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系列演讲稿【范文推荐】

白岩松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在全世界站起来。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1988年，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而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2008这一年，我四十岁。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行，甚至庆祝。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一种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陈丹青演讲：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这是一个好话题，也是困难的话题，如果是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我对这两个词不确定：凡是过去的、不在场的，是否就算历史？凡是还没过去、还在场、还在发生，还奏效，是否就算现实？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狠狠地向全党全国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派和反革命的继续斗争”。我那年十三岁，戴着红领巾，自以为活在共和国，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满十七岁了，可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我心惊肉跳：民国还没过去？国民党还在？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可能没错：那年他七十多岁，除了避走台湾的国民党，他的许多同龄人都还活着，譬如顶撞他的梁漱溟，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就住在北京；毛泽东本人，包括朱德周恩来等等一大伙共产党领导，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过官，1945年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参与国共谈判，下了飞机，上了宴席，据说就当面对着蒋介石喊过：“蒋委员长万岁！”总之，当毛泽东想起民国、说起民国，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1976年文革结束，距今也整整三十五年了，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们或者可以问：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和出版社拼命在做历史研究，出版历史书，在座诸位，想必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呢？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是借辛亥百年，世面上有个正当的理由，谈谈民国。为了尊敬今年的另一份大纪念，我特意钻进电影院观赏《建党伟业》，不久，不知是谁给我手机来了一份短信，好聪明，把建党与民国一块儿给纪念了，这份短信可能大家知道，我再念一遍：《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军阀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不久，又一短信发过来，详细例举《建党大业》和《建国大业》的众多大明星拥有各国国籍——总之，这部电影拍着拍着，一不小心，把部分民国史给拍出来了。我猜，制片人韩三平当初没想到这份效果吧。言归正题：虽然这条短信既谈到历史，也清清楚楚指向现实，简直全部回答了这次论坛的话题，但我不能念一条短信交差，所以赶紧清理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看看民国的哪些往事算是历史，哪些花样还是现实。先说早已成为历史的那个民国——首先，民国的战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何等幸福，六十年来没有遭遇任何外敌入侵。文革的武斗，当然，是毛泽东的所谓“继续斗争”，但死伤者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而是和在座诸位一样的年轻人。昨天听秦晖兄说起广西的武斗，他当年十几岁，亲眼观赏高射炮放低了，轰然平射，还有越战使用的炸药包，到处开花。然后，孩子们清理战场的大片废墟，闻到臭味，就会挖起一具具广西学生的尸体。其次，半殖民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区域，完全消失了。我们主权在握，谁也不敢冒犯！虽然，现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的市政府竭力刷新从前的法租界英租界好房子好地段，为旅游业赚大钱，但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鲁迅之类闯祸胚子还想闹事，再也没地方躲了。即便赖昌星远远逃到加拿大，不也乖乖地飞回来戴手铐吗。再其次，中国的分裂过去了。民国时期，或先后、或同期，有过南京政府、武汉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延安政府，重庆政府、南京伪政府，东北的满洲国等等，太不像话了！那时的东三省铁路，忽而归张作霖管，忽而归日本人管，忽而归苏联人管，叫人想起来就生气！今天，全国铁路畅通无阻，新建的铁路线和载客量是民国时期的几十上百倍！虽然最近发生动车追尾，暴死几十人，但成绩是绝对主要的——“你们不相信吗？反正我是相信了。”再再其次，国家的弱势完全过去了。民国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空军和海军，要靠美国人和苏联人帮忙，后来匆忙培养了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在对日空战中死光了。我们的空军多棒！全都活着，还驾驶飞船，进入太空。当然，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问世了！此外，民国的多党政治彻底完结了。但这是敏感问题，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民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完全过去了。蔡先生的北大、梅先生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竺可桢的浙大……绝对成为历史，一去不返了。现在他们要是妄想当校长，先得通过层层政审，接着慢慢混到正局级副部级，才能填写申请表，听候审查。当年蔡元培居然为陈独秀假造学历，梁启超竟想延聘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如今这种违规行为休想得逞！民国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也过去了。张元济、王云五这样的出版大亨，再也不必辛辛苦苦自己开办商务印书馆之类，邵飘萍、史量才这样的记者和报业大王，再也不会被枪毙、被暗杀。当今中国的出版商、记者、撰稿人，一律享受新闻出版总署的严密保护，非常安全、正确、和谐，所有人非常懂事，非常乖，不但不怕枪毙，只要好好乖下去，保证不断升官。最后，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巨大事相，也成为历史，那就是繁体字、古文教育、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的汉语生态。在民国，绝大部分识字的人既懂文言，又懂白话文，既用繁体字，又用当时通行的部分简体字。随着民国的消亡，这一切，永远消亡了。民国的许许多多其他事物，都成为历史，永远过去了。一部分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譬如现代化；一部分是因为政治控制，譬如无所不在的禁止。但限于发言时间，不能一一例举。现在我来快速例举民国仍在今天奏效的部分现实——譬如，据说，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贪污腐化，裙带关系。今天呢，所有被指控的民国腐败者，远远无法和共和国贪官比。从资料披露，一向被认为巨贪的宋子文，不但没怎么贪污，而且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就算他的财富不很清楚，但和今天随便哪个地方贪官相比，简直羞煞人！我在三联周刊上读到：当年替蒋介石运送黄金去台湾的一位贴身随从，过手金条数千万，没拿一分钱，临死的所有积蓄，不过八万美金。至于民国的裙带关系比比今日权力格局的血缘背景，还用我说吗，如果需要证据，希望学者仔仔细细做个统计。民国社会层面、世俗生活的部分状况，一度被铲除，之后，近二十多年大规模卷土重来，譬如色情业、赌博、走私、黑社会，都在渐渐与民国接轨。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凡私人生活逐渐被允许拓展的空间，都是民国形态的死灰复燃。譬如选美、譬如时尚、譬如娱乐、交际、享受、奢侈、迷信活动、宗教群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我们时代的稀罕事，民国时期早就有了。这一切活泼可喜的生活形态，有的远远比民国时期更土，因为有教养的阶层消失了，有的远远比民国更洋，因为民国人还没福气领教西方二次现代化之后的种种新花样。以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类比，十分粗糙，十分不准确、不可靠，希望得到专家的驳斥——其实，坦白说，我以为民国对于今天，对于年轻人，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六十年来，我们接受了空前成功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就是不让你知道过去，直到你对过去漠不关心。绝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对共和国也不了解，更不要说民国。三十年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其实真正要紧的事，是历史要从娃娃抓起。最近听说秦晖他们发起对大学生做一个调查，题目叫做“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请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向父母和祖父母追问民国的往事，这是了解民国最最有效，最最人性的方式：民国就在每个家庭。可是问到一半，据说有家长出来阻拦，别再问，也不愿说。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的现实害怕历史，以至远远的历史也害怕今天：民国离我们近，民国的所谓历史，就是一个个活人：所有民国的过来人，被现实降伏，都会选择回避历史，忘记历史；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呢？就是去他妈历史，别跟我提。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个好题目：你是爹妈生出来的，可是你不了解爹妈；中华人共和国是民国生出来的，可是共和国的老百姓不了解民国。长期不了解，不说，就会不想了解，不想说；长期不说，几代人不说，就等于没这回事。譬如八零后，尤其八九年出生的孩子，别说1949年之前的民国，连1989年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也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爹妈也不知道，就算住在北京的爹妈知道，多数不愿说。这样子不说、不说、不说，于是每个家庭对孩子瞒着往事，整个国家也对人民瞒着往事。三十年瞒下来，六十年瞒下来，将来还会瞒下去。现在你马路上抓个小青年或小姑娘，对他说，您知道民国故事吗？我猜人家掉头就走，听都不想听，还当你是神经病。今天，纽约双子座报销十周年了。纽约人，美国人，每年九月十一日隆重纪念，苦着脸，在纪念会上一个个念出死难者的名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将来还会一年一年念下去。我们呢？辛亥共和一百年，马马虎虎纪念纪念，言不及义说几句，就算对付过去了。也难怪，为了1911年的辛亥，为了1949年的国庆，死人太多太多了，哪里念得过来。可是诸位明鉴：不清不楚的历史，算什么历史？躲躲闪闪的现实，算什么现实？所以我总觉得民国既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实。唯一的例外，是如今允许提起“民国”这两个字。不过今天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大好秋天，哪里不能去，偏偏跑来听民国，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大家来了。谢谢大家。莫言香港公开大学演讲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在香港公开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柴静五分钟演讲稿：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陈丹青：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是什么？外国人不会到哪都说我为祖国骄傲凤凰网文化：包括您还有赖声川，还有李安，都有旅美的背景。您觉得在纽约的这些经历的话，会赋予到我们这些华人艺术家一些什么样的气质？陈丹青：重要的不是旅美的经历，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再老是中国中国，当然我也不喜欢老是世界世界。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国，然后也已经告别了一个完全孤立的隔离的状况，现代是一个传媒的时代，世界因为传媒已经变得区域和国家的这种隔阂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它的距离，不同价值观、制度这绝对还在，但是艺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重要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在演戏，在画画，它里面表达的就是生存经验，就是大家都是人，喜怒哀乐，就这点事，然后找到各种方式来表达。我想，中国终于开始有那么好几代人在国外。此前我们都有个民族情结，他最后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对祖国是什么态度，这个时代应该告别了，有点小气。不要老想着怎么中国中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不会到哪儿都我是一个荷兰人，我为我的荷兰骄傲。这就是木心《文学回忆录》里讲的，就是童年的衣服穿不上了，你别老披在身上。那天我跟黄磊谈话，我有点吃惊。他说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他还是没过这个关，我客气一点说，这还太浪漫主义。没有人欺负我们国家了，中国人在洋人面前那种低三等九等，这个时代过去了，理所当然我应该出去玩，你们也过来玩。我昨天晚上看到五个法国人就弄成高跷，弄成鬼样子，另外一个世界的像精灵这样子，在乌镇的深夜，就在街上走了一圈，我很感动。因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高兴，你叫我扮演成一个高跷，忽然出现在西班牙一个小城里面，我会非常兴奋。人家没有这个概念，我是法国来的，我为法国骄傲，没有，他很高兴。我还看到一个男的在水巷当中，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哪国人，北欧人，跟个疯子一样，在那儿讲那种根本不通的中文，在演他一个人的戏，完全像个神经病。他很高兴，他在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国家，他可能第一次来，但只要在他面前是人，他就完全就疯掉了。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咱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就是到世界任何国家，放声把我们自己唱惯的那个强调唱出来，然后自己享受。没有，我们总是在想中国，外国，然后文化交流，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是人，都无聊，都想找刺激，度过一个比较不无聊的晚上。中国有钱人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凤凰网文化：人相对有钱了之后，可能需要一种更大的身份认可，或者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所谓追求，比如买字画附庸风雅。你怎样看待这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陈丹青：你要是认识很多有钱人，你会发现，他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在任何热闹面前，他一个人在他家里面，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享受。所有能够在公众场合看到的人，他其实一定无聊，他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条命怎么办，低层次的就是活下去，高层次的就是他妈我都有了，然后我怎么办。每天要打发过去，每个钟头，然后你忽然发现自己老了，你要死了。凤凰网文化：现在是否处于一个智识逐渐开启的年代？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在追寻那种内心的文化自觉的东西？陈丹青：我跟你说，人的欲求永远在那儿的，不管什么欲求，性欲求，物质欲求，然后虚荣，然后抵御无聊，抵御死亡恐惧，这个所有时代的人都是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这个社会提供大量的娱乐，让你生活显得不那么枯燥。再有一个就是更高层次，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当艺术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很多聪明的人，他会找一种方式，让自己活得更有意思，不一定是艺术，种花、养鱼，或者是做志愿者，或者是到医院里去，种种这些，其实他不完全是出于道德，出于所谓咱们叫做爱。就是他想过得有意思一点。凤凰网文化：各得其所。陈丹青：太多无聊的生活，上班挣钱，吃饭睡觉，结婚生子，这都是太老一套的事情，一部分是责任，一部分是一个秘密，人类要延续下去，此外你怎么办，你如果不马上死掉，你总得活下去，每天你要过。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文化需求或者是怎样怎样，这都说大了。凤凰网文化：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后极权控制让中国人信奉“活下去就好”凤凰网文化：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当时说了一句脏话，然后说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活下去。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想说的是，其实在物质上，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该怎么活的阶段了，您说的这个活下去，是不是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所指？陈丹青：我这个话当然是有点偏激，不对，说的不好。但是我想指的是，其实是这个政权，这个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后现代的控制，后极权的控制方式，它最后让你很低程度的一个感谢，就是我能活下去就好，然后不反抗，不怀疑，承重，然后忍着。所以最后如果你脑子很清楚，你就发现，我他妈不就跟条狗一样，就只剩活下去这件事情，其他我都没有权利。他恢复了你一部分权利，你经商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都可以，问题是你要让它做东，一天到晚他做东，你有想法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也没用。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就像托克维尔那本书一样，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相对民众其实生活好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一点权利，最后发现不行，我这条命不能这么过，我还有其他东西，我要尊严、自由、自主。反而在最糟糕的时候不会有革命，文革不会有革命，全国就是个集中营。所以现在这样是对的，就是各种欲求开始抬头，它有多强烈，它有没有效果，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识已经抬头了，种种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国家富强了人却没有醒过来凤凰网文化：高晓松曾经说过一个话，他说现在是一个粗鄙无文的时代，然后前两天有一本杂志，《中国周刊》它的封面标题也叫粗鄙时代。而且还有我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拍的电影里面，我还要提到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中国当代的电影，很难让人找到高贵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发现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我无法看到他拍得高贵。甚至某一个高贵的题材在我们这儿会拍得猥琐，更多电影则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猥琐。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存在，谁该为这个所谓的粗鄙的时代去负责？陈丹青：我还是一个老的论点，就是五四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它启动了一个国家转型和一部分文化转型，但是文化转型原来的方向，就鲁迅早年说的立人，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就是集体性地进入一个现代人格，就是人权，人的自尊。但现在强国的目的达到了，然后国家转型也差不多可以算做到了。但是一个制度转型，然后价值层面的一个确立，反而更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变得很荒谬，一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真是崛起的一个大国，经济实力非常强，很有活力。