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逃遁的困境与心灵的救赎

摘要　反映老年人生活的电影历来不为人注意，电影也是属于老年人的。在电影帮助人们理解人生方面，长者的言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比青春电影的激情表白更为深刻和厚重。中老年电影表现了他们如何找到心灵的慰藉，努力从困境中突围，从无奈的命运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老年人电影蕴藏了深沉内涵，表现了人生困境以及人们的心灵救赎，老人电影也反映出中外文化的差异和影响。

关键词　老人电影；人生困境；心灵救赎

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银幕上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以及其中的充满青春气息的俊男靓女所吸引。电影放大了年轻美丽，也让岁月的沧桑一览无余。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是偏爱青年人的。不过，在仔细重温了多部以老人形象为主角、反映老年人生活的电影之后，我要说，电影也是属于老年人的，在电影帮助我们理解人生，方面，长者的言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比青春电影的激情表白更为深刻和厚重。它为我们预先存下了精神的储备金，以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面对未来的一切。

一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无奈，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生命难题。对人生之路已经走过多半的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和实在，许多老人正处在这无法逃遁的困境中。尽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美不过夕阳红”，但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多数人“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所以在老人电影中，老态、孤独、疾病、死亡成为我们常见的场景。

马俪文导演的《我们俩》，讲述了独居的老人与她的房客——个外地来北京读书的年轻女孩，由摩擦、冲突到相惜相依的经历。影片中的老奶奶一个人住在北京胡同小院的平房里，多次出现的电影镜头是在幽暗的小屋里，表情呆滞的老人守望在玻璃窗前，或是独坐在房门口的藤椅上，看护着悄无人声的寂寥的小院。

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鳏居的朱老伯是个厨师，厨艺精湛，每个周末他都要烧一桌脍炙人口的好菜，期盼三个女儿回家来聚餐相见，以排解自己的孤独寂寞。但长大了的女儿各怀心事，举座不欢，这让老人分外怀念故去的老伴。

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崎婆，因早年有过“南洋姐”卖身的屈辱经历，生怕影响下一代的声誉，被迫远离儿孙长居荒僻乡野，整日与数只野猫同处茅屋草舍。儿子只是每月寄一点钱，儿媳从不来看她，以至当东京来的女记者为采访她而与之同吃同住时，她竟感动得号啕大哭。

美国电影《为戴西小姐开车》中的戴西，也是高龄老妪，尽管经济富足，生活体面，还有专职的司机为她开车，但她也是寡居独处。冬天大雪封路，断电停火，如同困在“孤岛”。黑人司机破雪开车赶来，给她带来咖啡和煤，这让她惊喜也备感温暖。

马晓颖导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影片中的老母亲，年已八旬，动作迟缓，因脑肿瘤影响视神经，更加老眼昏花，长年由小保姆照看。后来她在女儿的关照下住院治疗，手术虽然成功，但最后还是在家中跌倒猝死。

日本电影《恍惚的人》，直接表现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生活。立花家的老爷爷茂造，老伴去世，自己也得了老年痴呆症，记忆衰退得很快，除了照顾他的儿媳昭子以外，他便不能认识其他人了。最后发展到他连基本的生活能力也丧失了。

除了孤独与疾病之外，求生的强烈愿望、对死亡的担忧恐惧，也是老年人普遍为之紧张焦虑的心理情结。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野草莓》，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伊萨克的老医生，78岁的时候；他获得了隆德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本是人生的一个喜事和成功。但是影片却通过描述伊萨克的一个梦境，透视了老人心底深处的阴影。在梦中，伊萨克站在空旷的街道上，他发现头上方的时钟没有指针，而前方背对着站了一个男人，伊萨克走上前去，那人也转过身来，现出皱成一团、五官模糊的脸，并随即瘫倒在地，化成一摊水。紧接着前方驶来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从上面掉出一具棺材，伊萨克惊恐地发现棺材里的尸体就是自己，而且尸体竟然睁开了眼睛，使劲要抓住他的手。

