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化突飞猛进以及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倾向，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主要包括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工作要以人为本、注意意识形态教育的层次性以及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

［关键词］全球化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2X(2007)07·08-0099-08

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它带来了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全球化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庞德与吉尔所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概念，但是它的含义并不总是定义得十分准确，或者说如果它是所赋予的含义，其变化也会因人而异。”[1]“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的“观念、概念”和“学说”这两个词。最早采用意识形态这一名词的是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位名叫德斯图·德·特拉西的哲学家，他著有《意识形态要素论》一书，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分析时，其“意识形态”概念采用了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意义的用法，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虚假的意识”。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他们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总是掩蔽或扭曲现实关系，即把意识形态视作是一种颠倒的意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后期著作中，对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改造，把原来在否定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以“虚假性”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意识形态解释为一个中性的概念。他们把意识形态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作为和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

当代学者王逸舟先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中，对“意识形态”作了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3]依据这个定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过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三个特征: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它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可见，意识形态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意识形态安全也就要从多层面、多角度去考量。本文所讲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即指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意识形态与文化有着内在关联性。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三种形态。狭义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虽是由知识成分和价值成分两方面所构成的，但其核心和本质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价值观念是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概括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依据，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可见，狭义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所谓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保证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得以发挥、文化的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4]可见，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

意识形态与政治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等方面有着强劲的政治功能，体现出意识形态极强的政治性。卡尔·弗雷德雷克认为：“意识形态涉及如何改变、革新或维护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践手段的合理思想的集合体。”[5]马丁·史尼格认为：“意识形态需要政治作为其实施模式，而政治政策又往往同思想原则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确定行为的思想，换言之，意识形态指导政治行为并为之辩护。”[6]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表现在与统治权的结合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它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它与无产阶级统治的结合，所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实质上是为他们的统治权服务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7]“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8]美国政界、思想界和文化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实施其政治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都是这种思想认识的反映。布热津斯基更是强调，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力量的发挥，不但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而且“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9]这明显地是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即为了维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使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真正变为一种具有道义上的影响力的“权威”，美国必须在文化和精神上保持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各国的“榜样”。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制定的。他们利用民族、宗教、人权问题为借口，喧嚷“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等，对我国横加指责和干涉，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强行推广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特别是这一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全世界传播这一潮流的裹挟下，来势更加猛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严峻挑战。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它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间虽具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分成几个层次：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甚至是核心目标。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意识形态既然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和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成了国家安全的目标之一。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化突飞猛进以及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倾向，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两个突出矛盾：

其一，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化；另一方面，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化。

其二，一方面，大多数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普遍取淡化的态度；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问题越来凸显，并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选择和人们的价值判断。[10]

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有：

1．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复杂化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给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而且极大影响并冲击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思想行为方式、文化习俗及社会心理等。

从全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面临着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必然渗透进来，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宣传工作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先进世界观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持党员队伍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性，在多样化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凝聚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弘扬中国先进文化，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矛盾内容的表现进一步复杂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仍然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强势经济、科技、信息渠道直接向我国推行其法律规则与价值观念、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随着经济贸易的过程、机制和产品进行传播与渗透。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方的管理方式、消费方式、文化产品和各种服务业、文化业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大量涌入，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加入世贸组织，随着服务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开放，西方文化传媒和相关产业将不断进入，西方依靠经济科技实力控制文化输出主动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资本技术输出在我国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将是自觉的、长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的挑战也将是长期的、严峻的。

西方宗教的渗透将会广泛而深入，西方国家将会通过传播宗教教义、资助宗教团体、挑动教派对立、发展宗教教徒等方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制造民族分裂事端。但意识形态矛盾内容，将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争夺具有直接、具体、分散的特点，表面上是法人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国家经济利益，分散看是经济利益，集中看是政治利益，它关联着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中心发展与边缘渗透相结合的局面。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丰富的、具有层次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中心部分或核心部分，也有相对边缘的内容。中心部分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其鲜明的特性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边缘内容服从和服务于中心部分，反映社会的一般属性，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边缘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兼容与交叉。中心部分制约、指导边缘内容，边缘内容丰富、维护中心部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边缘渗透扩大的趋向表现在：一是我国要接受世贸组织法规并调整、修改我国相关法规使之保持一致；二是我们要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制思想、管理理论和比较成熟的市场规则以及职业道德等；三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培养国民的宽容态度。意识形态的边缘渗透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发展局面。