但另一方面，人没有跟进，人的状况没有跟进。就是夸张一点讲，一个政策富强的一个国家，人应该跟这个富强是对应的，文艺复兴远远还没有像今天这种富强，在科技物质层面，可是人醒过来了已经，我们就是人没有醒过来，人的意识没有醒过来，可已经住在非常好的房间里面，太高级的会所，太豪华的消费，但你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内心到底怎么想，那你会很沮丧。我去过这种会所，有钱人会请我去吃饭，有官员也有富商，我不好意思扫他们的兴，一点不好玩，一点不好玩。有酒有女人，然后有封闭起来的，车转好几个弯，全是门卫，要跑进去一大间。会所，所谓会所就是官商勾结之地，附庸风雅，跟艺术家交交朋友，也挺诚心的。人那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精，但是我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充实，然后我非常尊应羡慕他们，这人说到这个份上真精彩，一点都没有。因为当然我接触有限了，我非常希望在官员或者富商里头，有很精彩的人在，我相信一定有，我可能没遇到。凤凰网文化：您的理想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中国来说？陈丹青：我不知道，我见过美国的欧洲的中产阶级，或者是若干真的是有钱的人，大腕儿真的是见过。他们第一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有礼貌，非常低调，他们其实很诚实，说的都是实在话，咱们叫不摆谱的，根本不摆谱的，人家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谱。第二就是你说的所谓高贵，就是你到他们的会所去，你进入他们的社交场合，你不自在是因为我英文不够好，交谈不太可能深入，但我旁观，旁观就觉得，当然他们也没落了，跟他们早先的文脉比，他们也没落了，尤其是欧洲。但跟咱们这儿比，就是一个教养，一个趣味，自然得多，真实得多。他们真的在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里头。凤凰网文化：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崛起的这些阶层，还在极力享用这个……陈丹青：太快了，我们没有准备好，没有真正好，另外我们的启蒙是失败的，比较正常的情况是经过五四、清末这些折腾，就是人的观念和价值观应该改变，事实上已经在民国时候，一部分人知识分子或者实业家，其实已经在改变。但是以后就给毁了，给玷污了，等到想回到一个良性的状态，回不去了。年轻人上来了，年轻人的教育又是一个失忆的教育，它不让你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连很近的过去都不让你知道。可年轻人的欲求又特别旺盛，他太好奇了，然后又在一个相对他应该说开放的世界，至少他上网他能看到很多讯息。但问题就会出来，他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他知道的时候，他正在过的生活，他将来可能的命运和这个国家许诺的一个前景都不对称的。革命就是最无耻的人掌权后继续糟蹋凤凰网文化：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您说，革命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都过去了，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有文化就好。这算是一种智慧的妥协吗？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陈丹青：不，这个是说反话了，第一我真的不希望革命，因为我见到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事实上反抗，比方说把自己的意志说出来，哪怕很克制的，被控制地说出来，每天都在发生，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权，地，然后你不要在这儿建化工厂，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还要时间，还要走很长的过程。中国人太能干了反而该少做点事情凤凰网文化：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谈左和右了，但是可能现在还是新左派跟自由主义还是在辩论当中，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乱象。所谓的公知们的时而聒噪，时而中肯。您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而言，做些实事是不是应该更紧迫，而不是去讨论这些主义或者是倾向？陈丹青：是这样，其实新左派，自由主义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然后有了声音以后，我关心他说的好不好，我嫌他说得不够好，说得不够迷人。那些新左派，如果你非常会说，你迷得进去的，自由主义也一样，就是他是个叙述策略，你要讲得好，也有人听。但目前总的倾向太学术，太学术一下子你读的人就少了，你能不能像五四那代人，都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那深入浅出，非常平白的语言。凤凰网文化：应该让木心先生来讲。陈丹青：木心都是用家常话在讲宗教，讲哲学。至于公知也好，所谓代表社会良知，代表在思考的这代人，这群人，当然总是会有这个批评，就是你们空口说白话，你们做了什么，来一点什么可行的事，做事情，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很多事是不可以做的，你想做就做了，不可以的。连文章发表都不可以发表，都屏蔽，说话都是问题，说话也是在做事，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太多太多限制，而且越来越严，你教我怎么做事。可是另一方面，事情又做得太多了，良性地来说，很多建设，比方中国的高速公路，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国的高速公路，我在其他先进国家没见过这么好的公路，四通八达，有时候就空的，根本没有车，它已经造好了。再有一个就是做事的能量，中国太大了，你要知道里头许多是罪恶滔天的事情，都给它做成了，王八蛋工程太多了，整座空城造了好几座，多少钱，有什么用，一拍脑袋就做了。我倒想少做点事情，中国人太能干了，想好了再做。乌镇就是想好了再做，看着情况一步一步做，你别以为西栅东栅这么小的地方，他都做满了，没有，向宏很有眼光，很多地还留着，很多项目想搀和进来，人多了，他都说慢慢来，慢慢来，留有余地。他很沉得住气。凤凰网文化：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太快了。陈丹青：太快了，这是难怪，因为落后，落后着急，这一路过来一百年，都是着急，现在已经江山初定，一个很现代工业国家，一个强国，差不多他们的说法打造成功了，慢慢来。在台湾我可能是左翼说不定被枪毙凤凰网文化：您跟政府的这种关系，您个人怎么认定？陈丹青：我想我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可能也许会在审查我的言论，在注视，我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情。但我偶尔会遇到政府官员，很多官员都是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同辈，都客客气气这样的。哎呀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咱们中国人太世故的一个民族，见了面都嘻嘻哈哈，明天他逮捕我，今天还是嘻嘻哈哈。凤凰网文化：你的言论有没有被限制过？陈丹青：反正我回国13年了，越管越紧，我也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没有必要。但是我发现，我就最后可能被这个社会制服了，就是我决定比较管一下自己的嘴，因为我知道讲一点用都没有，我从来不相信我讲话有用，我也没有讲多少话，而真正要说的话，也根本没有说。这已经好像变成了一个说话的角儿了，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这叫什么说话？凤凰网文化：您想真正说的话是指？陈丹青：真正说话就是言论自由，咱别看远的，咱就看台湾就行，那就叫真正说话，说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立刻可以就一件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大声说出来，不可能，想都别想。凤凰网文化：设想一下，如果您现在生活在台湾，您会不会还保持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的这种本性？陈丹青：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我在批判，从来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脾气就是这个样子，见到事情忍不住就说出来了就，有些事情都没过大脑就说出来了。凤凰网文化：在哪里都一样？比如在台湾。陈丹青：都一样，就性格，搞不好给枪毙掉了都难说，我很可能是一个左翼。所以我同情民国时候的左翼，就是他必须是在一个不是执政党，然后在在野的，他必须是这样。现在的左翼我不是很佩服，因为他都在体制内，大部分都在体制内，他是安全的，我不喜欢安全的慷慨激昂，但我自己也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少谈时政，接近不谈，但问题什么叫时政？所有事情都牵扯到时政。戏剧节、乌镇、木心，哪件事情不牵扯到时政，牵扯到一个大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莫言获奖是诺奖委员会识时务之举凤凰网文化：您2008年接受我们节目采访的时候，您说我们中国会出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不会出大师了。那么您是否可以谈谈莫言获奖？陈丹青：莫言这个事情，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第一我知道会很多人出来说话，各自说出了一部分有意思的话，第二凡是对这种事情我感兴趣的不是莫言这个作者，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中国人得奖，我感兴趣的诺贝尔这样一个委员会，办了将近一百年还是一百多年我不知道。就是过去八、九十年给这个，给那个，不给中国，但今天他们终于，我不知道是妥协也好，策略也好，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事，就是我们得给中国一个脸，现在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真实的看法。因为我没有读过莫言的东西，我不能评价他的作品。而从礼貌来说，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奖，反正我的性格倒不会去再说什么话，我只回答过一句就是祝贺他得奖，就是完全是一个礼貌行为。凤凰网文化：可是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可能还不在于他得奖本身，在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这种反应。陈丹青：这个事情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就是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存在，因为改革开放这个存在已经你不能装作没看见了，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然后终于轮到文艺方面。所以我们给一个高行健，他是一个折中的选择，他是中国人，但他人住在法国，用法语写作。那我想可能还会有一次，就是给本土的中国作家，那么十多年后这个时刻到来了。正是这十多年，中国变得已经非常庞大了，你绕不过它了，所以在各个领域，西方也要有所表示。我觉得这是西方无论从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去评价它，这是西方所谓识时务者，这个时务你认同不认同是一回事情，但是这是时务，你得识，就是这样，我发现瑞典这帮哥们儿根本就是打算识这个时务。凤凰网文化：其实这个时务未必完全是莫言本人，是背后的这个。陈丹青：他们当然会永远强调，我们出于文学的考虑，也好，我知道他们现在选择这种话语，他们没有以前会说话了。俞敏洪：如果想要伟大，就用平凡来堆积各位同学、各位领导：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虽然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2011年白岩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演讲：书读久了，总会信点儿什么先从一个问题谈起吧。我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我的答案永远是标准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有我妈，就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不会认识那么多的字、看那么多的书。而这个答案看似标准，其实也在背后隐藏着我的另一个看法：当你的生命一路上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总有很多的分支不断地给你注入新的能量，一本又一本的书就是如此。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提问很残忍，让你说“哪本书最重要”，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手心手背难以割舍，你怎么去回答呢？或许只有《新华字典》是一个标准答案。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书籍给你添注了不同的营养，甚至有趣的是，你都以为你忘了，你都以为你没有受过它的影响，但是在遇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思考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曾经阅读过的一本书还会再次的触动你和激活你，因此没有孰轻孰重。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问我：“我们现在在大学，在大学这个的阶段里头，行万里路更重要呢？还是读万卷书更重要呢？”我对他的回答是：“你的这个问题，太学院派了！”。因为当你在大学的这四年时间里头，我明确地可以告诉你，你想行万里路你做不到，不光是一个物质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的问题。那么，就读万卷书吧？但是接着我又告诉他，其实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也还不是最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几年我经常会想这样的问题：在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他一定没有行过万里路，更没有读过万卷书，但是今天又有几本书超过了老子的这几千字的《道德经》呢？！是什么？是什么让他在没有行万里路，也没有读万卷书的时候，却指明了未来的相当多的人们内心的困惑，到今天不仅不过时，依然散发着更大的光芒？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我当然不主张30岁以下的人看《道德经》。为什么？因为书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你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它读了，读完了之后，你便以为你读过了，其实就错过了。因为当你在太年轻的时候，有些书的味道是读不出来的，但是你以为你读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在你到达了需要它的年龄的时候，再次跟它相逢，那我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也不妨碍里头有些很优秀的地方。比如说，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有很多事情我想不明白，但是突然有一天《道德经》里头的五个字一下子就把我给想明白了，这五个字叫“无私为大私”。那我有的时候就以我的感受，这五个字去分享，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这五个字都能把你点破。“无私为大私”，什么意思？——你越无私了你得到的东西越多。过去，我们在教育别人的时候，曾经在很长的岁月里头我们走了弯路。“我们要大公无私”、“我们要很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偏偏忘了人性其实是自私的。谁也别跟我说你不是自私的，这是人性。大家有没有想过“邓小平改革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哪里？”邓小平的改革最核心之处，就是他尊重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一个基本原则。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改革是从凤阳（安徽的凤阳）土地承包按上手印开始的。为什么是土地承包呢？土地承包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你先为自己干，你在干的过程当中你会获得利益”。当更多的人开始为自己干而努力干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国家富强起来了。后来你看所有的改革，股份制改造等等等等，都是在顺应着“人性中有自私的”这一面而去捋顺相当的关系，因此激活了这个社会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回到最核心的之处是邓小平他老人家超然的读懂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一个基本原则，然后顺应时势，最后国家富强起来。但是，这句话听着又有一些…不舒服。哦，人性都是自私的，那你看，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中国的古人比我们聪明多了，他完全明白“人性是自私的”原则，但是他又希望有更高的道德。因此，老子在那么多年前就说“无私为大私”，他用“大私”去诱惑你“无私”，对吗？希望让你得到的更多，但你采用的方式却是无私的。那你说，读一本书有的时候把你过去30多年的人生岁月所困惑的一些东西一下子就激活了。再比如，在《道德经》里头有一句话，说“什么样的官员是最好的？什么样的君主是最好的？”那在座的各位一定会去想，最好的君主就是被人尊敬的、被人爱戴的，对吗？但是《道德经》里是这么说的，“最好的君主是感觉不到他存在的君主”不是吗？“最好的君主是感觉不到他存在的君主，排第二位的是被人尊敬和爱戴的，排第三位的是被人敬畏的，最差的是被人讨厌的”，为什么会是感觉不到他存在的君主反而是最好的君主啊？是啊，你感觉不到他存在却已经把整个社会井井有条的运转起来，难道这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吗？所谓“无为而治”是不存在的，还是用一种类似无为的东西完成了整个的这种顺畅的治理。再比如说它（《道德经》）让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当时我在当制片人的时候，最后演变成了这一个节目演变成了三个栏目，两个日刊一个周刊，大概一个《新闻会客厅》、一个《东方时空》的《时空联系》、还有一个是《中国周刊》，我一个人当制片人。当这三个栏目都还不错，火起来之后，我就辞了。在辞之前的时候，也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给我了最深的触动，《道德经》里说的是“当杯子满了的时候就再也什么都装不进去了，想要装进去新的东西的话，就只有把这杯水倒了”。那后来我也用了现代化的方式把它解读了“不管您手里的计算器完成了多大的数字的计算，想要在计算新的，就必须清零”，对吗？哪怕刚才屏幕上显示的是20万，对不起，想要接下来要做一个1+1，您都要先清零，那么人生不也如此吗？当你沿着既得利益或者某些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一杯已满了的水。满了的水我还可以喝一口让它少一点，但人生不会，那只有换一种方式。就像2000年的时候，当时我似乎很火，因为悉尼奥运会回来，又是得这个奖又是那个奖，等等。然后作家刘恒有一天碰见我，说：“诶哟，老弟诶，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呐。”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是我很好的大哥，我就跟他说：“大哥您放心，我会换一个地平线再升一回。”所以那一年我从悉尼奥运会回来了之后，关掉手机，我去打造新的栏目，离开了电视一年。有很多人说：“诶哟，当主持人的，你就不怕离开银屏一年别人把你忘了。”我说：“但凡一年就，能被人忘掉的，你现在玩命在那做节目，人家也记不住你！”事实如此。所以，那像《道德经》这样的东西，你回头去想：当初的老子没有行万里路，没有读万卷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好了，从读书的角度，就要回来了：您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看书呢？你是看别人的书，然后记住它还是看到了你自己？还是激活了你自己？我们要从书籍中获得什么？人的一生不同阶段，面对书的时候态度是各不相同的。所有的人生，最初当你开始学文化的时候，书是为了解题而用的，对吗？我们的学习往往来自于被动，如果要没有考试，好多书您就不看了。所以在我们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和家长都会说“课外书”，然后我们大部分人会愿意读课外书，因为它更有趣？因为不是它有趣，而是它不考试。那我们最初的阅读都是从要解决考试的难题被动的开始了我们的阅读，但是阅读与阅读是不同的。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在图书市场上很火爆的是民国时代的小学和中学的课本在流行，有这个丰子恺他们的，比如说《开明的读本》，然后有这个大书店的读本。去年三联书店出了一本书叫《巨流河》，在巨流河的时候，从咱东北巨流河过去的，到台湾成了文学教母，她当初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台湾的学生重新编教科书。哦，这时候你突然明白，不同的教科书所给予不同时代的人完全是不同的品味。大家也能看到过去改革这30多年我们教科书的陆续演变，甚至现在会有很多人会很不乐意，当删掉某一些课文的时候民间开始反对。其实我认为，教科书就是应该回到一个……什么是最大的政治呢，在教育领域里头——育人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讲政治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初的阅读是被动的，但是希望这个社会给所有被动的孩子提供最准确的、他们该阅读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说道像“书香高校”，那么另外一个词就是“书香校园”，好的书香校园是从我们一读书开始就让他对读书有兴趣做起的。我们的小学非常重要，它的教科书有趣吗？我看了《开明读本》的时候真的很有趣，想想看，丰子恺给配的画，然后每一篇课文都不长，然后都很短，很丰富。