开头命名的风物志修复队。董启章对于“维”字重复使用，使该字成为一枚漂浮的象征符号，即“维”不仅是暗指香港被殖民所留下的建筑命名烙印，它也指向了V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来源。“维”字可以与其他的字词进行组合，但它的不可缺也意味着对港人而言，英国始终是不在场的存在者。这批被从地下所开封的档案资料所拥有想象机制、潜在的创造阐释能力乃至开放性解读的可能被彻底激发。在小说中，刘华生的城市笔记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维某”风物志修复者情感化的独白絮语，第二组是经过修复的刘华生城市笔记，第三组是穿插着刘华生个人情感经历的小故事（夹杂广东话）。宏观的历史语境与私人体验重叠，成为了对抗官方/他者所书写的历史补偿。当姓维的风物修复者们对比刘华生的城市记录，抒情化地撰写当下地域风貌的时候，“不仅显示着（文献/档案）将历史引至当下的能动力，更隐含着种种重构历史主体的欲望”。

于渺、潘律等：《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文献研讨会在开坛空间举行》，新浪收藏（当代艺术），http：//collection.sina.com.cn/plfx/2016-04-12/doc-ifxrcizs7339485.shtml，2016年4月12日。由此可见，《繁胜录》的由来不仅安插了一个视觉隐喻的前设，也指涉着V城/香港的文化定位。刘华生的原稿是尚未出版的（不可见），又因为年代流散成为残篇（见不全），最终淹没在填区（地下/黑暗），然而经由考古修复工作队的挖掘（从地下到地上）、修复（弥补）、出版成为广泛可见的城市笔记。换而言之，V城必须从自己的土地深处捕捉被忽略的历史轨迹。此时，V城也从虚构/不可见走向了真实/可见，完成了与香港的重叠：香港是一个有自己过去历史、可以被借鉴的地方。V城从香港的时空中挪用（appropriate）了歷史、地名、民俗、氛围乃至文化的记忆，成为了被香港所映射的“异托邦”（heterotopia）。

V城得到了香港的照映才有自身的真实，而它也必然成为香港存在的见证者。刘华生不断寻找维，并与她组成一个家庭的美梦在殖民结束的时代终结，而回归后的新生代、“维某”修复者们却必须依靠着刘华生对维及身边陌生人的交际、对V城殖民风貌的追寻才能完成“对照式”的城市笔记，这暗示着香港既将自己的未来永远依附于英国神话之上，也无法将自身过往整合于狭隘的民族幻想之中。“香港将不会屈服于祖国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再度君临，正如它过去不可能屈服于英国殖民主义一样”。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在英国与大中华的阴影撕扯之中，香港掉入了虚无的深渊，转换了自身与V城于“现实—想象”之间的处境。根据历史记载，作为中国南方边陲的渔村，在英军最早登陆香港之际，该岛仅有3650人口，“此外还有2000多居民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船上……那时的香港未被开发，山地居多且土地贫瘠……最令人头疼的是缺乏新鲜的淡水资源”。

菲尔·麦当劳：《中国香港》，邱岳、徐玉蓉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面对英国海军在南京的炮火猛攻，大清的道光皇帝也以非自愿而又若无其事的态度割让了这个他一无所知、且疏于管理的弹丸之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

季子平：《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台北：云龙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但对于英国谈判者而言，香港亦非被毫无异议地接受。在英国人眼里，香港是一个“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而且离英国更远”

珍·莫里斯：《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黄芳田译，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06年，第96页。的地方。弗兰克·韦尔什曾在《香港史》一书中提及，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割让香港远比不上谈判更多的现款更有价值，故此他立刻解除了谈判割让香港岛的公职。

参见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王皖强、黄亚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页。在两个不情愿的“双亲”面前，香港成为了走私、卖淫、赌博、毒品等污名的中转港和逃避国内管治的移民之城。若将香港从荒蛮之地开发算作历史的起点，其实香港并没有合法地存在过，它一出生就面临着被“交易”的命运，而后的商业经济也是被殖民者所“刻意”推动的（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虚无），它的无助必须借由V城所产生的文字（真实）得到填补。

