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有多远

蓝天白云下，吉普车队快速驶过，打破了草原的寂静。

1950年7月，共和国首位少数民族大使吉雅泰（蒙古族），以这种特殊的交通方式，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赴任。大使乘汽车赴任，共和国外交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8亿援助

“蒙古是我国领导人访问最多的邻国之一。我们驻蒙古大使很荣幸，每一任大使基本上在任内都要接待我国国家主席或总理访蒙，有时一个任内有两三位领导人往访。”中国前驻蒙大使黄家骙说，“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领导人访蒙的增多，特别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后，蒙古对中国的宣传有了改观。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真正落实，政策互信是必要的。加强跟蒙古国的联系，是中国一贯的方针；而蒙古则把与俄国、中国关系均衡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均衡，蒙古语叫‘特格希’，意思是‘平等的’。”

更早之前，中国与蒙古曾经有一段关系密切的蜜月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半个月，中蒙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驻蒙使馆前二等秘书孙一先曾回忆。

由于蒙古国国内劳动力短缺，在会见吉雅泰时，蒙古总理乔巴山直接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因为朝鲜战争，中方的回应晚了几年。1954年11月16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率团访问蒙古。临行前，总理周恩来致电时任驻蒙古大使何英，让他与蒙古方面接洽，“希望了解蒙古在轻工业、手工业和劳动力方面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

时任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列出的要求是：“希望中国在轻工业、手工业、农业技术及劳动力方面给予帮助。大致需要1万工人，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来一批，并带家属，居留期限越长越好。”他还提出了特别请求，要中国的“翻译、医生、教员、政治工作人员也同时来”，“工人的工资和汇款问题，因为我们财政薄弱，不客气地说，我们希望中国工人的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中国”。

中方很快答应了蒙古的请求，次年4月7日两国正式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这是中国经济援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劳务输出。蒙方则组成了以政治局书记杜固苏伦为首的工人接待委员会，负责中国工人来蒙事宜。

“整个（援建）过程中，蒙方只是提供水电、警卫等保障，以及少量由中建公司雇用的小工。施工人员的生活保障，从米面等主食到一般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国内提供的。中方施工人员全都住在封闭的工地院子内。”前驻蒙大使张灿明说。

1955年4月至t960年，中国平均每年派出约9000名工人到蒙古援助建设，其中1960年曾达到1.6万人。

除了派人，还有“送钱”。仅至1960年，中国就已给予蒙古超两亿卢布（旧卢布，约合8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贷款。用这些援助款，中国工人为蒙古建成了工厂、发电站、桥梁、住宅等等项目。

黄家骙回忆，“漫步在乌兰巴托通往那莱赫煤矿的公路，看着和平桥、百货大楼、体育馆、体育场、‘大天口’国宾馆、友谊医院（现创伤医院）、‘培才’学校（现财经学院）等建筑，不少蒙古朋友热情地向我说，‘这些都是（19）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工人建设的。’”

“蒙古政府对中国工人的评价也很高。”张灿明说，1958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曾称赞援蒙中国工人，“对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帮助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就在此时，来自北方的寒流吹来。

寒自北方

1965年11月4日，中国在蒙古北部色楞格省援助建设的东布大桥建成通车。竣工典礼上虽然彩旗飞扬，但是中蒙双方典礼代表脸上的表情，却像蒙古寒冷的冬天。

此时的中蒙两国，虽然仍维持着外交关系，但只保留贸易、铁路、气象等少数部门的往来。

这一变化，源自苏联。

1960年6月，苏联公开反华以后，地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明显地站在苏联一边。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举世公认，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

1944年，尚未得到独立承认的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到19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又硬性规定，从小学四年级起，必须学习俄文。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此外，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而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三分之二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

“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孙一先曾回忆。

古老的“结亲政策”，也被苏联拿来控制蒙古。据孙一先回忆，1960年代的蒙古中层干部，15%～20%的夫人是苏联人，而高层领导娶苏联人为妻的，更是大有人在。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夫妇。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费拉托娃嫁给了他——在泽登巴尔主政时，她的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而泽登巴尔则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1963年，时任蒙古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同年12月，蒙古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1964年4月，蒙古国政府更是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要求上万名中国专家、员工及其家属，三个月内全部离境。