所以曾经有人向我……不叫请教了，问我：“唉，孩子要上学了。”我说：“小学啊？”“啊，我准备去名校。”我说：“小学的头两年名校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碰到名师。”因为所有的小学生，头两年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了什么，一般所有的咱们大部分的小学水平基本一样，但是如果那个孩子在上小学的前两年遇到了好老师，这个好老师善于培养他的自信，让他对学习有乐趣，他一生受益。我的孩子头两年上小学的时候离我们家只有150米，现在那个学校都解散了，但是很幸运的是他碰到了好老师，总在鼓励他，而且有趣的是由于它离我们家只有150米，奶奶每天早上能看着他进学校，因此他可以睡得很晚，从来没觉得上学辛苦，到现在他从来不厌倦学习。那么，回头就去想，是不是要感谢那最初的、遇到的老师和对上学的这种兴趣呢？所以，针对我们人生最初阶段的阅读，我特别想说的是，希望全社会努力，让我们的孩子能对阅读有兴趣。等到高校的时候，您在开始玩命的去培养的时候，已经略微晚了一点。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忙，要考高中。考高中比考大学难多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在相当多的地方，考高中要比考大学更难的。但是我经常会反问一个问题“这你自己的孩子吗？你希望你的孩子拥有什么呢？”如果你只是希望你的孩子拥有一个替你增光添彩的学习成绩，而不是一个健康的、让你放心的一种心态，那你可以压榨他；如果不是的话，在中学阶段你也应该鼓励他体育锻炼和培养更丰厚的阅读兴趣，激活他的某种潜能，我觉得是在中学非常重要的。好了，这都不谈了。到大学了。我之所以当初考广播学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当时……有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从小就有新闻理想？”我85年上的大学，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在哈勒尔，那时候已经不归黑龙江了。在我们哈勒尔是没有新闻这个说法的，为什么呢？北京的报纸出完三天之后才到哈勒尔，所以我们从来看不着新闻。通过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对广播亲呢？我从小对广播亲也跟这个有关。因此，我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新闻理想呢？“那你为什么考北京广播学院呢？”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过年还的确是人走到对方家里头拜年的，不像现在，手机短信一通滥发，然后有很多人浪费了一毛钱啥效果也没有，为什么呢，忘了署名了。他都天真的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的手机号，不可能！最后你经常被祝福了一圈儿，愣不知道是谁。这都不谈了。我妈是老师，她的学生有一个是我的师姐了——两种师姐：中学是师姐，高中也是。高我两届，83的。她考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结果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就在我考大学那一年。春节的时候，去我们家给我妈拜年，她们在里头聊天儿。我估计是放鞭炮然后冻着了，进屋暖和一会儿，就听这个学生跟我妈说“广播学院特好，考试特容易过，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闲书”，就在那一瞬间我立下了我神圣的誓言，我说“我一定要报考考试容易过而又能读课外书、读闲书的广播学院”。我非常感慨和感谢和感恩85年到89年的这四年的我的大学生涯，因为的确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一个同学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呼伦贝尔草原的。”他问我：“你怎么来的？”我当时开了个玩笑，我说：“我骑马来的。”他一点都没乐，继续问我说：“那你骑了几天呐？”不幸的是这个问我的同学是新疆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刚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自卑感，会觉得离这个世界的中心很远的很。但是当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用新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赶上了中国文化的一次非常粗犷的、不讲理的、然后包容的一次爆发和启迪的岁月。我刚进高校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北京（几乎）新华书店经常排队，为什么？第二天有一本什么书要出了，头一天晚上就来排队，比如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最初要重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些书，书店全要通宵排队。我们那个时候会听说“啊?出了一本书叫房龙的《宽容》”。我们会专门进城去买这本书。当时出三毛的书，友谊出版公司是分了两年的时间才把三毛的书出齐，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去找。当然，那个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偷书是一种习惯。我们那个时候院长…那个时候很多…我从来没偷过书，我发誓。之所以没偷过书是因为我胆小，不是没有过想偷书的冲动。我们很多的广播学院的学生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偷书被人抓住了，“叫什么名字？”男生回答“叫常振铮”，又有女生偷书，“叫什么名字？”“叫刘济南”。没隔俩月这事儿不好使了，为什么，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济南。那个时候每一本书都会成为热点。但是我在总结80年代末的时候，文化浪潮的时候，有一个跟今天要勾兑一下的事情: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饥渴年代的时候的阅读印象深刻？就跟你饿了很久吃的那一口饭，一定会觉得特香一样。什么饭菜最香，您知道吗？不是海参，不是牛肉，而是你饿了之后吃的饭最香。为什么现代人不觉得饭香了？我想问问你，你多久没有饿过了？好了，阅读也如此。为什么那个时候每本书津津有味？因为饥渴，还因为好书不多，让你有时间把每一本好不容易拿到的好书读完。就跟现在我们为什么觉得流行音乐不好听了，就在于你已经没有耐心再听第二遍了。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那时候有一张好专辑起码要听十几遍，也就听出它的好听了。可是现在人们没有那种耐心了，好多人看一本书看了一个标题，ok了。现在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在看140个字的阅读，对吗?这都算长了。你们在上网的时候是标题性阅读，请问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你只是知道了！我再问你你知道了什么，你都回答不上来了，但是你随时能插话，因为你知道。“啊对，正打利比亚！”那边“是，日本的那个那个东西扔海里去了。”再深问一点，不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进入了标题性阅读。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很感慨那段阅读岁月，不管是你想谈恋爱也好，还是在晚上的卧谈会也好，还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风潮也好，不阅读很难混。那个时候的女孩喜欢能侃尼采、萨特、叔本华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尼采、萨特、叔本华的70%的男生是为了谈恋爱，剩下20%是为了在卧谈会的时候能插的进去嘴，还有10%是听说别人也在看。但是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风气，因此80年代在我们上大学的那段日子里，经历了文化的复兴、摇滚乐的第一回、琼瑶，等等等等。那个时候看书很有趣啊。我为什么会觉得古龙、金庸的东西好看？因为一定比你们看的还离奇和充满悬念。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一套金庸拿来了，只有一套，不可能再有第二套，所有的男生宿舍，我们这一个班，抢到第几本就从第几本先看起。所以好多哥们儿是先看的，比如说是《笑傲江湖》的二，然后拿到的是四，然后再看一，最后看三。您想想，我们每个人看得金庸的《笑傲江湖》都不是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精彩。现在，什么东西当你轻易的就可以获得的时候，它就都贬值了。前几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但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便宜”。因为现在你随时可以获得。每年中国的图书出版，几十万种，但是奇怪的是现在人经常会去说“哎呀，没什么好书可看的”。您什么时候细看过呢？当你真的细看的时候，一本原本被你忽略不计的书，都会看出别样的味道来。所以，当你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拥有了大量的阅读的时间的时候，可惜了了，您开始离阅读越来越远了。请问，现在您有多长时间交给电脑？又有多长时间交给一本书？我原来也曾经以为，阅读需要的是海量。结果有一天，98年（我印象），跟当时是写过《唐山大地震》的那个钱刚，我们一块儿在珠海半夜聊天，他就跟我谈起了一点，他说人有的时候需要海量的阅读，但有的时候要逮着一种同你口味的东西把它读透。他说他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翻来覆去的读梅里美的《时光》。恩，我觉得对，就像我翻来覆去的把80年代出版的一本《朦胧诗选》读透了一样，而《道德经》于我现在也是有空就翻翻，有空就翻翻，它会慢慢地给你注入一种能量。那么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要有深阅读。我今天跟媒体汇报了一个…也在谈读书的问题，我说对于我的阅读来说，每天有三种阅读：第一种阅读是我今天晚上的工作阅读。什么意思？比如说，因为我做的《新闻1+1》都是直播，每天中午订选题，每天晚上九点半直播，那么当定完选题之后我下午就要看相关的背景材料，而且完全出乎意料。新闻是一个又可爱又可恨的行业，新闻的可恨就在于你永远无法预知未来，可爱不也正在于此吗？我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做什么节目。现在我准确的告诉你们，我明天晚上要直播，可是做什么节目我不知道。原来我失眠，是因为总为第二天担心，现在我从来不失眠，因为我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一个新闻人的生活方式。那，我每天的第一种阅读就是工作性阅读。今天晚上要做了中国老百姓抢盐了，我就得赶紧去研究中国得有多少种盐矿、中国人吃几种咸盐...平常没有兴趣读这些东西，但今天晚上你要做这个节目，那么你就必须去读。好了，第一种叫工作性阅读。第二种阅读是职业性的阅读。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报刊亭，买大量的报纸、杂志等等，因为我是一个新闻人，我要去捕捉各种媒体里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东西。它是我的职业，其实也是我的生活方式。第三种阅读，在我看来叫生命式阅读，或者叫生活方式阅读。我每天或长或短，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读点儿跟眼前没关系的、跟这个时代没关系的、有趣的、有料的、有种的、有方向的或者说有历史感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杂阅读，人需要这些东西。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在世要拿出足够多的时间，多做一点没用的东西。当然古人说过这样的话，用无聊之事、用有趣的事去遣那无聊的这种生涯，就是有限的生涯要用无聊的事排遣，比如说打牌、喝茶等等。那你回头去看，喝茶有什么用呢？打牌有什么用吗？最后你会发现人生中回忆最美好的时光往往是些无用的事，而你真正有用的你倒不一定去回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做无用的事太少了。你会不会在一个阳关灿烂的午后捧着一本闲书，你翻几页，风翻几页；你会不会觉得写一首诗是一个浪费生命的过程？一个工程师对这个世界重要还是一个诗人对这个世界更重要呢？我还真不敢说哪个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起码知道，今年年初我去过一次浙江的富春，富阳市，这一个城市经济很发达等等，但是是当初在这个城市里寄居的一个落魄的画家，在这儿创作了一个《富山春居图》，现在成了这个城市永远的象征，当时这个城市并没有善待他，然而，这个城市没有善待的这一个所谓当时“没有用的”文人，却成了这个城市未来最大的标志。李白有用吗？可能在当时更有用的不是李白吧，是权臣、是工程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人。好了，这些也不说了。而我们一定要知道生命该怎样安置。有很多人跟我去说，工作是最重要的，事业等等等等。我说，不。喝酒、踢球、游泳、打牌、工作、事业同样重要，它是我生命的不同的完成方式。于是，读一些闲书的需求也便显现出来。我一直不知道现在中国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在急匆匆的向前赶，为名忙、为利忙，对吗？但是生命是什么？就像我在书里写过的“人，只有一件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就是人生是一条单行线。面向死亡的冲刺，永远不会改变”。那为什么中国人显得奔那儿走那么着急呢？您能慢点儿吗？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优秀的创意恰恰是在慢下来之后诞生的，甚至让你去了解很多生命中应该新有的意义。现在，比如说同学聚会很火，同学聚会有什么用吗？有人说“同学聚有用啊，我找关系啊，等等，这个办事儿啊。”……真正好的同学聚会是不办事儿的，就瞎聊天儿、喝酒，但是你会觉得聚完之后，你又可以轻装向前进，因为你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最大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里头，非功利性的阅读越来越重要。去读一点有趣的文字，去读一点闲书，去读一点跟这个时代没太多关系的，它会对你的生命有用，还有什么比对你的生命有用更大的价值呢？所以，阅读请不要太功利。接下来，关于阅读，我还有一个也许是错误的观点——要去多读那些让你感到别扭、你不赞同、甚至你反对的内容。我们有的时候阅读是为了证明自己，去寻找一种共鸣、共振，喜欢读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感觉，阅读我们也应该打开自己。我往往收获巨大的时候是在读到让自己过去没有想过、别扭甚至不同的意见当中慢慢读出它的趣味来，就像一个优秀的社会不仅要接受正确的声音，也要让错误的甚至别扭的声音有存在的空间。这才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说明它自信，而制止任何错话的社会一定没有真话。就说说读书吧。您是不是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书就扔到一边儿，遇到自己不顺撇儿的就会扔到一边？但是它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它会开启你过去没有思考过的空间和没有进入过的领域。读书不要厌恶，我觉得要厌恶的是那些水平太差的，比如说，我真不推荐，非常抱歉啊，肯定得罪人，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阅读现在翻译的很多国外的书，因为翻译的太烂了。我只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英文单词被变成了汉字罗列到那里，我再也看不到像傅雷他们那个时候翻译的，会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意向跟国外的这种结合，让你信、达、雅全有。我们现在的翻译经常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也许哈工大也有——一个出版社把一本国外的书拿来了，“你们宿舍几个人？”“仨呀！”“来，十二天给我翻译完，多少多少钱”然后这哥仨，宿舍的，一共这二十一章，“你，一到七章，你，八到十四，你，十五到二十一。”十二天翻译完，回来交了。仨人翻译的，文风都统一不了，垮!没几天，出版了。现在有一些好的国外的书我愿意去找台湾的版本，台湾翻译过来的版本还是相对靠谱儿的。还有，名著的缩印本。我最反感我们现在的出版社居然搞了很多的名著的缩写版给我们的中小学生读。一本名著的伟大从来不是因为它的主题，虽然所有的人（大部分人）都回答主题，说“为什么《简·爱》会成为女性的圣经啊？”回答是“因为它描写了男女平等。”抱歉，写男女平等的书多了，“为什么是《简·爱》？”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是经不住第二句在问的。“对啊，有那么多描写了男女平等的书籍，为什么是《简·爱》呢？”伟大的作品都具有一个共性的特点，是因为拥有太多人人心中有、处处笔下无的伟大细节，诠释了亘古不变的那些真理。因此，名著决不是因为它的主题伟大。中国从小的教育当中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是，所有人都要写中心思想，那请问，（那我就请问了）您让这最牛的老师把这个意识流的、最牛的小说的中心思想给我写出来，那尤利西斯，你怎么给我写中心思想？它是意识流。好了，这个咱也不谈了。名著的伟大，从来不它最伟大的和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心思想，而在于它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无数个伟大的细节。《简·爱》如果没有罗杰斯特跟简的那段对话，没有类似这样的细节，它会在文学史上，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吗？再比如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我们看一本名著是为了看它所谓的中心思想和最简单的故事的话，不用看了，傅雷在翻译的时候已经把中心思想写在了五卷本的扉页上，“英雄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只不过不被脆弱征服罢了。”您只要看完这句话，如果是为了看中心思想来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本书可以不翻了，因为傅雷已经把它提炼了。好了，我们现在相当多的所谓浓缩的名著的这种简本，就是在骗中小学生，把一个最有丰富细节的东西——细节给拿掉了、优美的文字拿掉了，只给了它一个故事的框架和一个中心思想，然后不幸的是孩子们以为他们看过了这些小说，今后再也不会去看那些原本真正伟大的名著。我们很多的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名著？看那简化本您会喜欢吗？好了，的确在图书当中拥有很多不值得看的、垃圾的东西，但是跟我说的“要去看那些让你别扭、和你的意见不一样的”不是一回事。对我相当多的成长、触动，都来自于最初不接触的一些东西，甚至不顺茬的一些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我的性格和我的文字，我喜欢鲁迅，我喜欢鲁迅这样的文字，但是一点不妨碍我在林语堂的文集当中读出了另一种美；一点不妨碍当我不用“汉奸”这个词汇考虑周作人的时候，在他所有的《苦雨斋》的文字里看到了中国原来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和文化当中所没有的另一套系统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相当多的文人会对知堂的，就是周作人的这些东西格外的感兴趣。但是过去他被政治化了，因为他汉奸等等等等，但是周作人跟鲁迅，如果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相上下，只不过各是一条路。但是我的确喜爱鲁迅，鲁迅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让我热泪盈眶，他在讲“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人去凭吊皇陵，有人去祭奠荒冢”，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让你热泪盈眶，对吗？我们现在生活中不也有的吗？有人就去皇陵面前跪拜了，有人就去荒冢，对吧，也就是莫名土地上的荒坟去感受某种东西，这都另说了。所以，阅读的另一个意味就是用包容的心去看。那接下来，我讲的太多了。接下来，阅读还有什么...比如说以我个人的经验，不是所有的书都要从第一页开始读一直到读完；有的书当你翻了一下的时候你已经读完了；有的书当你读完它的前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就已经读完了，有的书确是要读两遍你还没读完呢，你比如说，我从来不认为像《道德经》这样的书我已经读完了；还有的书是你快到结束的时候你会恋恋不舍，因为这是你特殊生命时段的一种相遇和旅程。就像我当初读《曾国藩》的时候，那天下午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我意识到只剩下三五页就要结束的时候，不舍得每一字，但是你终要告别，当告别的时候我居然写了几千字的感想，现在还藏在我自己的笔记本里头，这就是你不忍告别。但是有很多的书是你看完目录就ok了、结束了，不妨碍我买它，我可能会把它买回来放在书架上，但我再也没有翻过，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读完它了。有的书很厚其实很薄，有的书很薄其实很厚，这是不一样的。因此别强加自己，所有的书都要读完，反而变成了一种苦处，读书需要点儿随意、需要点儿直觉，别给自己那么大的这种压力。我觉得生命中当你跟书最佳的缘分开始的时候是，你已经不用再看每一本书都有人要考试的时候。刚才我说了不要为功利去阅读，而且很多的阅读也不是为了考试。最后一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一句话了，读所有的书的最终目的是读到你自己。你觉得我们读书是在读鲁迅、读周作人、读梅里美、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读傅雷……都不是。真正的阅读走到更舒服的、愉快的境地的时候是，在读每一本书你都是在找寻你自己、都在塑造你自己。在座的相当多的是大学生，我一直经常会开玩笑的是，我不反感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但是我比较替大学谈恋爱的时候，提早的进入了两人世界，然后错过了一生当中最不该错过的集体友情的这四年而感到万分遗憾，因为我看到我们学校当时就有，进大一这两人就恋爱了，然后永远是两人如胶似漆，大四的时候分手了。