2．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宣传形象的挑战

我国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已经改变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加入世贸组织，社会结构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样，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接受的信息很丰富也很庞杂，思想十分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坚持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发展的关系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是我国思想领域的突出特点。同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更是我国思想领域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它是我国多种经济并存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社会阶层变化、人们现实思想文化水准差异的结果。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多样；社会转型造成人们的社会心态、个人行为准则、价值评价观念和社会期待的差异，以及由市场经济活动所引发的竞争和人员流动，人们的认知水平、社会角色与职业、教育背景等不同，导致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客观现实，既反映了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也是我们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将主导意识形态与非主导意识形态等量齐观，抹煞意识形态的层次性。

在社会利益群体呈多元格局的状态下，社会思潮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多元状态。党员干部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坚持党的理想信念与多种社会思潮冲击的问题。这里，就产生了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思潮的关系。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社会思潮来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与社会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相容，如果不相容，那么党就失去了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另一方面，真正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具有引领社会思潮的实力，能够促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容。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党的行为是否为群众所认可。

正确处理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于党组织内部来说，党员本来就是在理想信念一致的基础上自愿加入党组织的，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也必须是一元化的。但是，对于社会来说，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以强制性手段使社会思潮一元化，只能以科学的指导思想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使社会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与党的指导思想相容，党的纲领路线被人民群众认同。能否处理好这种关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的考验。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对思想宣传工作既适应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3．意识形态创新能力不强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以社会现实的变迁作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创新理论体系，正确地解释现实，合理地改造现实，才能保持合法性。然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变迁，难以合理解释日益变化的社会。一是表现在仍然固守过去的教科书内容，不敢触及社会敏感问题。如对“两个必然”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得不够，无形中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二是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的反映不够及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分化呈加速发展的态势，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与个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所有这些分化发展态势，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反映和折射出来，即出现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分化。当这种分化超出原来意识形态可解释、可承受的范围，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甚至有丧失的危险。三是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依然比较陈旧，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宣传企图再用过去的、陈旧的基本范畴来解释和说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其效果可想而知。当今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变化，对基本范畴的调整、创新与关注不够，敏感性不强。主流意识形态中仍然充斥着带有浓厚的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的基本范畴。

4．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薄弱环节

从学术视角看，当前对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研究不足，对马克思的一些最基本思想研究不够，如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关于自由及实现自由的方法途径的研究。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发展史研究不足。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被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宣传，这对于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动员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有其积极作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被分在三个一级学科，分别加以研究，一直持续至今。而这种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及其当代价值的发掘，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二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水平不高。其一，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尽管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但阐释的多，重复的多，原创的少，能提供深度学术支撑的少，致使至今仍有人不承认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的理论形态。其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主题、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三个代表”要求的宣传。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也存在语言上的混乱，以至损害了其应有的宣传效果。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积极应对。这些社会思潮对社会上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传统左派认同公有制，认同党的领导，认同马克思主义，强调渐进改革，但认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的原则；新左派则对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持批评态度，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西方病、市场病的再现，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全民民主，对“文革”和“大跃进”持认同态度；新自由主义派一般被认为是体制外知识分子，他们以自由启蒙为口号，以自由宪政为政治改革方向和目标，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认为现行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极端民族主义派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和观点，也可以说不成派别，但它潜存于知识界、理论界，在民众中有一种强大的号召力，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和冲动，这也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一种表现，主要表现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盲目排外，缺乏对自身民族特点的反思精神，它既可能与左派结盟也可能与右派结盟。

三、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必须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1．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包容性和对其它社会意识的整合作用。以前，党的意识形态对待其它意识形态常常采取排斥和斗争的方式，与其它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剑拔驽张、你死我活的紧张关系。两者不仅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也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较量和竞争。历史证明，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目前在我国，多种社会意识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除了那些敌对的意识形态之外，有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补充。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具有包容性，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中去，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提供核心价值观念。主流意识形态还应具有兼收并蓄其它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在与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提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此相反，当主流意识形态失去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包容整合其它意识形态的能力，并人为阻隔同其它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的联系时，将会导致自身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枯竭，从而无法生长出丰茂的植被。

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对其它社会意识的整合作用，而不能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唯一”科学性，也不能仅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政治术语”或“宣传话语”而放弃在科学上的努力。对其它各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应该具有兼容并蓄其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通过整合与引领多样化的思想文化，提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类及其评价，需要以这些社会思潮形成的历史根据、社会根据及同西方社会思潮的渊源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不再以传统的意识形态标准简单地进行“左”和右的划分，而应该重视各种思潮背后的利益分析，以此厘清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做好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推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