此外，董启章的《梦华录》《繁胜录》这两本书在内容上有倒对关系，以这个联系来看：《梦华录》写于1999年，通过串联不同的生活物件的99篇笔记小说，将对V城/香港于大回归时期的历史理性认知转换成建立在物质文化上的感性抒情；而《繁胜录》写于1998年，风物志修复者在大回归五十年后（未来）以“城市考古”为路径，再现刘华生为V城/香港留下关于城市空间、日常百态、节庆仪式的备忘录。“据称刘华生的《V城梦华录》从未出版，原稿亦已散佚，但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个系列中包含九十九个小故事的《梦华录》，就是刘华生的作品”。

董启章：《梦华录》，第5页。有趣的是，《梦华录》虽在现实时间上迟于《繁胜录》出版，但在作品时间的脉络中又属于“前传”。《繁胜录》时间错乱、古今穿梭，在内容上无法与《梦华录》一一对应，但它作为一本修复历史的未来之书，必然遭遇记忆的重写、篡改与错置，大有“直把V城作香港”之感；或曰该书也是董启章/刘华生在90年代末为2047年的香港向当下索求存在起点的欲望之书。正如作者所言：“一切经验，一切存在，一经集之、录之、志之，就可以脱离单一的时空，成为无限衍生和延伸的世界”。

董启章：《梦华录》，第7页。若将这两本书与《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梦华体”做一次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解读，即汴梁是香港/V城所衍生的前现代世界，董启章是孟元老“遗民”情结的后现代、变奏的重复者。“靖康之变”后，北宋民族南迁，被女真族攻陷的帝都盛况衰败，不堪回首。而“九七”与五十年的承诺同样也成为盛世香港于世纪末的梦魇。故此，王德威认为，孟元老对于汴梁沦陷的痛心与对故园记忆的追寻迫使他转向书写，与现实历史抗衡（“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目之曰《梦华录》”）。

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页。而这种双重焦虑在董启章身上则是将孟元老对于遗忘汴梁的国族恐慌转换成了未发生的过去记忆、已然的未来事实和创造香港经验的原动力。“过去的完而不了，未来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王德威：《千年华胥之梦：董启章、孟元老“梦华体”叙事》，《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当香港代替汴梁成为城市笔记中被怀旧的对象，香港/V城也获得了一种类似与北宋汴梁遭遇灾难、被迫摧毁的历史体验，过去的香港必然不将存在，而未来的香港必须借助文化想象（culturalimaginary）、生活物件、空間体验得以继续。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或是V城，都具有虚构与真实的一体两面。

二、空间提喻（synecdoche）：碎片与再现

“香港就好像一个玻璃球，当这个玻璃球掉落地下，每一个人都捡拾得一些碎片，但没有任何一人拾得全部”。

李小良：《“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王宏志、李小良、陈清桥：《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如果说小说开篇奠定了V城港是一个在线性时间之外有根可寻的城市，那么本书的第一卷所要建构的是一个想象空间意义上的香港。对比修复者和刘华生对于V城五十年的变迁描述来看，每一份文献资料既提供了多样化的角度，同时也把V城/香港拼凑得残缺不全。“城墙之城”“通道之城”“桥之城”“街之城”到《督府之城》中美丽的杂种“紫荆花”，这些词语作为一种视觉残片（visualfragment）的标记，指涉的是香港于都市结构、规划建设乃至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概括描述。虽然没有一个名词可以形容一个完整的香港，但是拼凑（mapping）“部分不朽的残片引导我们去重寻一个丢失的整体”。

OwenStephen，Remembrances：theExperienceofthePastin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2.董启章无疑是将虚构的V城作为真实香港的提喻，以大量想象/联想为基础的认知过程中，V城一旦拥有与香港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就会获得呈现现实生活中的香港整体的机会。