然后他们这四年就错过了那种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那种永远无法再复制的友情，一帮人山呼海啸，借（骑）着自行车，然后几十公里，莫名其妙骑到哪儿去；还有看完球的时候，突然决定我们要从工体走回广播学院，最后走两个多小时...等等这种莫名其妙的...还有无聊，无聊到了吃晚饭之后，哥儿俩就用猜丁壳决定到下一个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结果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发现离学校越来越远了。但是无聊也是青春当中的一道风景，将来等你人到中年的时候想无聊都没时间了。但是人生是这样啊。舒婷在一个（篇）散文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到中年，友情之树日渐凋零。那我的感慨就是，人的朋友的多少跟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当你头发最茂密的时候，你的朋友最多，但是人终将会走向越来越孤单的岁月。当你拥有了一种阅读的习惯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孤单。当我最孤寂、最一个人的时候，随便拿起一本书，就如邀请到了一个朋友——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反对它的意见，你可以突然跟它找到共鸣，你还可以把它放下顺手拿起另外一本书让第三个人再插入你们的谈话......你永远不会真正的孤单。因此，阅读从来不是一个功利的事业，阅读该是一种生命方式，是生命中的不可获取的东西，或者说它就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方式。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去解读音乐一样。你说音乐有用吗？可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临死的时候说“死亡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再也无法拉我心爱的小提琴了”？哦，音乐原来这么重要。是啊。有人说，什么是音乐？一个名词解释就是“当文字停止的时候，音乐开始了”。也就是说当你无法用文字描述的时候，音乐能表达你更复杂的感情，而且同样的一段音乐，会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触碰你不同的感受。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阅读不光是文字，包括好的电影。比如说，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印度的《三个傻瓜》。我主张相当多的搞教育的或者正在被教育的人都要看看这个电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让我很……怎么说呢，不满足又有一些伤感。在中国人眼里怕是稍稍还有些瞧不起印度的，对吗？但是至少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来我又赶紧开始恶补印度的电影，又看了《我的名字叫罕》，最近又刚买了《风筝》准备在看。突然发现，为什么中国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呢？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都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呢？灵魂在哪里？我们需要有灵魂的东西。那，在印度的电影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仿佛屡次被你瞧不起或者说没太高看的国家有很多比你高的地方。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所以我觉得在当代社会的确好的电影、好的音乐、好的文字都是阅读，不是一个狭隘的、简单的文字的阅读，但是不管什么，最后都是要完成一个跟你的对撞，是在读你。就像我书刚出来的第一天我就说“从今天开始，这本书就再也不属于我了。”为什么？我希望你在这本书中去读到你自己。有人介绍说：“你的这本书叫《你幸福了吗》。”我说：“对不起，您说错了，我这本书没‘你’，我的书名上只有‘幸福了吗’。”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我”，我没有权力在这个上写“你幸福了吗”，跟我没关系，首先这是我的困惑。所以，最后跟大学生或者说“书香高校”的交流恐怕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人生不管喧哗，还是最后的孤寂，有书在，永远踏实。更何况你人到中年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大的挑战——你要寻找很多生命的答案，让绝望处有一点希望。你总会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担心，这个时候，很多的阅读会帮你，有的时候阅读，读着读着，突然你就发现，焦躁的心平息下来了，然后突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安全感，你发现你所困惑的东西，千百年来你的那么多的同伴都已经思考过，然后提供了各种答案。因此，在书里有没有“颜如玉”，我不太知道；但是在书里有我对未来所有焦虑和不安全时刻的保护神，我是相信的。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在每一本图书当中都蕴藏着未来我更期待的那个我自己。谢谢各位！回答提问：有过什么遗憾吗？答：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怎么会没有遗憾呢？为什么我愿意去回忆生命、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回头都说“青春是最美好的”。其实我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在人生当中，青春是最难过的。但是为什么回忆当中美好呢?因为你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过滤掉了，你用一个温柔的面纱隔着去看着青春，当然好了。当然青春也有它好的地方，那就是你可以随意的犯错误，因为将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让你去改正错误。到我这个年龄不太敢犯错误了，因为改错误的时间越来越短了。那你要让我回头“求学的时候最大的这种遗憾”，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太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吃不饱，不像女生。我们那个时候没钱，晚上五点多吃完饭之后，每天九点不到就饿得一塌糊涂，更何况我是一个足球专业的，我自诩为足球专业的。每天夜宵只有钱去买一个馒头，回来藏在宿舍里头，但十有八九回来发现被人偷走了。由于过分饿，我觉得身体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育，所以这是个遗憾。第二个遗憾来自于我的语言。我那个时候学俄语，我觉得很占便宜，我们全校、全广播学院我们这一届才5个学俄语的，因此考试很好混。可是当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机会用上俄语了。后来我又去自学英语，可是自学英语再打底儿的时候就很难。我就很遗憾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多下点功夫、不去偷那点眼前的懒儿，那么后来就不会那么艰难了，因为语言的确是一个工具。我希望俄语很好，那个时候也能把英语弄好。所以这都是遗憾。平时陪儿子踢足球吗？答：当然啦！昨天晚上……之所以我今天早上脸色儿不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明知道今天早上六点就要出发，但是我昨天看球看到了一点，那是因为儿子逼着我陪他看球。他是多特蒙德和国米的球迷。昨天先看的多特蒙德的球，接下来看国米的球，但是我后来扛不住了，只看了半场。昨天（我准确的）多特蒙德踢之前我就告诉他，我说多特蒙德顶多平局，诶，最后1:1平。然后，国米上半场没进球，我说：“放心！国米上半场是在弥补他输给沙尔克零四的这个感觉，他要慢慢找，下半场他肯定进球。”隔一会儿我都快睡着了，冲进我屋儿“坎比亚索进球了！”我当然会陪他踢球，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足球的料。你幸福吗？答：不知道。幸福跟鞋一样，舒不舒服你自己知道。我觉得……我幸福吗？……我只是说我起码我现在开始问自己了，我觉得问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们有多少人已经出发了太久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了呢？我个人总结幸福与这三个东西有关系：物质、情感和精神。每一个人，在做的每一个人，恐怕也都可以用这三个纬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什么比较充裕？你什么比较欠缺？缺啥补啥呗。就跟我今天下午在那儿签售，中午的时候就在那儿后悔“中午我应该吃点鸡爪子”，因为吃什么补什么嘛。但是我看下来觉得是，与幸福有关的这三个关键词，物质是基础，基础很重要，因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人生都想获得圆满，说物质基础很丰富、情感很有依靠、精神又有支柱，不容易；那，起码我们可以求其次，让充裕的更充裕、让不足的有所弥补。但是我们过去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那个时候没太搭理情感跟精神这两件事儿，而都以为“如果‘物质’这事儿要是都解决了，不得幸福死啊！有一天如果我要富了，我xx两碗豆浆，我喝一碗我倒一碗！”等你真富了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胃已经不好了，豆浆不香了。所以，这就是这几年为什么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幸福”这个字眼一样，因为物质基础我们不那么薄弱了，咱都玩儿成世界第二了，但是当你的物质基础达到了相当丰厚的地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过去很充沛的情感和精神，早已经垮塌和坠落了。甚至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感觉，有的时候幸福感居然不如以前。好了，我们又到了重新要思考幸福的时候，所以咱每个人一起去问自己，您这三点平衡了吗？那个充裕一点？拿一张白纸把这三个写上，然后该去补一些什么...我觉得起码要过了一个没有物质万万不能，但物质不是万能的，恐怕现在的中国人更要多做的事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回忆大学时光会格外的幸福，你说那个时候我们物质毫无基础，但是拥有着充沛和富裕、犹如98年的松花江那样决了堤了的情感和精神，所以很幸福。北大才女张泉灵北大毕业典礼演讲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家长们，还有我的师弟师妹们，大家上午好！先说一说今天我站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吧。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在看一个关于北大、关于你们这四年生活的一个短片，然后我听到同学们欢呼和起哄，我内心一喜，我心说，欸，这真是我熟悉的北大。因为同学们尽管在扩招的大背景下，没有忘了北大人的个性化表达。然后在介绍台上的诸位老师，介绍到副校长的时候，每一位副校长站起来，居然可以赢得比校长更大的掌声。然后我突然想，欸，这真是我喜欢的北大呀。因为这说明，即便当到了副校长，他们还是上课的，所以他们拥有各自的拥趸。我后来发现在整个台上，许院士获得了最长的、经久不息、发自内心的掌声，我想这真的是我热爱的北大。也许再过十年，大家会有和我类似的感受。当许院士赢得那样的掌声的时候，我自认是一个感情的控制力非常非常强的人，但是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因为再过十年，各位一定能够体会到你们跟北大之间的感情。从今天开始，也许从四年前你们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是一种血缘的关系。所以在今天，我想对大家说，真的要恭喜你们，因为今天绝对是你们值得自豪的一天。知道今天要来致辞，我特地大概早来了一个多小时，停完车之后，我就去未名湖边，然后去我曾经住过的29楼，去到了四教，去到了第五食堂，转了一大圈，今天周校长告诉我说，29楼是马上要改造的一个宿舍楼，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还真是来对了。在15年前，96年的7月份，我曾经在那儿照了一张相，然后这张相一直会放在我的桌子上，其他的照片一直会换，但是那一张是不换的，因为那一天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它像是一个句号。句号意味着一个完美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重新，从零开始。各位，此时此刻，你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要重新，从零开始。其实如果回到15年前，那一刻我的心情挺矛盾的。因为内心有很多的遗憾。比如我会突然想起来说，图书馆有那么多书，也许我看的，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班里的同学总是会说，我们需要去到外教的家里组织一次聚会，但最后一直没有组织好。再比如说的遗憾，我看的北大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你毕业之后会发现，你们一辈子都看不到那么多、那么便宜的电影了。虽然我们在北大的时间有四年，听起来很长很长，但它和北大的容量比起来，实在是太短了。等你们毕业后，你们才会意识到，这4年，原来如此快的就过去了。但人生是没有后悔药的，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会继续留在北大学习、工作，所以这个遗憾还是有机会来弥补的。即便是你们工作了，要走上工作的岗位，北大依然是你们的北大，同时它永远欢迎你们回来。比如说我的师弟和同事撒贝宁，到现在为止，他离开校园已经十多年了，但他还是经常回到北大吃饭和打篮球，并且宣誓，生是北大的人，死是北大的死人。我听说其实在我之前，前两年，最受欢迎毕业生校友的代表，到这儿来做演讲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俞敏洪，一个是李彦宏。我觉得其实学校经常请这样的人回来做毕业致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什么呢？当然他们很好，他们很好，但是他们会让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毕业之后的几年，觉得自己很失败。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同学毕业之后，不会像他们那样走上创业的道路，当然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将来比他们更棒，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多数会进入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的单位，抛开北大两个字，从零开始，从一个很低的起点，一个很普通的起点开始，积累你的人生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今天我的出现，就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了。既然我代表了这种要进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零的单位开始积累的这样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我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一些经验。其实15年前，和大家一样，拿着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挺茫然的。我在北大学的是德国语言文学，那个专业完全不是我自愿选择的，然后我一点都不喜欢德语。然后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去了神华集团，一个卖煤的公司，虽然说我是那个公司的元老，但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要怎样发展，我一点都不想去卖煤。话说回来，虽然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前面是什么，但我很清楚我要什么。在那个时候，1996年的7月份，其实我内心已经清楚我要什么很多年了，这源自我在北大的一个经验。我在北大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北大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一个专题片，叫《中华文明之光》，在做嘉宾主持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然后那个灯光突然在我的面前闪亮。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嘿，这是我想要的。于是知道我要什么，两年之后，也恰恰是我毕业那年，我分配到神华公司那一年的暑期里，突然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地对社会招聘了，于是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我就去考试了，于是我走上了今天的这条道路。于是我觉得我最应该感谢北大的，不仅仅是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之外的，那么多的选修课，让我清楚地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虽然发生在那一年暑假里的，中央电视台的社会招聘空前绝后，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已经被人嚼烂了的话，那就是，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准备，其实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在15年后，要我总结我的成功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和我要什么。拿做新闻来说吧，其实做新闻在我的心目之中一直是有排位的。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然后是一个电视人，再然后是才是一个主持人。这个排位有多重要呢？它会让你在面临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走哪条路。比如说在10年前，大多数的主持人是不愿意去当现场记者的，因为这显得不够大牌。坐在演播室里显得多么大牌，你到前方去，不是做一个普通记者做的事情吗。但是由于我的内心清楚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所以在那时，我做了大量的很有影响力的和明知完全没有影响力的直播的工作。那等到十年之后，大家都发现新闻现场对于一个主持人的重要性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积累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经验。我之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清楚，我是个新闻人。在直播的现场，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变化。有时候你也许必须得通过自己卖一个破绽，让观众意识到你有这个破绽，而导出了一个系统的安全。在这时候我会选择行内认可大于观众认可。因为我首先知道，我是一个电视人，这比做一个完美的主持人来得更加重要，而电视本身是一个合作的系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新闻人，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人说，嘿，你来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吧，这样会让你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知名度，我拒绝得都不会犹豫。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当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定位的时候，你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成功的机会。其实在这么多年里我和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有的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呢？有多少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自己终身的事业呢？你是很幸运的。我通常的反驳是这样的：如果，你考大学时选的专业不是你喜欢的，而是你父母喜欢的；你的选修课不是你喜欢的，而是拿证多、学分好得的；你求职不是挑你喜欢的，而是待遇好的，请问，你选择时从未拿喜欢当事，凭什么你会从事喜欢的职业呢，并且成为终生的事业呢？凭什么呢？所以其实工作15年的经历，我想告诉大家的只有一句话，成功不等于名和利的相加，成功是你内心的一个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你会无怨无悔，并且无比快乐。最后还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等你将来走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你会不断地听到有人这样表达说，嘿，你是北大的高材生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请大家慢一点自豪。因为通过我的观察，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诸位，你们挺聪明的，能考到这么好的一个学校。那大家想想看，如果对北大的尊敬，仅仅是因为在18岁的时候经历的一场考试的话，你觉得这应该是北大人的骄傲么？而且请注意一下这句话的口气，如果这句话的重音在“北大”上，欸，你是“北大”的高材生吧？这句话通常的意思是，你可能挺有创造力，但可能不好合作吧？所以等大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请大家说谢谢，并且以你们的行动来证明北大的价值。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今天让我跟我的师弟师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骄傲，让我再有机会，对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谢谢！