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潇湘红叶》的关目特色

关目是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将其解释为“情节的安排和构思”。著名戏曲理论学者王安葵先生认为，关目是指作品中能够体现生活的独特性和艺术的独创性的情节构思（王安葵《论戏曲“关目”》，《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好的关目不仅能展示独特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而且富有机趣和韵味，能表现深情大爱。一些戏曲佳作之所以能传世就是因为它们有精彩的关目。元杂剧剧本的扉页上常标有“新编关目”的字样。明代吕天成《曲品》引述孙鑛的话说：“凡南剧，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可见关目的重要性。著名剧作家易介南先生的新创大型现代花鼓戏《潇湘红叶》上演后，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颇具匠心的关目特色。

一、关目使独特的人物关系表现出独特的人物性格。矛盾冲突是戏剧的一大要素。矛盾是人物构成的，要把握矛盾，必须理清人物关系。优秀的戏曲关目常常能展示独特的人物关系，刻画独特的人物性格。这种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如果是真实和深刻的，就会有很强的感人力量。湖南地方戏曲精于此道。著名戏曲史家郭汉城先生曾讲过他多年前看湘剧《琵琶记·琵琶上路》中的一个关目“放流”的感受：“真是回肠荡气，曲折尽情。……我深深被这种患难相共、邻里相扶、古道热肠、悲歌咏叹的民族人格力量所震撼；五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郭汉城《湘剧高腔十大记·序》，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页）。《潇湘红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社区主任周红叶发动业主为山村学校捐款，叛逆少女丽丽把再婚的父亲骗回家想要他慷慨解囊，并事先约好周红叶来家取款。接下来一个精彩关目酝酿而成。父女的对唱生动揭示了家庭的感情纠葛与马武扬的复杂性情，为接下来的冲突骤然升级做好了铺垫。马武扬以不法商人的处事逻辑歪曲了周红叶的善意公心，讽刺她“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周红叶通过辩白、揭底予以回应还击，并大义凛然地声明：“我一不是讨米，二不是化缘，要的是你对山区孩子的爱心，要的是你做人的良知，无有爱心，无有良知，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要，山区的孩子更不能要。”可谓是此关目的点睛之笔。在此，周红叶的大义苦心、马武扬的狂妄冷漠、陈满山的圆滑软弱与丽丽的天真单纯在父女、夫妻、邻里、善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表现趣味、机趣与韵味。中国传统戏曲非常重视趣味性，重视机趣与韵味。清代剧作家李渔说：“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戏曲中的一些精彩的关目因其趣味性而受到观众的喜爱。《潇湘红叶》十分注意寓乐于关目之中，在雅俗相通中不时带来机趣与韵味，赋予作品以精神和风致。如在捐款现场，周红叶担心捐款箱“十万块钱装得下啵？”陈满山笑话妻子：“我的作孽的堂客哎，你真是没见过大钱嘞。”当周红叶逼丈夫捐款时，陈满山称这个月不吃肉，只愿意捐一百。当周红叶做主捐一千时，陈满山哀叹将要一年不吃肉，并哭丧着脸掏钱。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出这对夫妻的境界差异与生活情趣。而陈满山为了让余太太多捐款而夸狗的一段话：“……莫看她浑身长狗毛，有毛的要比没毛的通人情。”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丽丽嘲笑马武扬“你老人家离了三次婚，那goodbye自然是念熟哒喏。我还是不认得的好”等等，不一而足。关目中的这些机趣超越了传统戏曲中的插科打诨，与时俱进，富有时代内涵，多能让观众在笑声中领会编剧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做到寓识于乐，寓教于乐。

三、表现深情大爱。深情大爱与人性关怀使戏曲关目变得灵动与温馨。《潇湘红叶》就是一曲爱的颂歌：有周红叶与陈满山“下辈子我们还会在一起，我们还是一对好夫妻”的夫妻深情；有众人心系山区孩子慷慨解囊的慈善爱心；有周红叶不计马武扬误会和嘲讽，一如既往善待丽丽的“母爱”与邻里关爱；有苦心劝说浪子回头，勇敢面对生活的人性大爱；更有对党、工作职责与做人原则的忠诚和执着……莎士比亚说：“爱，可以创造奇迹。被摧毁的爱，一旦重新修建好，就比原来更宏伟，更美，更顽强。”周红叶虽然卑微而平凡，但她用关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用爱心、真心与诚心营造了一个爱的世界。在层林尽染的潇湘大地，是深情大爱让这一片经霜的红叶分外灿烂，永驻在我们的心田。

总之，《潇湘红叶》的关目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在机趣和韵味中展示独特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表现深情大爱，富有舞台的诗意。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蒋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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