在开篇第一章的《城墙之城》中，维多利亚发现在刘华生的时期，V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墙之城，而在回归五十年之际，V城“被收纳进一个更大的国度……城墙就在这个更大的国度的边缘”。

董启章，《V城繁胜录》，第10页。董启章提醒读者，当香港回归大陆五十年之际，虽会经验没有界限的自由，却也必然泯灭内外彼我的差异，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封闭空间。坐墙老人抱着指向12点的时针，刘华生寄信所贴快停用的女皇邮票以及他所预感无法走出五时正的邮局，都再现着九七回归前后港人对城墙“包围”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及面对时间流逝的沉默执念。

在《城中之城》中，维真尼亚潜入V城的海底挖掘了前代V城的文明遗迹。作为一个从海中生长出来的城市，刘华生时代的建筑已经被海平面所淹没，V城只有不断地向上加建生活空间，人们才得以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土地的限制，当下的V城只能采取向内的、自我孕育的城市规划方式，所有的新建筑必须在城市中“见缝插针”地出现，房屋和大厦在不断加高楼层之际也同时向街道进行横向扩张，而V城的居民也毫不客气地自行建造违章建筑。V城经过五十年不断的下沉，殖民时代的华彩已埋藏海底，回归新生代依靠刘华生的记述来寻找V城被淹没的城市记忆。对于刘华生而言，V城的起源不仅是在维多利亚城的“四环九约”，也在半岛的九龙城寨。在清朝道光年间，中国政府用花岗石为城寨修建了四面的城墙成为重要的军事城池，后在日据时代被拆毁借以扩修启德机场。九龙城寨在殖民时期处于“三不管”的地带，恶劣肮脏的卫生环境一度成为黄赌毒和黑社会的盘踞地，更是成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所在。1987年，中英两国达成协议，清拆城寨，改建模仿中国古代的亭台公园。这次强迫拆迁共影响居民三万三千多人，“一些城寨‘遗民’在东头村公园‘紮营’，死守城寨，风餐宿露”。

梁广福：《岁月无声消逝——香港世纪末照相簿》，香港：明窗出版社，1999年，第4页。而在刘华生的风物志中，1997年V城发生了一次重占城寨的运动。复眼剧社为了演出《睇得见得城市》（Visiblecities），向政府借来了九龙公园作为演出地。他们按照原先城寨的楼房布景和街道景观，让演员和观众以重演生活的方式复原了整个城寨，从无牌牙医到妓女，从吸毒者到毒贩，从路边摊贩到城寨老人，“他们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是演员还是观众，还是前生生活在城寨中的居民”。

董启章：《V城繁胜录》，第21页。在殖民时代，通过戏剧复原九龙城寨，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过去断裂式的衔接。人们在城寨之中重复着消失（disappearance）的事物，忘记甚至抛却了自己作为V城人的身份与记忆，“遗忘”当下成为他们寻找过去的本源。剧场演出中的九龙城寨（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小说文字之中，九龙城寨不是当下真实的存在）取代V城，成为了人们对于历史和自我界定的意符，也同时转换成为香港在回归之后驱逐身份焦虑的暧昧来源。

《通道之城》《桥之城》《街之城》讲述的是V城紧密连错的交通空间系统。交通途径不仅改变的是人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同样也触及了人际交往的方式和空间流动的体验，同时也勾起我们联想到香港运作形态的本质特征。五十年前，通道便已经是V城的主要特色：在海道方面有优良的维多利亚港之外还有三条将半岛与岛连接的海底隧道；在陆地上，有从罗湖至红磡的九广铁路和连接马鞍山、屯门、将军澳到半岛之间的高速公路以及横贯各个城区的地下铁路。百年历史的电车依旧在坚尼地城和筲箕湾来回，在主城区飞过的巨型飞机是九龙老区的记忆。这些通道对于回归时期的维朗尼加而言，它们不仅是V城殖民时期金钱和货物流动的象征，更是香港空间生活的特点即人人生活在空洞管道的城市里，“无所谓航向过去或回归未来的、永恒现在的、永远过渡的”。