罗永浩演讲：我的奋斗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我的故事——1972～1990，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972年7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那是我父母"文革"期间被下放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是失手怀上了我，本来是想堕胎的，但是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掉。"你看你，多危险，那时候的医务所要是条件还凑合，你就不能来到这世上了。"我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经常拿这样的话来逗我。在意识到生命苦乐参半之前，我无知地为此出过许多身冷汗，误以为能来到世间是一件格外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的玩笑有时候会使我对如果我没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遐想不已。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会连续想上好几天。由于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需要照顾到的可能性比现在多了很多倍。我脑袋很大，又是盛夏出生的，所以母亲生我的时候很不容易；长大后看了一部详细描写生育过程的纪录片，看得我肝胆俱裂。作为一个崇拜女性的人，我因此在婚前几乎没有过不戴避孕套过性生活的经历。和我一起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老同学当中，有几个家伙还能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地失手，让女朋友一次次地怀孕和堕胎，这使我意识到，尽管看起来长得差不多，但骨子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截然地不同。说到大脑袋，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和现在流行巴掌大的小脑袋瓜不同，大脑袋大脸蛋还是很吃香的（即便不是唯一吃香的）。我胖多瘦少的前半生虽然没赶上唐朝那样属于胖子的梦幻岁月，但还是赶上了大脑袋受欢迎的最后十几年。按照我的偶像黄章晋老师的说法，我们的语言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赞美这些年才流行的小脑袋瓜弄出多少类似"面如满月"这样的赞美大脑袋专用的辞藻来。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于五六岁之前的事情，我没有清晰连贯的记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顺便查了查google和wikipedia，发现我来到世间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头几年里，这个世界不动声色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中美联合公报；中日邦交正常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中国政府开始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法国废除了死刑；比尔o盖茨创立了微软；cnn开播；曼德拉获释；教父、洛奇、猎鹿人、安妮霍尔、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奖；加菲猫和机器猫诞生了；齐达内、贝克汉姆、欧文、中田英寿、张惠妹、林志玲、周杰伦、章子怡、金城武、张柏芝、高树玛利亚也诞生了；阿加莎o克里斯蒂、毕加索、李小龙、聂鲁达、汤因比、猫王、卓别林、铁托、约翰o列侬、希区柯克、蒋介石、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和他的马屁精郭沫若，都死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我能勉强记起来的第一个家，在和龙县和龙镇的一个大众浴室的后面（那时候父亲已经结束下放离开农村了），是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平房。屋子里是朝鲜式的土炕，进屋就要脱鞋。需要脱鞋的地方除了灶台都可以睡人，所以一家五口人竟然不觉得局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住在这里的时候，母亲经常领我去大众浴室的女浴室洗澡。我很早就有了模糊的性意识，具体的表现是，如果被漂亮的阿姨抱，我就会显得很扭捏，但如果是没什么姿色的阿姨抱我，我就镇定异常。但奇怪的是，我对女浴室却没什么异样的记忆，虽然去过很多次，但只是隐约记得到处都是雾气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裸体。这个房子的院里有根巨大无比的烟囱（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发现那根烟囱只是在记忆里巨大无比），冬天的时候，总是冒着白烟。对于这个房子里的生活，我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有一次姐姐出去挑井水，我在院子里自己玩儿，突然邻居家的一头猪拱开院子的门进来了。我发现它趴着的身高跟我站着的身高差不多之后大惊失色，掉头跑进屋子躲在缝纫机的下面不敢出来，直到姐姐挑水回家。后来这个经历和我童年时期的其他大量糗事（怕狗、怕虫子、怕漂亮女人、馋嘴偷吃、长期尿床等等）一起成了家里人寻开心的保留节目。在整个国家都严重缺乏娱乐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家庭里通常对出糗负有责任的老幺，尽管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需要丢人现眼的任务。第二个家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了，大概记得是在和龙县印刷厂旁边的一个狭长胡同里。胡同尽头是一个公厕，我每次去大便的时候，旁边那家养的大狗都会大叫特叫一番。我非常怕狗，所以每次大便都很紧张。有一次在胡同里看到那条狗在吃屎，于是就很解气地鄙视了一会儿，但想到这么二的狗我竟然也害怕，又很泄气。还有一次，在那个公厕大便后发现没带纸，只好分着腿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走回家。后来我发现不小心把屎拉到了裤子里的孩子，也都会无师自通使用那个姿势。那时候听说老一辈的人忘记带纸的时候，会随便找根木棍来解决便后擦屁股的问题，感觉难以置信。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家里人都是拎一张旧报纸去大便。讲究点儿的人家会用铁丝串一叠用剪刀剪过的大小适中的旧报纸挂在门上备用，好像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用劣质的印刷品擦屁股的（后来看到书上说，中国人传统上是敬畏"字纸"的，应该是古时候文盲多的关系吧）。小朋友们在公共浴室里嬉笑打闹互相"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家的屁眼儿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当然有些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色素沉着）。这是我对油墨的副作用的"初体验"。罗永浩励志演讲：第3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3)到了胡同里面的这个家没多久，我就开始上幼儿园了。第一次被送去的时候，我看着满满一院子的陌生人吓得要死，挣扎着要和母亲一起回家去。母亲劝说了半天，关上幼儿园的大门走了。我愣了一会儿，又哭喊着冲上去拼命敲打大门。老师在边上笑着安慰我，有几个小朋友好心来拉我说话，结果被我又推又搡，撕扯中有一个叫骆庆军的瘦小孩子被我失手打中了脑袋。肯定是因为内疚，这个后来跟我并无深交的小朋友的名字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中途觉得有了尿意就很自然地站起来往外走。老师叫住我问明了原因之后，告诉我以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举手请示，征得老师同意方能出去。虽然作为孩子的我在家也免不了被父母甚至哥哥姐姐管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是我对人生注定失去的那部分自由的最初体验。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老师，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一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了。我到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二年，有一次，好像是儿童节，县里搞一个什么儿童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大致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手工解决。母亲在食品公司工作，它的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假花。这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晃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孩子的恭维之后，漂亮女知青老师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她又说："大家走到前面随便拿两把花，不用拿自己带来的，抓紧时间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的假花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那时候我已经会说刻薄话了（如果不是生下来就会的话），一时没忍住，就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的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罗永浩励志演讲：第4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4)离开这个幼儿园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漂亮女知青敲开我们班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这个坏小子凑巧有一件跟我一样的暗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哥哥的名字却还记得，因为很扯淡，叫"文豪"），但是她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25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她告诉我她在上海碰到一个老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时期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她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感情啊！经历了好几年被恶狗骚扰得连大便也不得安宁的生活后，我们终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在和龙县体校的后院。从这个房子开始，我的记忆就比较清晰连贯了，那时候应该是八九岁。这个体校后院的小区（那时候还没有"小区"这样的名词）里，大都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住宅，所以通常被叫做"县委大院"。因为父亲当时是和龙县县委书记，所以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斗嘴时经常被无辜挤兑："你牛逼什么呀？显你爸官儿大？"我从小口齿伶俐兼凌厉，嘴上不曾吃过任何亏，但落了下风的小朋友只要耍无赖祭出这句话，就能憋得我当场说不出话来，于是"败部复活"的小无赖们纷纷点头："是啊，不就是显你爸官儿大嘛。"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除了个别孩子会在班里炫耀家里有电话（那时候家庭电话还很罕见）。我也没见过我们这些"大院子弟"仗势欺人的现象，反倒是经常看到"大院子弟"被出身普通家庭甚至是贫苦家庭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的，比如说，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除非是被打得严重到了足以构成伤害罪，否则在事后的追究上，"大院子弟"的家庭通常也没有怎么强势。以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例子来说，常常是当官的家长在孩子挨打之后，为了显示自己不会仗势欺人，还坚决拒收对方家长送来的医药费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罗永浩励志演讲：第5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5)和龙县体校的楼体上，和同时代的很多建筑一样，用红色的油漆刷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能按照要求做到这八个字的人都会精神分裂。体校的院子里，是我们小孩子当年玩游戏的地方。最常见的项目是打溜溜儿（玻璃球的东北土称）、打杏核儿、打"pia-ji"（土话，一种用纸折成的四方形东东）、踢毽子、跳木马。应该是受了中国旧式文人的影响，我小时候总觉得体育方面好的孩子，比如打球踢球拿手的，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夯货。这个落后的观念一直到了我30岁之后才在脑子里逐渐清除掉了（相比之下，同样愚昧落后的贞操观念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解决了）。我小时候常玩儿的那些游戏里，只有踢毽子和跳木马算是有点健身作用的民间体育项目。我踢毽子踢得非常好，只是因为胖且腿短，所以姿势很难说是不滑稽，所以时常被岁数大一些的孩子们取笑。我那时候最讨厌别人叫我"胖子"，一有小朋友叫就会翻脸。今天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地蛮不讲理，一个胖子被叫做"胖子"怎么竟然可以生气呢？我成年之后虽然脾气还是很不好，但是变得非常讲道理，典型的例子是常常自称"胖子"，多半在下意识里——除了装可爱——也是有补偿心理的。我们那时玩儿的"跳木马"，其实是"跳人马"。大家轮流跑步跳过一个大致弯成木马形状的倒霉孩子的身体。该倒霉的孩子在每一轮跳越结束后，就调整一下姿势，使"木马"变高一些，直到有人因为太高跳不过去，就成为下一个轮值的倒霉孩子。我虽然胖，但在胖子里却是身体非常灵活的一个异数，跳木马的时候成绩总是排在十几个孩子里的前三位，很少有机会做牛做马。领略过我跳木马的风采的小朋友们，背地里都曾心情复杂地说我是"飞猪"、"长翅膀的猪"。我为此喜怒参半地心里纠结了很多年，后来在录像厅里看到洪金宝的功夫片之后，就只剩生气了。住在这个家的时候，一天凌晨我起来到院子里小便，在雪地上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那是一个大概有一米多长的脚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透过篱笆墙的缝隙看过去，另外两个脚印分别在两边的邻居家院子里。我回到屋里躺下，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等到了家里人起床，我拉着他们到外面看时，那些脚印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彻底覆盖，几乎无法辨认了。现在想来，那次应该只是做了个梦。我要到近三十岁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那些因为基因和智力上的原因注定只能接受科学的达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最终相信了科学，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其中一个不太严肃的原因是，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我受够了那些鬼鬼神神总不肯大大方方地露面显灵，我生气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6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6)也许是基因上的缘故，我从小就胖，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缺油水的。我好像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关于饥饿的记忆，但是有很多关于肚子里缺油水的记忆。印象里总是要熬到过年的时候，才能放开肚子吃上几顿肉。由于缺米，也经常吃土豆饭，那是一种一半大米加一半土豆煮成的饭。我一直都受不了熟萝卜的味道，所以后来看日本电视剧《阿信》里的那些人吃"萝卜饭"的时候，还庆幸过自己没生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米，长辈们经常要主动吃更多的土豆。他们用饭勺在锅里努力地躲着大米盛土豆的画面我还记忆犹新。孩子们耳濡目染，也学会了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有一次哥哥期末考试，母亲不知道到哪里弄到了两个鸡蛋煎了给他，但因为只有两个，就不许我吃。那时候流行的"现代迷信"是给考试的孩子吃一根油条加两个鸡蛋。我看着鸡蛋咽了半天口水，哥哥就背着母亲偷偷夹了一个给我。这类关爱的细节，和他小时候对我的残暴殴打一起，都令我终生难忘。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哥哥打我，都是因为我先惹他。我是一个注定下拔舌地狱的人，哥哥的嘴就比较笨，时不时地被我气急了就只能动手解决。有一次我惹毛了他之后拼命地跑，从院子冲进屋里躲到了父亲的书房，回手锁上了门。哥哥晚了一步，只好隔着门上的方块玻璃看着我喘粗气。我看看父母下班的时间快到了，就决定暂时不出来了，于是坦然隔着玻璃冲哥哥做鬼脸。哥哥当场崩溃，连工具都顾不上找，直接赤手空拳打碎了玻璃，拎着血淋淋的拳头进来把我做掉了。硬币的另一面是，在懂事之后，我又渐渐发现，当一个人择善固执的时候，这种欠揍找揍的滚刀肉性格，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要不是这样的一个王八蛋，他也坚持不了这么久"，我办网站的时候，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因为大米不够，所以家里经常要用其他的粗粮充主食，经常吃的就是玉米面煎饼和玉米面的面条。为了让家人咽下这些多年后被称为"健康食品"的劳什子，家庭主妇们发挥聪明才智，把它们料理得花样百出。但是在食用油和白糖这样的调味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年代里，这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挣扎通常换来的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们上了饭桌后残忍的反应："妈，怎么今天又是玉米面啊？"罗永浩励志演讲：第7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7)除了永远都吃不够的肉之外，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就是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在那时候，这些都是只有生重病的住院患者才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重病的人显然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想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也许还有其他的好东西）都被那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的人吃掉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不诡异的。因为有些回忆的细节拿不准了，所以我写作时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谈到缺衣少食的话题时，母亲的嗓门顿时提高了："你可没赶上过缺吃的！你哥哥姐姐好像都赶上了苦日子，但是你没有，你一直都吃得很好！因为我后来去了食品公司上班，所以就连猪肉，你也是经常吃的！我还经常从单位买内部处理的酱肉给你们吃的。"除非是赶上一个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时代，否则每一代人好像都会觉得下一代吃的那一点点苦是微不足道的。母亲去了食品公司后，我们确实吃到了比一般人家多一些的猪肉，但是我不提醒的话，她已经不记得了：那些每隔一个来月才能给全家人吃上一次的酱肉，都是用病死的猪经高温消毒后做成的，这在今天应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了。而且所谓"经常吃"的猪肉，也只是偶尔在炒青菜时，点缀一下而已。所以过节的时候，摆满了一桌子的青椒炒肉片、韭菜炒肉丝，总是一眨眼功夫，就全成了素菜了，就连技术上显然难以被轻松地这样操作的洋葱炒肉末也是同样的下场。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现饭后的剩菜里居然有肉，于是大家感慨起来，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好一些了。那时候有一个风靡全国的小人儿书（因为当时全国每年也就出那么几本书，所以好像所有的书籍都是风靡全国的）叫《七把叉》，讲述的是一个贫民窟长大的巴西苦孩子，天生大胃王，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后来参加吃货大赛成了明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最后在一次国际大赛中活活撑死了。我相信整整一代的营养不良少年，都曾经希望过自己能像七把叉那样，生得胃大，死得饱满。我比同龄的大部分孩子看书要早一些。只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习惯把没有图片全是文字的书籍叫做"大书"。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看过很多本"大书"了。我发现这能让我在学校里获得很多意外的满足感，比如女同学敬佩的目光，还常常伴随着悦耳的感慨："罗永浩，你懂得可真多啊。"这种和阅读本身带来的快乐同样强大的力量，驱使我读书读得更勤快了。