2．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指意识形态所蕴含和倡导的价值观符合并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正义而得到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研究，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政党是意识形态认同的结果，因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关乎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将意识形态所包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有效地传输和分配给社会成员，并转化成为他们对执政党及现实政权的政治认同。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引导社会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11]其中强调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构成了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

今天，我们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简单的思想控制和信息封锁几乎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吸收和涵化其它有益的意识形态。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要具有亲和力与向心力，要能够及时反馈民意、迅速体恤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配置民力。只有凝聚人心，才能整合社会力量。

二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同时，更加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对于维护合法性的功能和作用，甚至认为物质利益是生成和实现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因此，执政党要在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坚持执政为民，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绩不断满足社会民众的物质利益要求，以自己执政的有效性充分体现出对社会民众的关怀。实践证明，人民在决定是否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时总是看这种意识形态能否满足自己的某种要求和愿望，能否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旦经济建设没搞好，人民往往会怀疑甚至抛弃现有的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就是很好的例证。面对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消解这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我们根本的方法同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创造出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人们才会认同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三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法理基础。

现代理性统治观念认为，一种统治只有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说是合法的：一是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二是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就是从法理性的角度应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现实表明，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必须依靠民主政治制度来进行安排和运作，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机制，而且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向。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形成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由“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实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保障。要加强法律及其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对共产党来说，要避免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依靠制度创新来获得和维持合法性。要建立一种“合法性由制度提供，领导人与政绩相关”的国家政权运作的保证机制，这样有利于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3．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将党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统一起来，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更体现了时代精神，为意识形态工作体现人文关怀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工作“见物不见人”，人们往往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解读为“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甚或GDP决定一切。现在，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立为核心，这就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意识形态工作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在理想教育中，需要将党的价值理想、社会发展理想与个人职业理想的

结合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的切入点，以有效地促进党的价值理想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内在的“动力因”的渗透。它不应该用所谓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制度特征和抽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来否定基本现实，而是要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作为“目的因”，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同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同公民的个人追求结合在一起，使之转化为人们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在价值观宣传中，需要对各种价值观进行整合，以确定实现共同社会理想的底线价值观。在道德教育中，需要面向日常生活世界，背靠意义世界，从日常生活入手，揭示生活的意义，让人文关怀走进日常生活，提升大众的精神文化水平。在形势政策宣传上，需要关注群众心理，了解群众心理的变化特点和趋势，特别是人们的精神困惑，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关系，认识社会转型的成本与代价以及它同每个社会成员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差别观”，以利于疏导情绪、化解矛盾。

4．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文化，而和谐文化建设为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新契机。因此，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基本范畴与话语进行调整，一是要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变化，对一些沿用多年的范畴，如“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两类矛盾”、“剥削”、“共产主义理想”、“人民政府”等作出时代性的回答。二是需要对在封闭条件下习以为常的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解读，处理好这些范畴与开放社会使用频率更高的范畴的关系，如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理论主义与现实问题、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监督、党的领导与执政、代表人民利益与协调群众利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三是在基本范畴和话语系统上，将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适”范畴和话语中国化、具体化，赋予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和语言以新的内涵。如在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可借鉴西方的“公民”概念，“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群众”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相对于“干部”而言的，今天要说明社会主体的义务和责任，更应该使用“公民”的概念。还可对西方的“生命意识”、“政治合法性”等概念加以中国化的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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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锡喜.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路的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

[1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意见：

论文在规范基本概念的前提下，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对当代中国文化安全及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看法。论文观点正确，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显示了作者比较扎实的理论底蕴及文字驾驭能力，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南京政治学院唐志龙教授）

选题重大且颇具难度，立意高且视野开阔，实属有创新的课题。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 “和谐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论文从全球化的有关理论与中国文化所处的全球环境入手，层层剖析，得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文化安全观，言之有据，令人信服。（上海社科院程伟礼研究员）

论文以全球化进程为视角，通过从历史纵深角度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并揭示国家文化安全地位凸现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文化安全问题作了总体判断和战略思考。论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中国与世界相连接，批判与建构相配合。论述具有一定的宽度、力度和深度，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宋进教授）

本栏责任编辑曹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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