董启章：《V城繁胜录》，第27页。至于“桥”的意象对于V城人而言却充满着矛盾的张力。大回归之际，在殖民时代最后一任总督的剪彩下，V城第一座连接马湾和青衣岛的跨海大桥成功启用。该桥是振兴V城低迷的旅游业、重建与大陆乃至世界联系、打破自我孤绝的标志。但在V城居民眼中，这座桥并未值得他们产生热情，相反刘华生笔下具有商业性质的“搭桥人”职业流行，却将香港都市人群孤独疏离、陌生拘谨的生活母题呈现出来。

三、饮食男女：食物、声色与情欲

空间并非是一个纯粹物理的存在，正如城市也并非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形态，它更指向一种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人类感受。董启章在小说的第二卷，通过酒楼、食物、服装、娼妓、店铺乃至街头技艺等面向，展示了V城饮食男女、风物民情和日常生活，试图从身体感知的层面还原读者对香港生活的体验。

《酒楼之城》中，在维安娜时代霓虹灯下的酒楼名称徒有其名，“V城的建筑无法抛弃酒楼的名字……但酒楼却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于记载中咀嚼过去的余荫，于撰写中翻炒酒楼之城的剩菜残羹”。

董启章：《V城繁胜录》，第66页。而到了《小食之城》，维真尼亚却发现大回归时期的居民不了解小食的意义，小食成为形式与内容脱离的名字和光影，永远无法饱腹或饥饿。然而对比刘华生时期茶楼酒楼的名称、食物清单以及小食种类，掺杂本土与西洋的都市味道成为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生活质感和独特的饮食空间，并投射于香港的集体回忆之中。食物本身是都市生活的反映中介，“人们不但消费着食物们还在消费着一种他们引以为傲的大都会文明”，即以具体的味觉符码标记的城市文化经验。

谭少薇：《饮茶与香港身份认同》，吴俊雄、张志伟主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学，2002年，第400页。在1897年前后，香港解除了宵禁令，又因1890年之后电灯的传播，夜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消遣的主要时段。于是，在1880年前后，琼香茶居、得云茶楼、天香楼等成为了最早一批的商号。到二战之后，“饮茶成为了香港人的主要生活习惯……人们多在家进食早晚两顿饭，其他时间则去饮茶……即俗语说的‘三茶两饭’”。

郑宝鸿：《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饮食场所》，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3年，第19页。饮茶习惯发展至今无疑成为香港一个文化特色，配合着都市国际化的进程，饮茶所配的小食也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改变，在当下的茶饮点心单上，“我们会发现‘泰式麻辣凤爪’、日本的刺身寿司、马来西亚的‘摩摩喳喳’、西式忌廉蛋糕，以至椰丝啫喱糖”。

谭少薇：《饮茶与香港身份认同》，吴俊雄、张志伟主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第406页。酒楼的发展不仅建立在吞并茶楼业务之上，也得益于华人收入的增加与风月妓寨的发展。

在鲁金的《香港掌故（第四集）》和《香港掌故（第十三集）》中，鲁金和雅民记载了香港茶楼发展与女招待的趣闻、早期茶楼点心的变迁以及酒楼菜馆对于塘西风月事业的依附性。参见鲁金：《香港掌故（第四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3年，第120-139页；鲁金：《香港掌故（第十三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1年，第22-43页。“在全盛时期（1921年至1922年间），塘西的大小酒楼共雇用职工一千多人；大小妓寨共五十多家，妓女二千余人；受雇于妓寨的男女工役亦两千余人”。郑宝鸿：《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饮食场所》，第44页。酒水菜色与女性的身体成为消费的景观，成为霓虹香江的另一面倒影。而隨着商业发展和禁娼令的颁布，酒楼大排场的宴席逐渐成为了人们与亲友和客户结交的主要场地。咀嚼酒楼菜单和特色小食所带来的想象性味觉体验，可看成是重返香港饮食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旅程。