我这辈子做过的绝大多数看起来不错的选择，都不是完全被一个纯粹而又崇高的动机所驱使的：当我勤奋读书的时候，除了喜欢读书，我也知道这会换来一些现实的好处；当我择善固执和坚持原则的时候，除了清楚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我也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当我努力把事情做得漂亮又敞亮的时候，除了确实想把它做好，我也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喜欢上我；当我对朋友够意思、对女朋友关心体贴的时候，除了我愿意这样，我也知道这会让他们受到感动……很惭愧，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浑然天成、清澈纯净而又全无自知的真人。罗永浩励志演讲：第8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8)因为买不起太多的书，我把家里能看的旧书都看完了之后，经常到父亲工作的县委机关图书室去借书看。负责借书的阿姨长得很清秀，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还是因为她是父亲的属下，总之她对我很好，经常跟我开个玩笑之类的。可惜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总忍不住要在大人面前抖个机灵的那种讨厌孩子。也许是因为我卖弄得太多，后来她见了我就不是很有兴趣跟我说话了。长大以后，我也见过一些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卖弄的孩子，感觉讨厌得不得了。由衷祝愿那些被我的童年折磨过的无辜的长辈们，在后来见不到我的岁月里，都能过得好一些。回忆起少年时代，让我总想忏悔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我牙尖嘴利地修理那些跟我抬杠的男同学时，班里不懂事的女孩子们的傻笑每次都能激发我愚蠢的冲动。于是一场单纯美好、全无恶意的小孩子斗嘴活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通过侮辱朋友来讨好女生的兽行。我会永远为此感到羞愧，年轻不是理由，至少没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见过很多没这么傻的小朋友。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愚蠢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作为一个擅长逃避责任的文艺青年，我又把我小时候犯下的错归咎于那些没有判断力、只知道傻笑的女同学们，认定她们是"命运安排给我的阴谋"，经常心中抱怨，总觉得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些傻姑娘，就断然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到了二十五六岁，我才想明白要求那时候的她们比那时候的我更懂事也是非常无耻的，这使得我人到中年回忆起青年时代，再一次羞愧不已。我希望类似的反省能使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做一些晚年的时候想起来又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的事情。没过多久，县委机关的图书室里，我有兴趣看的书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和龙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位负责人是父亲的旧识，所以父亲就让我去县图书馆找他借书看。去了几次之后的那个暑假，父亲的那个朋友让工作人员以后直接放我进书库自己挑选书籍。盛夏时节，一个人在巨大阴凉的书库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翻看，是我童年时期最幸福的几个回忆之一。罗永浩励志演讲：第9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9)今天回想起来，大部分引起我最初对阅读的兴趣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糟粕，比如《杨家将》、《兴唐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等等。这些书籍里充斥着弱智的历史观和军事观（如果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去借一把宝刀也算是军事活动的话），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迷信。那时候的大部分书籍，在前言里都会加上官方的八股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撇开这种思想审查和控制的合理性不谈，这些观点今天有很多我都是同意的。我总觉得看着这样的垃圾长大，虽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变傻，但在启发智力、启发思考的方面，多半是没什么好处的。希望后来的孩子们，能够在童年时期有更好的传奇故事和魔幻作品可以看。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所有外国小说，也都会注明"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我们进行了适当的删节和处理，以免对青年读者们产生误导……"。后来发展进步为"由于阶级观念的局限性，原著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和×××这样的思想糟粕，但相信广大读者能够自行甄别，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删节和处理，希望大家阅读时注意……"。同一时期的社会进步还包括，"怎样用革命精神克服手淫恶习"的扯淡，经历了"手淫真的对身体有害吗？"这一纳闷儿阶段后，最终演变成为大大方方的"医学专家黄教授认为：适当手淫对身体并没有危害"。再晚一些的时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上的婚姻爱情问答里，赵文革老师的忠告"切莫将身轻许人"也变成了"怎样开明地看待婚前性关系——与温曼丽博士一席谈"。我这辈子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和龙县胜利小学。当时的和龙县城里，一共有四个小学，名字都很热情，分别叫作胜利、前进、建设、光明。刚入学没多久，老师教导我们，早晨上学的时候，在门口、操场或是走廊上，总之除了教室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主动敬礼问好。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发现，如果见到老师的时候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老师表扬，会被说成是"懂礼貌的好孩子"。于是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后不急着进教室看书，而是到老师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去巡逻，希望能"碰上"老师，这样就可以"顺便"敬礼了。开始的时候，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路上"遇到"过好几回老师，也相应地受到了几次表扬。我小时候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很喜欢老师夸我，但总觉得长期寻衅滋事般地找老师去敬礼是一种很别扭的行为。有时候几个孩子排着队"遇到"老师，争先恐后敬礼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是传说中的拍马屁，所以后来就不太好意思再去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0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0)有一阵子学校里天天教"五讲四美三热爱"，我对这个"五讲"和"三热爱"没什么感觉，但对"四美"的印象就很深刻，因为我觉得我的同班同学里，凑巧有四个女孩子长得都很美。每次老师说"五讲四美"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把她们挨个念叨一遍。写到这里，我赫然发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她们中的三个人的名字，而全班三十来个男同学的名字，却只能记起两个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跟某个名人重名才记住的。我能记起来名字的女同学里，有两个是长得非常难看的胖姑娘。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几乎全班同学的小报告，她好像还是个什么班干部。另外的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她给老师打过我一个人的小报告，而且她也是我的同桌。那天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称呼要空两格写，不要顶格写。于是我举手站起来表示，这个说法和语文教科书上的不符，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写信的时候，称呼好像都是顶格写的。老师满脸不耐烦地跟我辩论了几句之后，粗暴地要求我闭嘴坐下，并提醒大家以后要按照她的要求写信，不许再?嗦，最后还撂了一句："老师三十多年都是这样写信的，还没见谁说过我写得不对呢。"我忍无可忍，就在下面嘀咕了一声："三十多年都写错，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结果被这位孙姓的胖姑娘告到了老师那里，转天老师就派了她上高中的儿子课间的时候过来暴打了我一顿。我小学时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男同学，都是胖子。其中一个叫周胖子，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记得他只是因为他脸上永远都是夸张无比的骄横之气，经常在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镜后面瞪着一双牛眼睛，突然走过来问你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知道"里根"的"里"是哪个里字吗？"你要是感到莫名其妙因而有些发愣，他就会不屑地用眼角瞥你一下然后走开。另外的一个胖子姓魏，比我还胖得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魏胖子少年老成，也读过很多书，经常给我讲做人的大道理。我偶尔"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会听得心里暗暗佩服，但大多数"拒绝进步"的时候，又会把他那些金玉良言全都损得一钱不值。很多年后，周星驰红了，很多艺术理论工作者们开始研究他。这些人模狗样的评论看得多了，我就学会了一个词，叫做"消解"。（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就把"消解"搞得比较严肃和有意义了，比如我总去打我的博客文章的著作权官司，在中国，著作权官司的审判结果总是很荒谬，很"助长歪风邪气"，讨厌的是做出这么弱智的判决的法庭还总是板着脸假装神圣。于是我就一直坚持打，因为每一次法官宣读一个愚蠢的审判结果时，都不得不当庭念出我的博客名字："傻逼老愤青"，于是"傻逼"这个被认为是"脏话"的字眼就会一次次地从法官神圣的嘴里冒出来，冉冉升起，在法庭上空游荡。）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1)魏胖子的母亲是饭店的大厨，印象里他家常年都是扑鼻的饭菜香气。只是我生性腼腆，从来都不好意思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很多次在饭点儿去他家，在他母亲盛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流着口水咬着牙坚称"真的不吃了"、"刚在家吃完"、"很饱，一点也吃不下了"。后来四表哥从外地过来在我家里住了一阵，其间他第一次上班赚了钱，知道我馋饭馆里的菜，就请我吃饭。我们去了魏母掌勺的那家餐馆，吃了两盘堪称人间至善的锅包肉和溜肉段，令我终生难忘，但那一次回家后，两人被母亲一起骂了一顿。她认为我还小，肠胃的抵抗力弱，而餐馆的东西卫生又差，所以不该去吃。我小的时候人品方面有很严重的缺陷，一看到母亲发作，就赶紧把可怜的表哥卖了，谎称我本不想去，是表哥非要我一起去之类的。他为此有将近一个月都不怎么理我，今天想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一次，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行事如此糟糕的借口，在我的同龄小朋友里，我也见过很多人是不像我那时候那么不堪的。除了总吃好东西，魏胖子的家还有一点让我羡慕不已，那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家里的烟花爆竹总是非常多，除夕夜要放掉大概二十多块钱的样子。这些钱能买足足好几个大口袋的量。那时候大家的月薪水平都是三四十块钱。这意味着魏胖子家过年，单是烟花爆竹，就要烧掉一个人二分之一的月薪。这在每年只被允许燃放一两块钱鞭炮的我看来，实在是值得为之战栗的幸福。那时候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对春节期间扰人的鞭炮恨之入骨。魏胖子的邻居家里，也有我们学校的两个孩子，弟弟跟我是同班的，哥哥要大出三岁。本来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天天放学都会一起走。有一天在路上我和那个弟弟打闹，闹着闹着不知怎么俩人就急了眼，明明是那个弟弟先惹的我，但大三岁的哥哥居然不劝阻，而是冲过来不由分说跟弟弟一起殴打我。旁边的好朋友们好歹拉住了他们两个，但事后在我表示不解的时候却纷纷批评我的"糊涂"："操！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当然要揍你啦，换了咱们是他哥也会这样的啊。"我本来想说："谁说的？换了我是他哥，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看了看他们的表情，就没有说出口。这时候魏胖子说："谁说的？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做。"这是我对"知己难求"和"吾道不孤"的最初体验。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2)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到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敌校"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这不重要"。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天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哞"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岁月静好"，应该就是这样吧。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3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3)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十三太保横练"，理由不是不跳跃地，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搬家去"大都市"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卫生间"。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土暖气"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4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4)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操！别扯蛋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我操，你穿的这是啥他妈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5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5)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净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他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被操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禁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6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6)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7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7)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哼"一声吧。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巴，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罗永浩!"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时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又叫你的名字啦！"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8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8)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她才又接着讲课。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20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我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高中时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位教语文的刘灵老师。她很年轻，也是二十多岁，目光清澈，面容清秀，短发清爽，声音清亮，走路也很轻盈，有轻微的跳跃感。无论课上课下，她说话总是情绪很饱满，富有感染力，在普遍无趣又严肃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当中，她甚至还拥有难得的幽默感。在她的课上，我很少看课外书，也从不睡觉。罗永浩励志演讲：第19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19)高中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留作文作业，标题大概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写了一篇集体劳动的真实记录交上去，文中除了描述我对劳动的真实感受，也有很多对这类作文的八股式谎言（比如"我们擦着辛勤的汗水，都觉得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的冷嘲热讽，风格应该是比较阴损。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当众宣读并大加赞扬。我小时候很喜欢被老师当众表扬，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刘老师当众夸我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那天早晨我迟到了近二十分钟，后来一路小跑冲进了教室，看到我突然冒出来，刚刚听了我的作文的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我不明就里，站在门口发呆。刘老师山清水秀地站在讲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同学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了，才温言示意我坐到座位上去。这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无耻无厌的回忆一次次地添油加醋，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不真实了，美好得像是顾长卫拍摄的一个电影画面。后来我的作文总是写得格外用心，每次看到她字体娟秀（嗯，她的字体好像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我不管了！^_^）、充满激励的红笔评语，都觉得很幸福。我起初只是喜欢刘老师的样子，后来觉得她又是如此地识货，就索性爱上她了。我不擅掩饰，所以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辍学后，同班同学李?有一次吃饭时还骗我说："其实她也挺喜欢你的，我听人说的。"我知道这绝无可能，但还是轻易地劝自己信了。和这个国家大多数有点想法的孩子一样，在我十来年的校园生涯里，几乎每一次尝试表达真情实感的时候，都会被那些智力、知识、思想和道德水平都明显有问题的教师们打击，通常的评语都是些"阴阳怪气"、"思想复杂"、"哗众取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脑子谬论和歪理"。对于这样伤害感情的学校，我心中并没有存下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但刘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外，让我终生难忘。最终长大走进社会之后，我也是类似的遭遇和感受：尽管会碰到无穷无尽的混蛋和笨蛋，但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温暖和满足，让你感慨生命的"不虚此行"。罗永浩励志演讲：第20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0)有一次，刘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写道，"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30岁之前就知道我在文字创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高度了，但还是很想把稍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献给我的刘灵老师。