政治上的日益对立，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经济合作。

1967年4月，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宣布不再承担与中国建筑公司的有关义务——即全面中止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项目。并且，蒙古政府对需要入境的中国专家、员工不再发放入境签证的措施，使得1967年春季起，援蒙中国工人再无法进入蒙古国。

继续对援蒙项目进行施工已不可能，但是工地还有大批施工设备和建筑材料，如果在蒙留守人员回国，那么从达尔汗、东哈腊到乌兰巴托十几个经援项目将无人控制，所以他们只能坚守。

由于蒙古政府以留守职工已经失去在蒙古国居住的“法律根据”为由，断绝了他们的生活供应。在时任驻蒙使馆经济专员王琨组织下，留守人员自己养猪、养羊、养鸡；自建暖棚，种出大白菜、西红柿、黄瓜、青椒；自己轮流动手做饭，取暖烧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到露天厕所，生活相当艰苦——到1973年还剩82人。

王琨也曾把留守专家情绪不稳的问题向国内汇报，并提出“敌人不赶不走，祖国不召不回”的口号。报告到了国内，后一句“祖国不召不回”被划掉了，只剩下一句“敌人不赶不走”。这就意味着，回国的时间表完全掌握在蒙方手里。

“八九”事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

据黄家骙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蒙古报刊上攻击中国的文章每年至少也有一两千篇。大都使用“毛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词语。

另一边，国内的“革命”气氛也影响到了在蒙古的中国工人。在部分职工的号召下，1966年10月间，乌兰巴托一建筑工地上的一些职工佩戴毛泽东像章、红卫兵袖章，手举红宝书，准备分乘数辆卡车到乌兰巴托市游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汽车里面堆满了铁锹镐把，显然已经做好了武斗的准备。

得到通知的王琨，立即赶到建筑工地，同驻蒙公司领导与专家、职工协商。告诉他们：无事尚且可以生非，我们不能再授人以柄。经过沟通、妥协，职工接受了工地内游行的处置，在驻蒙公司的领导带领下在工地内转了几圈。

而在1967年8月9日的北京，发生了一件对中蒙关系影响更为严重的事件。

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策伯格米德的专车，从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出来。司机启动汽车时，车轮轧上了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海报。

刚好在场的红卫兵怒火沸腾，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泽东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围上专车，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质问、批斗。过程中，汽车被掀翻、点燃。消防车赶来时，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

最后，蒙古司机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写下认罪书，后被驱逐出境——在二连浩特车站，他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则召见蒙古驻华大使，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当晚，蒙古外交部紧急召见中国驻蒙古使馆刘代办，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赔偿损失。刘代办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第二天，驻蒙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紧急开会，布置应急措施。据孙一先回忆：“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8月18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蒙古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然而，后来的实际发展并未如预估般严重。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反华文章外，未见彼方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蒙古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

但中蒙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驻蒙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部缺席。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

同年11月6日，蒙方举行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各外交使团参加，时任临时代办孙一先和使馆工作人员小毛与会。泽登巴尔在讲话中，有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攻击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的指示，两人当即退席。

次日，出席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前，根据前一天情况，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会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

但出乎孙一先等人预料，蒙方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孙一先回忆，其后在阅兵方阵中看到苏联军队，他才有些明白，这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

不过，夹在两个大国之间，蒙古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蒙古一边在宣传中紧跟苏联，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另一边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比如安排中国使馆人员到其北部省份旅行。

中蒙关系，在北方寒流之下沉寂。

必须中国先走一步

1970年代初，虽然中国继续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陈兵达到了1969年时的两倍，但两国关系其实已经逐渐缓和下来——蒙古迅速觉察到了变化。

1970年一个夏日，王琨乘坐的吉姆牌轿车行驶在乌兰巴托市的道路上，由于司机不慎，将一蒙古小男孩撞昏。周围聚集的蒙古人，旋即包围了汽车。

本来不会说蒙语的王琨，突然想到中蒙友谊医院的“医院”一词，高喊：“额莫呢勒克（蒙语，医院）。”立即把孩子抱上汽车，与司机一起直奔中国援建的中蒙友谊医院。万幸孩子仅是暂时昏迷，并无大碍。王琨留小孩住院观察，然后迅速安排司机乘第二天的火车离开蒙古。