《娼妓之城》和《店铺之城》则将读者的眼光转移到V城空间的活动机制，即买卖与消费。无论是出售肉体，还是消费商品、角色、地位，V城成为一个不断重复买卖行为的空间，一旦踏入V城就踏入了消费的欲望。然而，也正如艺术家胡恩威所言，“商场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而香港本身也是个大商场。

胡恩威：《香港风格》，香港：TOM（CupMagazine）PublishingLimited，2005年，第69页。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百货公司培育着居民日常消费文化和提供假期休闲聚集的场所，然而，由于香港土地高价政策、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华人对于高档生活质量的追求，1998年日资百货八佰伴的关门，宣告了百货公司时代的终结。以尖沙咀的海运大厦为代表的冷气商场迅速占领了香港于新世纪的购物空间。2009年，伴随着尖东全新行人隧道的开通，香港商场以柔软的、液态的姿态进一步融合在城市肌理之中。它们一方面把地铁站改造了一个既具有高密度流动性亦适宜停歇的休闲场所，同时商场与街道、天桥、公共花园、学校乃至交通站牌进行了联接，满溢出狭窄的街道和居所，“换而言之，街道是室内，商场才是街道”。

潘国灵：《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香港：Kubrick，2005年，第14页。整个香港都被串联的商厦广场所吞噬，连成为一个充盈着消费符号的空间。而消费本身也成为个人与城市发生联系的纽带，“透过消费，人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才得以与城市的布局和结构串连在一起”，没有消费就无法塑造城市人的身份与生活空间。

AlfredHo：《百货公司之死与商场之崛起》，香港独立媒体，http：///2009/04/15/1407794.html，2009年4月15日。但由于“煲蜡”非常容易在秋季引发火灾和其他意外事故，故在90年代，香港政府正式将“煲蜡”行为纳入违法的范畴，从此以后，港人在公园或广场共过中秋的习俗也逐渐消失。

在小说中，维地跟刘华生抱怨，V城政府竟然有不让居民燃放鞭炮的规定。作者在这里有意地暗示了香港的历史。在“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处于治安和安全的考虑，恐惧居民再次利用烟花爆竹自制炸弹，故此在1967年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法例化。刘华生对于九龙公园的中秋记录而后在“后九七”的电影与文学中不断出现，可以说是一种纪念性、对抗式的仪式复活。例如，在《天水围的日与夜》的结尾，许鞍华利用老照片和吴莺音的怀旧金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展现了昔日港人于维多利亚公园挂灯、点蜡、吃月饼的场面，并以此纪念香港节庆仪式所凝聚的温情与自己童年的美好过往。

“‘哀悼’（mourning）也是一种仪典（ritual），不单是俗世里的繁文缛节，同时也是心灵内的洗涤和救赎，唯有‘哀悼’才可以抵消‘失去’的空落，才可以填补那已不存在的个体感觉，而‘写作’，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哀悼和仪式”。

洛枫：《紫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第236页。V城风物修复者们以一种回溯性的书写哀悼不复存在的节庆传统。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华生的V城时代已经与他们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断裂。他们唯将仪式的空间还原在失落的文字之中，他们方得让自己当下的城市获得一种源头的延绵感，“V城的人们……寄情于虚构，正是明白借虚生虚，或不失为存世的一种意义”。

郁佳璐：《〈地图集〉与〈V城繁胜录〉的时空脉络》，《书屋》2016年第10期。阿巴斯曾经这样写道，“书写香港是以一种特定群体或文化空间的经验为特色的，即使这种经验往往是匮乏（lack）或不在（absence），或者消失（disappearance）的经验”。

阿巴斯（AckbarM.Abbas）：《香港城市书写》，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然而正是这种缺席的经验，一方面印证了香港的集体记忆无能依附于的纯粹过去，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以董启章为代表的一批香港作家对于城市空间和文化想象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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