在暗恋女教师之余，我也忽明忽暗地恋过一些女同学。我对女同学的暗恋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到底哪一个算初恋已经没法追溯了。如果从初中时算起，那我的初恋就是六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剪一头短发，性格也有点像假小子，很少有男生喜欢她。虽然我通常偏爱的是长发且斯文的女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竟一意孤行地迷恋她。我们只做了一年同学，她就随父母搬家离开延吉了。有幸和她同学的那一年里，我经常痴痴地盯着她看，有时候她发现了，就会腼腆地对我笑一下。我觉得自己的目光很深情，但后来交往过的女朋友们都说，当我对着喜欢的女孩子深情凝视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看来，刚好是我最猥琐的时候，这样看来，当年还真是难为她了。……那好吧，那时候我经常不得不猥琐地凝视她，时间一长，她的两个闺蜜就发现了，以后我再看她，她们就会看着我微笑，虽然年纪相仿，但我总觉得她们笑的时候很慈祥，就像msn表情里的"书呆子"（尽管她俩都不戴眼镜）一样慈祥。到了她家快搬离延吉市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善良的女同学提前透露给我的。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我的每一刻都是在焦虑和无力感中度过的，那时候我行事畏手畏脚，竟然一直到了最后也没敢表白，如果可能，我真想穿越时空到当年的我的背后推上一把，或是踹上一脚。终于到了她搬家的那天，我骑了自行车到她家门口附近去看，她出门看见了我，没有显得诧异，仿佛是意料中的。我没敢说话，远远地站着看她，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父母，又看了看我，没有跟我打招呼，低头上了车。两辆载满杂物的汽车在胡同里艰难地向外开动，我骑自行车在汽车前面远远地蹬着，好像带路一样。我用双手交替扶着车把，笨拙地左拐右扭我的胖腰，不停回头张望，中间拐到几处接近直角的地方，我就停下来等一下，看到她的脸隔着挡风玻璃重新出现，才又紧蹬几下。应该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一眨眼就到头了。出了胡同口，我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汽车从我边上缓缓开过，车窗里，她扭过头来，用没有表情的眼神盯着我看，最后她终于抬起了雪白的手，朝一边挥动了一下，但还没来得及挥动回来，就永远消失了。生命残酷无比，尤其是对孩子，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是，它总算还有些美感，至少在记忆里。罗永浩励志演讲：第一部分第21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1)另一个没有正式追求过的女朋友，是初二时从外省转校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瘦瘦高高，经常穿一件暖色的高领毛衣，总是笑得很温婉。因为说家乡话会被同学笑话，说东北话又不会，所以说的是一口刻意的、略显笨拙的普通话，在我们这些塞外的浑小子听来，美好得一塌糊涂。起初是跟我比较熟的一个男同学先看上了她，他为了追她，就安排了一个外校的小兄弟在公共汽车上调戏她，然后他从后排突然冒出来英雄救美，把他事先付过费的小兄弟拉下车暴打了一顿。演出倒是没有穿帮，但显然火候掌握得有问题，事后她跟很多同学说，她虽然感谢他，但觉得他打人时看起来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她喜欢善良一些的。那之后她就不大坐公车了，于是几个跟她一样住在郊区的男同学就争先恐后地要求用自行车放学时送她回家，我刚好就是善良系的，又住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所以偶尔也会送上半程，再把她当成接力棒交给住在郊区的其他同学。每次她坐在车上拉着我的衣服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打起精神给她讲我猜想她会喜欢听的东西，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每次中途交接力棒的时候，她都显得很幽怨。我又惊又喜，于是逼她点头表态，从此不再交棒，天天自己跑完全程。很快班里的同学都拿我们当小俩口，我们好像也有意无意地秀过些恩爱。但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就觉得和她在一起其实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渐渐地感到跟她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这时候我发现感情问题远比我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复杂，我对她没有过任何承诺，但结束这样淳朴的来往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拉过手，但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始乱终弃。那几个住在她家附近的男同学的眼神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克服不了沉重的良心负担，所以一直硬着头皮送。后来她渐渐察觉到了，就坚持不再让我送她，每天一放学，就早早走在前面，坐一个同路的男同学的车子走了。看着她瘦弱愁怨的背影，我心如刀绞，我坚信我没做错什么，但总感觉自己禽兽不如。我们来到世间，本不想互相伤害，但是由于年轻，由于造化弄人，我们确实伤害和被伤害了。接下来的寒假，有一天晚上我在家读闲书，林清玄在一个著名的短篇故事里说，"除非有雪崩，但雪崩也不能保证永恒"，我看了看神色木然坐在边上看电视的哥哥，只好恨恨地跑到院子里的雪地上痛哭了一场。罗永浩励志演讲：第22节：我的故事：从出生到长大成人(22)再后来的一个女同学，是我正式追求过的第一个。她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长得只能说是顺眼，但气质很好，肤色白，戴一副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一直是我无法抗拒的类型之一（我年轻时还暗恋过严肃的龙应台老师），奇怪的是，当时班里的很多不读书的浑小子居然也喜欢她，和我一起整天围着她打转。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陆续死了心，都以为只有我有戏，但实际的情况是，她对我从来没有过任何表示。拖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我下了狠心鼓足勇气约她出来表白，那天傍晚，在她家楼下的胡同里，我被告知她的主要顾虑是因为我们民族不同（我是个朝鲜族），将来不可能获得双方家庭的同意。一个初二女生面对男同学示爱时有这样深谋远虑的反应让我备感邪门儿，这使得我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紧急应对措施集体失效，我慌不择路，还给她讲了会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你记得上学期历史课上的那个故事吧，其实……"最后，我还是失恋了。在我长大成人之前，和大部分的傻孩子一样，感情上的得失总是伴随着愚蠢的面子问题，由于没法躲避知道前因后果的同班同学，我的那次失恋格外的难挨。我上中学时又不幸读了很多文艺小说（包括《琼瑶全集》！我是我知道的人里唯一读过《琼瑶全集》的奇男子），加之性格敏感及生活经验不足，总觉得此生注定是郁郁而终了，谁知道活到后面，越活越没气质，越活越不惨绿，越活越欢天喜地。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青春期突然就来了，一些本来只是好看的女同学一夜之间就在我的眼里妩媚起来。曾经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之类的屁话热血沸腾过，但什么东西"忽如一夜春风来"，顿时觉得缺手缺脚乃至缺胳膊少腿好像也没什么了。男同学们凑在一起闲聊，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即使有女生在场，也会说很多故作隐蔽的龌龊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什么都会联想到性，比如看到民国故事里的军阀讲话，"诸位都是读书人，兄弟我是个大老粗。"马上产生的反应是，吹什么牛逼啊？当时看过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说是法国文化部长到美国访问，参观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部长站在大门口抬头向塔顶望去，看了一会儿，突然"扑哧"笑了，美国人问"怎么了"，部长笑道，"这让我联想到性"，美国人笨笨地追问，"为什么会联想到性？"部长愣了一下，只好说，"我看到什么都联想到性。"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我们全都是法国文化部长。对一群法国文化部长来说，那实在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年代，那时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是政工干部气质，只是眉眼比寻常的政工干部好看些。偶尔有看起来像女人的珍稀女星，也全然跟性感无关，比如面容姣好的龚雪和洪学敏。在我的青春期，在大陆的女星里，除了那些活色生香但是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女特务扮演者，我唯一的性幻想对象就是麦文燕，她穿什么衣服都像国民党女特务，即使是邮递员的蹩脚制服。我简直不敢想象她要是穿护士装或是警服会是什么样子。和历史上很多懵懵懂懂的伟大人物一样，她以为她什么都没做，对自己抚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苦难心灵和肉身这一事实浑然不觉。俞敏洪复旦相辉堂演讲1．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欣赏的两句话是：相信未来，珍爱生命。这两句话来自于文革的一个诗人食指，真名叫做郭路生，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相信未来》诗写得很好，我给大家背两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2．我一直认为复旦大学是中国……当然不仅仅是，我认为复旦甚至是中国第一的大学、比北大还好，原因是很简单的，北大近几年堕落地利害（ps:其实复旦学生也很堕落——^^）,这个复旦还保持着比较严谨的学风。而清华呢这几年剧变得也很厉害，原来呢清华男生多女生少，出了很多领导人；近些年统计数据表明女生多男生少了，这样的话男生的意志就被消磨掉了。（爆笑^^）我和复旦还是很有缘的，我高中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后来进入复旦大学，当然她进复旦后就看上了复旦的另一个男生，后来双双同居在日本了，这个所以我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到日本去了。3．人活着是一辈子不是大学四年。……但出国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我同学出国的有去耶鲁的、有去哈佛的，但都在我手下工作。我没有出过国，最高学位也就北大学士学位。4．如果我50岁失败了，全世界的媒体都会来报道“新东方是怎么被俞敏洪给做没了”。那时候我还会来这里演讲，题目就变成：我是如何把新东方做没了，继续给大家讲……5．我把成功定义为：你摔倒了10000次，第10001次还勇于站起来。6．我觉得在大学，尤其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大学，读到本科毕业就绝对足够了，这辈子靠本科毕业就够吃饭了……剩下来就要看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了。7．任何生命某种意义上就是你自己的选择。……眼睛一定要永远看着地平线之外；每一天到一辈子都是你自己在选……可以让一个日子变得毫无意义，也可以在生命中创造出一些日子让自己一辈子都记得，这样的日子越多，你的生活就越辉煌灿烂。8．在北大的时候由于我的成绩不好，自己本身就很郁闷，结果就导致我们班的女生没有一个看上我。大学的女生一般目光都比较短浅，看中的都是成绩优秀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长得不怎么样但内涵非常丰富的（爆笑^^）,女生就不理，这是女生眼光的问题。我们班2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全部走上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知道吧（爆笑^^）。9．……所以，我常说长得跟我差不多的就是标准，长得比我难看的就是最高标准，我看复旦男生不少都符合这个标准（在场女生皆热烈鼓掌——经典经典！）。男女有别阿，女生只看外表叫好色，男生只看外表叫审美。10．我跟我老婆生活10几年了，我老婆一生气就给我讲天津话，目前为止我只会讲一句天津话，就是当我老婆举起棍子打我的一瞬间，大喊一声：干儿嘛？11．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跟着王强去买书，他知道哪本书好。他被我跟烦了，因为周末还是想和女孩子一起出去买书，但我老跟着他。他问我能不能不跟着他，我说：“不行，你是班长，你有义务帮助落后同学。”于是，他就摆出一套战略——向我推荐书。他说：“老俞，这本书不错，你买吧。”我说那你怎么不买，他说我已经有了，我说那好我买。他说那套书也不错，我问你怎么不买，已经买了那好我买，结果我拿回去一看，全是黄色小说。我在北大的时候，就跟王强老师读了很多的书。12．当时每到周五都有青年教师聚在徐小平老师家侃大山，我就帮他们煮水泡茶泡方便面听他们侃。第一个礼拜我去了，第二个礼拜我去了，第三个、第四个都去了，但是到了第五个礼拜我故意不去了，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在该显示自己重要性时一定要显示自己重要性。结果过了一会儿，徐小平的电话果然过来：“兔崽子，你怎么还不过来？”13．……他不把自己当人看，也不把别人当人看。所以我们寝室很快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互相打击互相讽刺互相污辱。就形成了个习惯：晚上不污辱一个人绝不睡觉。到后来觉得没劲了，就自我打击自我讽刺自我污辱。为什么？你来污辱我，不如自己先污辱自己。你说我是猪对不对？我说我连猪都不如怎么样？但是带来一个非常优秀的后果：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能非常坦然地处之。这种感觉非常好。14．这算什么污辱阿，如果遇到我这种人，不请我吃饭，老子下次也不请你吃。15．他从小5岁就能把离骚背出来,他自己说的，8岁就通读金瓶梅。同学们，一个8岁就通读金瓶梅的人18岁肯定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了。16．你再有钱，再有名声，你就不是人。17．在大学阶段，你或多或少都会深刻地爱上另外一个人，不管是男的爱男的女的爱女的男的爱女的还是女的爱男的。……就变成了单相思，最后你变成精神病对方都不知道是因为她，那你说你多亏啊，你至少在精神病以前让对方知道我是因为你我变成精神病了，对不对，让她至少要有点心理负担嘛……18．不能一次就放弃了，至少要追10次，而且不能一天追完，同一天追10次一点感觉都没有。至少要用10个星期阿，每个礼拜做一次深情告白:iloveyou,对不对？如果10次不成就算了，因为你已经努力了，千万别弄到100次200次，最后出两个神经病：一个被你追出神经病，一个自己变成神经病。19．要爱就爱得一心一意，死去活来。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爱你爱得深沉。一定要有这种感觉。20．一定要大度，祝福他们吧，让他们相爱吧让他们结婚吧让他们离婚吧——21．千万不能做极端的事情，说老子把你捅了，再把自己给捅了，这就两条命没了。结果还有第三条命，本来未来某个时间还有一个跟你有缘份的人在那等你，等你的人左等右等没等到你来，结果她也把自己给捅了。22．所以我吃鱼也下不了筷子，因为如果我吃掉一条公鱼，还有一条母鱼在家里等着它。所以，我吃鱼一般吃两条。23．当时我们班谈恋爱谈了10几对，完了大学毕业以后结婚3对，2年之内离婚2对，到现在为止还有1对，这一对就是王强老师夫妇，他们两个现在表面上还过着幸福生活。24．要相信未来一定有人爱你，只要你生下来有性别。25．做了条船划到湖中央，结果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就想这种地方请求不是最好：要不就是答应我，要不就是跌下去淹死。柴静广州方所演讲：独立，不是不听话，而是只听真理的话谢谢方所，也谢谢今天远道而来的各位。他们之前没有安排广州，是因为告诉我说，在广州，人们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全场笑声】但今天来了，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不至于那么悲观。来之前，刚才有北京的朋友电话我说，听微博上说来了很多人，他说怕现场出麻烦，我说我有这个把握应该是不会的。因为那天在西单的时候，也来了三四千人。当时在地下车库里面，又黑又冷，大家排了二十多个弯。那时候，西单图书大厦的保安就特别担心，然后，人在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声音会提得很高，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肢体动作，会很着急，说话也会比较……不那么考究。我一开始会有点儿担心我的读者跟他们发生冲突，后来这个保安过了一会儿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保安脸上特别顺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很少看到这样的读者。他说下去的时候，底下又黑又冷，但是那么多年轻人排在一块儿，没有喧哗、地上没有垃圾、彼此没有冲突。他说，我本来是气势汹汹地下去的，结果他们还向我道辛苦，所以他的声音也就低下来，然后每个人也可以听到彼此的讲话。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的读者或者我的博客的观众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都是爱书之人，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汇聚在方所，这是阅读带来的力量。谢谢大家。【全场掌声】今天因为站着的朋友太多，我对你们也道一声辛苦，所以呢我的讲的时间也会比较短，我想我也就大概讲十分钟左右，然后跟大家……【被观众的声音打断】我知道，我会尽量留一些跟大家互动的时间。因为这本书已经面世，你们都拿在手中，实际上我更想听到你们的想法、建议和批评。一半也是因为我自己可以讲的已经很少了，在首发式上我所讲过的内容我也不必再赘述，在书中已经呈现的东西我也不用再重复。其实我还是蛮想讲讲阅读的。大家今天处身于这样一个地方，都是从小在书本当中长大的人，你们可能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或者九十年代，可能很难体会一个生于1976年的人，在山西的环境里面，她能看到的书是非常非常稀少和可怜的。我可能只能看我爸的中医杂志，和我妈那个批判胡风的文件，这么一个滋养，它是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丰沛和强壮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爱读书的人，他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他能够有一份相对从容、无视喧嚣的一点点气息，还是因为书本教给他的东西。我小时候能够看的那个杂志叫《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现在你们可能看得少，但是那是我少年时期几乎是唯一能看到的杂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发刊词，是他们的总编写的，那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他列了十条。第一条是，你看到公家的水龙头开着，你却不去关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然后，一个经常讽刺善良人的人，这样的人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一个讲话的时候总是说“我我我”的人，也不可以做一个好编辑。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老师和家长还没有来得及去教养孩子的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靠着这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启发的契机，才开始心灵中土壤的一点点培育。所以我是由读书构成的。讲到第二本书（注：即《看见》，柴静的第一本书是《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我写到在2009年的时候，我面临我的生活中两次大的事件让我写这本书。一次是我离开新闻调查，一次是引领我进入央视的陈虻去世。这两件大的事件把我活活地从原来的生活里面，你以为特别坚固的生活里面连根拔起来，然后移栽到其他的土壤里，不由分说，也没有人向你解释，你所有的安全跟归属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它也是一个人心灵独立的开始。因为你没有一个共同体可以再去依附，这时候你就必须去建构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靠什么来开始，我觉得我是靠阅读来开始。人在困惑当中，在书页里面来寻找共鸣。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顾准文集》。简单地说，这不是一本书，因为里面包含了顾准的日记，包括了书信，包括他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对这个出生在建国之前的，十几岁就当了会计的，上海财政局的局长，他在年届壮年的时候，被拿掉自己的这个职位，是因为他不听话，他总是不想做一个盆栽植物。所以，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睡不着觉，听着外面的车马声稀少下来，然后又再喧嚣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前的自己腹中空空，只有报章杂志之学，但却喜欢对人对事空发议论。他说“现在想起来不免可笑”。于是他在六十年代初那样一个气氛当中，定下心来，把脚扎进土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志于学。他以那个年代可以掌握的英文去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他拼命去学习数学，在严寒当中感染了肺炎。也就是在一个狂风可以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里面，他就靠着紧紧地扣着地上的两个小石子，来保证自己不被吹走。一颗石子是知识，一颗石子是逻辑。他抱着两颗石子，让自己求是、求实。