在政治气氛非常对立的情况下，一桩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王琨只能处理得遮遮掩掩。

果然，三天后蒙古警方找上门来，调查肇事汽车，并下令拘捕中国司机。当得知中国司机已经回国时，蒙古外交部只能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最终不了了之。

与“八九”事件雷声大雨点小相比，这一次，蒙古方连“雷声”都不大。

此次交通肇事后不久，当年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突然约见中国驻蒙使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一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特别强调，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所以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

同年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蒙古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孙一先说。

但直到1971年6月，中方才通知驻蒙古使馆，称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为新任驻蒙古大使。8月12日，蒙古通知中方，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大使的简历。

至此，虽然蒙古当局尚未改变其对华基本政策，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许文益于1971年8月20日即抵达乌兰巴托，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援蒙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林彪外逃、坠机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打断了。

直到1972年10月，实质性谈判才正式开始。“谈判初期，双方每次都要进行政治交锋。”王琨在回忆里写道，“每次对方污蔑我们，中方都要予以反驳。甚至要求秘书组的同志每次预测对方会在哪些问题上诬蔑我们，怎样反驳更准确、更有分寸。”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中方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折价40308410.13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

1973年5月，留守蒙古的82人，终于得以回国。

蒙古报刊上，攻击中国的文章也在悄然减少。“大的报纸上，反华文章渐渐就没有了。”黄家骙回忆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达赖，他是我的老朋友，上世纪60年代写过攻击我国的文章。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他在外交场合对我说：‘那时写一些批评你们的文章是按照上面指示办的，不写不行啊。’”

“不要跟人争论成吉思汗”

而在19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蒙古对华几乎有了180度转变。

1984年，泽登巴尔在回答日本《东京新闻》记者提问时谈到，中蒙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并说蒙古人民“尊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蒙中两国人民“有着共同利益和愿望，这就是和平繁荣、互相尊重及和平合作”。

但急速回暖的中蒙关系，依旧忽冷忽热。

1985年，中国《世界知识》杂志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当年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李当时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中，“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已发生了根本性剧变。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1994年4月，出于对人民革命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的不满，蒙古人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恰逢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即将访蒙，有些极端者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按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有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果然，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瓦解，使得蒙古失去了往日的支柱。但“中国威胁论”与中蒙历史纠葛，对蒙古而言，是心中纠结不去的疙瘩，使得两国关系发展虽快却又磕绊不断。1995年11月10日，蒙古前军报《独立报》载文，设想本国有遭受外国入侵的8种可能性，其中6-7种皆来自中国或俄罗斯。而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又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

1999年8月，黄家骙大使赴蒙古履新。“中国代表团每次来蒙古，我往往提醒他们：第一，尽量不要谈及历史；第二，不要谈成吉思汗是谁的祖先；第三，晚上尽量不要出门，避免遇到一些极端的、不友好分子的袭击。”黄家骙说，在蒙召开的国际蒙学家大会每次都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部分，历史专家一般都不与会。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蒙方原来希望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前往出席，经过慎重考虑，中方派了一位政协副主席前往，“没有发表正式贺词”。

“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敏感问题还是有”

也是在黄家骙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特别是陈水扁当政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起初，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官员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当年7月，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访蒙做蒙方工作，同时，黄家骙也约见了蒙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两天后，台方牌子果然不见了。

比台湾问题更棘手的，是达赖。蒙古85%的人口信教，并且藏传佛教一直是主要宗教，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此后至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黄家骙当即表态称，这是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原则问题，希蒙方慎重对待。可中方的表态和努力，依然没能阻止达赖在中共十六大前夕抵达乌兰巴托。

在其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其名誉博士的称号，并且蒙电台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不过，整个蒙古官方报道显得低调，没有大加渲染，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而达赖的讲话中也未谈及政治问题，显然有关部门加以了一定的限制。

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黄家骙说，但“敏感问题还是有”。

（摘自《看天下》201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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