伯格曼采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营造了在不可把握的时间里死亡逼近的恐怖场景，由此产生的视觉效果非常强烈。如同苏珊·朗格所说：“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古人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死，人之终也。”尽管生死是人生的自然过程，但人们总是回避生命终止这一沉重的话题。这种人类共通的潜藏于心的情感，经由艺术家的创造表现，形象直观地浮出界面。

或许真是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到了极点，所以才有了像美国电影《毒药与老妇》中匪夷所思的故事。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公寓里的两个老太太，竟然用自己酿制的毒酒，悄然杀害了来访的孤老头。她们的侄儿偶然发现了这个骇人的秘密。貌似悬疑惊悚影片的开场，最后却揭示了出人意料的谜底，是因为孤老头晚景凄凉，无人理睬关照，老妇惺惺相惜，所作所为乃是帮助其死以求解脱。这样的故事与主题，虽然荒诞与反常，但却是很令人感到沉重。

二

老人电影虽然描述了人走向衰老的过程和面临的困境，给人以感伤、叹息和悲悯，但电影中更多的是表现老年人自己以及在他人的帮助下，如何找到心灵的慰藉，努力从困境中突围，从无奈的命运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过好生命的每一天。影片强调了老人的问题，不只是老年人的，而是整个人类都要面临的问题。人作为社会人，生命生活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帮助老人减少困境中的痛苦，就是帮助自己，也是为自己寻求和积累人生的经验。

在怎样对待老人的问题上，电影也记录了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日本电影《槽山节考》，记述了日本古老的传统陋习。在信州的小山村里，由于贫困而沿袭了这样的习俗：老人一过70岁，都要被子女送上槽山等死。69岁的阿玲婆，身体还很硬朗，但离上山的日子也不远了。阿玲婆深爱自己的子孙，在上山之前不但为家入安排好了生活上的诸多事情，而且还生怕儿子到时心软违背习俗被人笑话，竟有意磕掉了两颗门牙，佯装衰老不堪。终于在一个雪天，长子辰平把母亲背上了槽山，阿玲婆在漫天大雪中等待着死亡。

也同样是日本电影，《恍惚的人》则是通过儿媳昭子对84岁的公公茂造的照顾，从中表现了年轻人对老人的关爱和温情。昭子本来是法律事务所的打字员，回家后又要忙家务，又要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公公。好心的邻居看她忙得不可开交，就趁她上班的时候把老人送到了老人会馆。但因患病的茂造在那里不能得到好的照顾，昭子就把公公接回了家，自己也请了假专门服侍。尽管有很多的麻烦和困难，但昭子还是下了决心，“我要让他活下去”，她坚信“只要活着，人生就有价值”。

老人走出困境，在精神上摆脱焦虑和痛苦，固然需要他人的帮助，但老人自己的观念还是最重要的，人生的路归根到底还要自己走。不管别人怎样看待和对待自己，老年人自己如何珍惜生活，如何把握仅有一次的人生，即使在最后的阶段也仍然力求尊严与价

值，让晚年生活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才是真正的心灵的救赎与精神的安顿。

所以我们看到《野草莓》中的老医生伊萨克，尽管他对生命的衰亡深怀恐惧，或许正是因为感悟到生命的有限和短暂，他在前往隆德大学领奖的旅途中，去故园看望自己的老母亲，回忆童年生活的美好，思索自己爱情失败的原因，深感自己过去过于专注事业而冷落亲情，他要在有生之年与亲人和解，弥补自己的愧疚。他对生活的反思也影响了下一代。

与《野草莓》有着相似情节的《永恒的一天》，影片表现身患绝症的老诗人亚历山大，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漫游里，结识了一个小孩子，并从人口贩子手里救了他。在与孩子一起旅行的路上他回忆起自己的妻子、家人和朋友，以及曾经生活中的种种美好。老人终于死去了，但他给一个孩子带来了新的生活，他对生活和亲人的眷恋也留在了孩子的心中。生生不已的生命链条就这样不断在延续。

