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复兴思潮初探

【摘 要】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1840年后中国有志之士探寻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办法。于是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各种救国方案纷纷涌现。本文试图分析甲午之后兴起的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以探求挽救中国的道路的模式。

【关键词】甲午战争 民族复兴 思潮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满怀爱国热忱和有志之士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从此，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的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于是清廷有识之士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建海军、办工厂，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洋务事业也毁于一旦。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以及随后列强以掠夺矿产和铁路权为中心而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诗句）、“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梁启超詩句）。而同时这也激发了全民族的新觉醒，导致了近代思潮的巨变，引发了传统思维的转型；他们进而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谋求新的民族复兴之路，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纷纷兴起。

一 实业救国思潮

19世纪70-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加剧，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爱国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探寻强国御侮之策，“实业救国”是顺应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企望阻止中国进一步的沦为外国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救国思想和方案。1895年，郑观应重新修订刊行《盛世危言》，他在此书中说：“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故未言者再尽言之”。1它比1894年版的《盛世危言》新增正文47篇，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10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战、商务、商船等。2清廷开明官吏陈炽，在甲午战后愤中国积弱不振，积极提倡变法，并于1896年写了《续富国篇》一书，自称此书“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提出只有生产才是“富国之源”，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并要参照西方的制度和做法举行。“实业救国”的另一倡导者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鼓吹“设厂自救”的。正如他所说：“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就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它怎样强的？ 怎样救贫救弱的？ 因此就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它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个办法”。3从1895年始他陆续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包括工、农、牧、垦、交通等在内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张謇在1925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张謇……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义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自计既决，遂无反顾。”4这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19世纪末有识之士思想的转型。

“实业为救亡之先务”是实业救国思潮的主要特征。所以，论证振兴实业为救亡的第一要义是这个思潮的首要任务。实业救国论者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观点。

清末民初，振兴实业成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上自政府，下至老百姓，都关注于实业，于是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调查，从1911-1913年间，全国共成立实业团体72个，几乎遍及各个省区。

特别在民初，短短的10年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团体纷纷出现，这与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是分不开的。然而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不平衡，主要在轻工业领域，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一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经济掠夺，民族企业便处于困境之中。

二 教育救国思潮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为之震动。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弱弱于民，民之弱弱于智，因此，兴办新式教育是救国之本原，所谓“ 中国尚有一线希望，全在振兴教育”。5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有志之士大声疾呼“开民智”。当时所谓开通民智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让人们从昏暗愚昧中走出。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所以把开通民智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阐述，关键是把它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了。不少人认为中国使人忧虑的不在于贫穷和软弱，而在于国人的糊涂和愚陋。因此在“ 贫” 与“愚”的间题上。治愚更重要。“今中国有至大之患二，一曰贫，二曰愚。此二者有其一焉，则是以亡国灭种。贫可生愚，愚可生贫。故曰，救中国之贫，宜先开中国之智。”6当时有人大力提倡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教育养成“国民之资格，发达御侮之努力”。7二十世纪是“ 教育的时代”，是“智争学战的时代” 要使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线希望，就要普及教育、强迫教育以及变革训蒙旧法。这是教育救国论者的更为具体的主张。普及教育就是要使人都能读书识字，有文化，明白事理。不论男女，不论贫富，乃至玻聋哑盲在内，都要受教育。所有郡府州县、市镇村落都要办学校，不仅官办，还要民办。抓普及教育关键要抓好女子教育、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强迫教育就是国家仿照外国的方法，各家子弟到了十岁，就要入蒙学堂读书。不入学堂罚其父兄。强迫教育实际是实行普及教育的一个必要措施。

清末教育救国思潮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使得教育从封建教育过度到近代教育。于是女学兴起，从而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近代教育注重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实业家，进而推动的“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教育救国思潮促动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与自然学说。同时，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但靠有志之士的宣传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教育状况的。

三 维新变革思潮

甲午战前早期维新派虽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但还是比较微弱，“自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8文廷式目睹现实，忧心忡忡，引用外国人的话告诫国人：“中國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复来，不见此国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9康有为和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思想，进一步总结了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的结论，提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的主张，10从而出现了以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8月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分类介绍了国内外时事，刊载时评，宣传维新变法。不久，《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等维新报刊相继创办，为维新运动推波助澜，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报刊这种近代传播媒介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议论时政，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有较好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以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其本是就是一种“破二千余年之结习”的创举。11维新人士在为报刊的出版赢得准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征得了相对的议论自由。维新人士在办报刊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会，促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维新思潮是中国近代一次启蒙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维新思潮主张开民智、伸民权、变科举，有利于中国政治近代化。面对民族危机，维新之士呼吁变革，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鼓舞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奋斗。

四 民主革命思潮

为摆脱民族危机，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加以变更，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为重构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提出了一套新的思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而萌发革命思想的。1894年6月他写的《上李鸿章书》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状态。当时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北游京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希望这位在当时算为识时务的大员出面主持“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但是李鸿章拒绝接见他，对上书中各项建议也不作任何表示。上书受挫和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在海陆战场上节节溃败，而京城却热闹烘烘正在准备举行慈禧的万寿庆典，中外臣工忙于筹划进献贡物，丝毫没有神州陆沉之感。孙中山耳闻目睹，认识到北京“政治之醒凝，万倍于广州”，12 “ 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3 “从此，孙中山放弃了改良，走上革命道路。189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该会宣言以满腔爱国热忱和可贵的使命感写道：“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并发出了“ 振兴中华’怕勺呐喊。18 9 2 年2 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入会誓词中提出了“ 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的纲领性口号。孙中山所说的“ 合众政府” 指的是共和国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体。兴中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始。《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愤激” 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 8 9 5 年10 月广州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因步调不一，计划泄露而失败，但它点燃了革命的火花，成为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在当时民族觉醒的曙光之中，急速涨涌并成为时代主流的是维新改良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代表着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但在“ 救亡” 的总目标激励下。资产阶级革命挟着民主共和的追求腾播于世了，惊醒他们的，同样是甲午战争的炮声，而他们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所提出的一套新的思路，无疑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总而言之，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性事件，梁启超曾说：“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14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屈辱和伤害，但也给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契机。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在甲午战后发生，充分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这一辨证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严复：《论世变之亟》，《原强》，《严复诗文选（3）注》，197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注释：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2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3 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第355 页。

4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议宣言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8，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34页。

5 郑观应：《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8页。

6《论贫与愚之因果》，《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

7《研究教育私议》，《大公报》1906年12月5日。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一册，卷一，第22页。

9《闻尘偶记》， 《近代史资料》， 1981 年第1 期，第2 页。

10 梁启超：《戊戌变法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85页。

1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3页。

12 许师慎：《国父革命缘起评注》，第4册第146页。

13《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19页。

14《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册，卷3 ，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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