《金色的池塘》在老人电影中更堪称经典。一对古稀老人夫妇来到金色池塘畔的别墅度假。尽管景色宜人，二老情深意笃，但是像所有的老人一样，老头诺曼看着自己从强壮渐渐走向衰老，也时时感到恐惧与无助，内心充满忧郁，脾气变得喜怒无常，连女儿都惧怕他而与之疏远。在老伴艾赛尔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回了与女儿的亲情，也从与孙辈的相处中得到快乐和温暖。心灵的澄静与思想的升华才是真正的天堂。影片一反通常老人电影所常见的昏暗、凄清和颓败，而始终彰显着斑斓的画面和明亮的色调，再加上林茂草长、鸟语花香，一派生机，这正象征着老年人走出困境后重新焕发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精神面貌。

同样，在中国导演的老人电影中，老人救赎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北京胡同小院里的老奶奶与房客女孩一起过春节，“我们俩”享受着如同祖孙般的亲情；台湾的朱老伯继续着好厨艺，不仅为了女儿，还常帮助给隔壁家的小男孩烹制美食，并且由此结识了新的生活伴侣，找回了“饮食男女”；从大陆到美国去的那个会太极拳的朱老先生，从教当地人练拳推手中重拾了生活乐趣，他还在中文学校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太太，两人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三

老人问题是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所以中外老人电影，通过光影银幕叙述了人在生命后期的普遍生活状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人问题主要不是表现为物质的需求，而主要是个人生活情绪的问题，“一种存活的愿望与死亡的恐惧所引起的情绪”。可以说，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上述的多部电影中所反映的老人问题似乎也主要不在于经济上的困扰。

通过中外老人电影的研究，我们还能感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念在老人问题上的反映。在西方文化中，出于个人本位的伦理观念，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英美则主张所谓小家庭制，小家庭制里没有老人的地位。”所以西方老人多是独居，无论是戴西小姐还是诺曼夫妇都与子女相距较远，戴西小姐宁可与黑人司机相谈相聚，也不愿意接受儿子的照顾，诺曼本人与女儿的关系也曾经长期疏远。老诗人亚历山大身患绝症，他的女儿却毫不知晓。在西方的老人电影中，更多地表现老年人的独立与刚强。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孝”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慈子孝……是为人伦。”“现代人讲孝。纯由道德的立场出发。而在血亲关系具有更多社会意蕴的古代，孝亲之事就不全是‘家’的或道德的。”传统文化把“孝”上升到政治精神层面，“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佰讨之罪。”“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孟子描述的理想中的社会就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与忠、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在中国的老人电影中，老人与家人的接触比较多，多半都与儿女们住在一起。这与西方的家庭观念的确不同。李安导演的《推手》，就再现了这种文化的冲突。影片讲述了会太极拳功夫的朱老先生，儿子朱晓生在美国当了电脑工程师，娶了美国媳妇。朱老退休后被儿子从大陆接往美国共享天伦。住在儿子家的朱老不会英语，与美国儿媳妇无法沟通，两人在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冲突。玛莎执意要送朱老去住养老院，儿子朱晓生则左右为难。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在避免了孤独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与下一代的生活摩擦与观念的冲突。近来较多的反映家庭关系的影视剧《婆婆》、《双面胶》等等，就凸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而且在照顾老人的同时，儿女往往也包办了老人的思想和意志，老人只好听凭儿女主宰自己的有限余生。《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影片里的中年女作家对母亲固然爱之深，但某些做法，却让人感到别扭，她对母亲一些生活习惯的粗暴矫正，她强烈希望母亲尽快站起来而强迫其每天锻炼的做法，她因恨铁不成钢而产生的抱怨和愤怒情绪等；都使人思索什么是老人的真正需要，怎样才是对老人的真正孝敬。是否该像古人所说：“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呢?

总之，中外老人电影带给我们的思考是深远的，它不仅让我们直面我们的生命过程，更促使我们去想有关人生的那些终极意义的问题，因而这类电影就有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分量。

推荐访问:逃遁 困境 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