所以顾准对我的影响就是，在当年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他交代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他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他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了两个字，叫“读史”。一个人能够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能够以阅读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发牢骚。当他明白了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切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现实。但是当时最让我触动的是，顾准当时被下放到河南，他当时在那边做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捡粪。他以后做到了，新鲜的粪便，他可以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放在自己筐里面，完成劳动。他跪在地里面劳动、血肉模糊，这是他的处境。但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研读现实。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心中有愤怒吗？有的。但是他从愤怒出发，却向更远处走去了，这就是读史。但他内心让我最触动的一点是，我以为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不赞美、不责难，只求了解认识，但是在1961年他挑着担子，在终于回城的时候，他说他一步三回头去看农村，看凋敝的农村。他说他心里面那时候像刀割一样。一个人试图冷静地观察，又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有一种不能释怀的关切，他教给我，如何有一个安身立事的态度。他工作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三里河。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那条河边走一走，想起他暮年的时候，带着一个白色的帽子，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但我的心里猜想，他是为文革期间服毒自杀的的妻子服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买过一盏双头台灯、绿色的，放在自己案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买这盏台灯，他说，他曾经跟妻子商量过，能过上平安日子的时候，两个人买一盏双头台灯各坐一端，以此夜读。这盏台灯让我心里面也很难受。每次从我的窗头能够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在想，假如顾准生在此世，假如给他一张像我这样平静的书桌，这样的头脑和心灵能够创造出什么。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曾经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经受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幻灭，他只是迎身而上，去追逐现实的最顶端，他要把那个杯子的底部掀过来，去看一看底下刻的是什么字。这就是穷究事理的逻辑的力量。有了这样的力量，任何事情权力都不可能让他的头脑屈服。所以他就像贝多芬旋律当中不断回旋的那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全场掌声】下午采访的时候，记者曾经问过我说，谁在采访中对你的影响最大。后来我想了一下，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采访的知识要多于任何一个从业者。在这两年当中，我反复看他的书，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在这本书当中，原本一个非常凡俗的一个情爱故事，也是报纸上登载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结尾、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做了别人的情人，最后成为丑闻卧轨自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看到的类似的新闻，托尔斯泰把它变成了百万字的小说。他从结论出发，去倒推人的心灵轨迹，他在想象当中抵挡了这个事件任何一方的内心深处，在这个通往人心灵的过程当中，他也克服他的道德偏见。他曾经也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她是一个得到这样结果是必然之事的人。所以他的题词是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深渊在我必报应”。但他后来自己说，在他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对人心灵的理解超过了他对道德的判断。以致于这棵树上的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茂，开出越来越多的花朵。人们也超越了小市民道德的简陋的判断，而抵达人的心灵。他在这本书当中，对安娜、对安娜的丈夫、对安娜的情人，每个人物都给与同等程度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因为他美化任何一方，只是因为他深化了每一方。在这个深化的过程当中，生活在此侧的人和生活在彼侧的人都同时得到了呈现，这也使这个事件得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所以他的书对我有一个启发。我曾经以为采访的客观是不对任何一方投入感受，但我从他身上了解到的就是，一个作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人心灵的知识，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对生活在此侧和彼侧的人都投入感受，都公正地呈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才有可能呈现这个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本来嵌在什么样的秩序和结构当中，什么必然发生，什么不可避免，什么不可能产生。那么有人会问说，我们阅读、我们认识世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就像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除了呈现我所看见的，我的终点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没有终点。人就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能服务于任何一个目的，尤其是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人。【全场掌声】出生在1976的人，我降生的那个宅子，是我们家族有将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合局地。我的奶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妈，在文革当中辍学，我是第一代，能够接受现代教育、能够用自己的自由的意识去决定自己命运的女性。我从大的共同体上剥落掉自己，曾经头也不回地摆脱掉任何集体，试图建树自己，就像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从共同体当中剥落。但是已届成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需要归属感。人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归属，那么归属从哪里来？不再是过去的宗族、血亲、单位，不是那些使人僵化的理念，像水泥一样动弹不得的，真正的归属，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创造和愈合。当我们志趣相投、目光相汇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出属于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记者的责任。在未来这些年当中，在时代能够容忍的前提下，我将为这个，付出我全部的心力。谢谢大家。【全场掌声，持续】新东方王强：天分，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剑桥何以能是剑桥？因为它能从生命的平凡中见出不平凡来，或者它能把生命的平凡硬是锻造成不平凡。剑桥的这些迷人的故事让我真正领悟了思想家伏尔泰的话：天分乃是持续不断的忍耐。每次读金耀基先生的《剑桥语丝》，我总要细细品味那篇“剑桥一书贾”，让心灵一次又一次重温他笔下饱含真情流淌出的那些“充满人间温暖与尊严的故事”。我虽尚无缘份走进梦中的剑桥，金先生的文字却让我开始思索剑桥何以能是剑桥。金先生说，剑桥人对所有地位显赫的“剑桥之子”固然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出感念和爱戴，就是对在世俗眼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对剑桥做出过贡献的人也同样肃然起敬：一位负责大学打字室工作的少女，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美丽和青春化作打字机上的一个个单调的字符，敲出了生命的星光，成为剑桥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女性；一位石匠，默默无闻，一斧一斧地凿击，把一生的心血融化进剑桥宏伟建筑的石块中，让生命的坚毅变成永恒，剑桥人感念他，授予了他同样高的荣誉；一位旧书商在剑桥经营书店，为剑桥学子提供了无数精神食粮，四十年风雨无阻直到生命的时钟走到了最后一刻。剑桥人感念他，破例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名义为他出了纪念文集。复旦大学陈果：人生与心智1.关怀心。一个真正有关怀心的人，是应该首先关怀自己，自己做到出色，才能有资格关怀别人。关怀他人时是不期待感恩的，施予关怀是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信念：助人为快乐之本，关怀是要正式我内心深处世界的富足。2.朋友。人为什么要有朋友，朋友是你精神上的需要，朋友不是拿来用的，你真正遇到麻烦的时候，一般也不会想到去麻烦朋友，而是麻烦一个不太熟的人。真正的朋友是二人世界。我们很安静，但是不冷清。多一个人就难免会有不能共同讨论的话题，这就是一种分心，从一种不设防变成了一种社交。三个人的世界太拥挤。如果你把朋友当做了男女朋友的备用，那你就侮辱了友情和爱情。朋友是奢侈品，奢侈的东西都是不实用的东西（黄金、美女）。这种东西拥有了就该满足，因为真正的朋友，除了友情，什么也不能给你。朋友是帮助彼此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对方。当我们了解了朋友的真性情之后，要竭尽全力去呵护、捍卫、保护他。但这种保护是不需回报的，甚至不需要任何回应。高尚而真实的情感是朋友唯一的基础，也是一切的基础。友谊会毁于虚伪、矫饰。你无须解释，我足够了解你，所以不会怀疑你。因此，在成为朋友之前，相当严格的怀疑是必须的。朋友不会取消孤独，而是教会你如何更好的领受孤独，让你在孤独的时间不会再觉得冷冰冰的，因为有朋友的同在感、精神的默契感。此时的孤独是温情的状态、充实而美丽。3.孤独和寂寞不是同一回事。什么是孤独？孤独是从人群中偷来的享受，她高傲、优美，完全是精神的自由。孤独，是要我们有独处的时间，做到“如我所是”，完全不需要装扮、做作，不需要戴着帽子抽根烟来装深沉。什么是寂寞？寂寞是一种病，是一种精神的饥饿。既然是病，就需要治疗。寂寞的人如何找到治疗的方法？方法就是人群，寂寞的人总是需要他人的陪伴。大多数人是寂寞的，少数人是孤独的，寂寞的人打开电脑看不进去电影，打开书看不进去思想。解决寂寞的方法是社交，找几个朋友聊聊天，可社交的作用是暂时的。朋友一走，你又会陷入深深的寂寞里。痛苦的感觉不能自拔，你甚至夜不能寐，茶不知味。寂寞是迫于无奈的虚无，百无聊赖，焦灼，无所适从、无法自处。孤独不是姿态，是一份真正的境界，是心灵的一份诗意的栖居。因此不需寻找什么特定的安静的角落。孤独不是故作姿态，孤独是一种心境。沉默未必是孤独，孤独没有任何形式，那是孤独者精神上的自我流浪。装出来的叫浮躁，那是一种虚荣心，是为了招揽目光。抽烟或是饮酒，只是用一种麻痹的手段或是摆酷的手段，来营造一种孤独的虚假的表象。没有思想、没有精神的人是孤独不了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寂寞者而已。孤独的人通常是这样的，内心很丰富，不需要外界的交流与肯定。孤独的人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他们关照自己的内心，接受一切喜怒哀乐，而不与抗争。周围的人太多，于是我们对人群淡漠。我们很多人喜欢旅行，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希望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自我放逐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避开别人？因为孤独者即有趣者。孤独是我自寻的消遣方式。孤独没有某种形式可循。孤独不是刻意培训自己、让自己具有某种思想、某种气质。孤独是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人离开母体之后，便再也没有与任何人在物理上同在过。孤独是我们的命运，但这绝不是糟糕的事。当我们无法改变命运时，顺从的、恭敬的领会它。这是幸运的，思想者在心灵上孤独，孤独者极其丰富有趣、拥有最诚实可靠的朋友。思想源于孤独。孤独是由思想带来的气质娴静淡定对环境没有刻意的要求：独处或身处热闹是自己的心境。4.学会感恩。西方为什么会有感恩节，就是需要大家在节日里去反思自己所遇到的一切，去感恩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给予自己知识和认知的每一个人。接受他人的帮助时要有感恩心，不帮你是正常的，帮你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奉献，值得铭记。没有什么“理所应当”的爱。他对你的好，是因为他爱你，落实到行动是对你的理解、包容、奉献。爱，归根到底是只付出、自我的牺牲、对他人的关爱。爱让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在距离之外的暖意。但是我们往往容易铭记一个陌生人对我们的一点帮助，但却记不住离自己很近的人对自己付出。人往往缺乏远见。只追求远处的一个个层出不穷的目标。人对自己亲密的人无比残忍、冷酷无情。认为理所当然。感恩的传统。对对一切都要感恩，身边点点滴滴的善意。感恩不是一句“谢谢”。落其行。“涌泉相报”不只是对给你善的人，而是给与全世界你能看到的所有人——被善感染之后，要去感染其他人、分享给其他所有人。把目光放在已经得到的东西。犹太名族的远见：到处播洒善。不要拒绝接受爱，这不是软弱。不要害怕奉献自己的爱，这不意味着丧失，相反，从侧面反映了你的富足。5.思想的自由是最高的独立。少一点人云亦云，多一点扪心自问；少一点自高自大，多一点自我检省；少点夸夸其谈，多一点踏实践行；少一点偏听偏见，多一点海纳百川。语言总是很简单，但是落实到行动的时候总是经过长久的努力。少一点偏听偏见，多一点海纳百川需要思想左右，我们对于任何忠诚的声音，都应该打开思想的大门，但不要向任何的偏见妥协。这些偏见可能社会的偏见，政治的偏见。可能是家人因传统造成的偏见，但是造成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人是在不断批叛自己的行为当中而不是批叛他人当中得到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思想的自由是一切美好情感存活的基础。如果你不热爱你的生活，你的精神已死，如果你不热爱你的专业，你的学术资历已死。如果你不再热爱着你的对象，你的爱情就已死。相爱或者死亡。思想的自由决定着我们的自主的选择，我们选择着自己的所爱，追求所爱。所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句空话。自由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不去做，自由是带着枷锁在跳舞。如果没有了枷锁，会飞得不着调的。所以我们的自由就是带着法律的枷锁充分的跳舞。后感：1.为了有资格关怀别人，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关心好自己，努力生活，让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精神更有能力关怀别人。2.人群当中更需要的是孤独者，因为只有孤独者才能创造思想。3.朋友，是一种精神食粮，是一种奢侈品，在这个利与欲横流的世界，人有几个真正的朋友真的不简单。4.感恩心，如果每一个人都怀有感恩心，我想那些犯罪机率会很少很少，但缺失的是人好少有人会去理解感恩心，对自己越亲近的人越残忍，我想这也是中国越来越高发的离婚率的最终源头，很多人都认为对方做的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去想过他是因为爱才会去做。而另一方应该回报的是感恩。5.思想的自由确实是最高的独立，我们因为有思想才会向更好的目标发展，向更美好的事物追求。这些是大学生的课，面对这个社会，这些好像有些空白无力，却无时无刻潜移默化的生存在我们的世界，只是如果用这些直接去行动的话，在现实中会有更多的挫折。这些根本还是要有人传接，但愿遇到现实后少些变质。各位财大的同学：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稿下午好！好了，接下来，就让我出声，你们就不用出声了看到热气腾腾的这个场面，就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对我来说，大学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四年。前天晚上在广州，因为做亚残运会的志愿者，我们大学的几个同学，即使很晚，也要一聚，因为他们是你一生的朋友。第一个，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维系和发展那种一辈子很难遇到的集体的友情。舒婷有一句话叫“人到中年，友情之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日渐凋零。”但是，在大学里面所结下来的同学情谊，可以贯穿一生。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丢掉大学四年在你这一生里无法复制的这种集体友情。即使你在谈恋爱，也要融入集体当中，去分享那种骑十几公里或几十公里自行车去踏青，一帮人昏天黑地地打牌，考试前一起临阵磨枪的这样一种记忆。第二个，在大学期间一定要锤炼自己非常坚强的心理素养。我们总谈一个人业务素质很高、身体素质很好，但我衡量一个人经常是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心理素质足够强的人才可能成功。在大学的时候你会面对失败吗？你学会面对成功吗？我工作这么多年，回头去看，是有一颗还比较强大的心脏帮了我足够多的忙。我也有机会看年轻人的成长，有的时候会很好奇，哪些人更容易成功，而哪些人不可以。到最后就发现，心理素质足够强的人容易成功。因为打击对于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会演变成一种自卑、压抑；对于心理素质足够强的人，反而越挫越奋。拥有一颗还算强大的心脏，这是将来走向社会的必备条件，而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条件。（挤在会场外面的人太多，白岩松中断演讲问：“外面还有多少人？如果你们愿意，台上可以容纳三百多人，大学应该不拘一格。”结果外面听众欢呼涌入，讲台上坐满了人）第三个，大学期间一定要学会用脑子开始思维。我们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跟同龄人是没有区别的，是什么让你们在4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区别？学校里专业的设置与其说是给你们专业知识，不如说让你们习惯用专业的思维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大学毕业后，我已经习惯了用新闻人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有的同学学法律，他们已经学会用法律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而学理工科的同学，会用理工科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跟什么成正比呢？跟你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不可替代性强，获取自己更加稳定的位置和向前进的速度就更快，但如果你随时可以被替代就很难。我们有的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一个月挣的工资很低。比尔·盖茨经常飞来飞去还打牌，却那么有钱。没办法，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而很辛苦的那些工作，随便把我们拽过去培训不到一天，立即就可以从事那工作，也就是不可替代性太弱。不可替代性需要你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方式，需要你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我们经常说我也能和别人一样，但你能做到别人无法和你一样吗？比如说干新闻的，每天对我们的考验都是拥有独家新闻。但现在这个时代，新闻没有越来越强的独家占有的可能，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在传播和发布新闻的当中，你的竞争性强吗，你的独特性强吗，你的思维和语言表达具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挑战，这就是竞争，都跟思维方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第四个，学习、工作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见到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来实习，我问：“校友？”“校友，广播学院的。”“几年级？”“一年级。”“从明天开始本单位不接受你实习，回去上课。”我当时还是有点小权力的，把他撵走了，我不能够接受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实习。你知道你要什么吗？你知道你需要填充什么吗？你不能够拥有一个系统的专业的训练，包括知识的训练、思维方式的训练的时候，实践对于你是没有意义的。我知道现在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心猿意马，总觉得要尽早地去实践，好像就跟未来的工作建立了关系；有相当多的学校大四的毕业实习和论文形同虚设。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毕业实习是由学校统一安排的，并且毕业实习鉴定成为我们很重要很在意的东西。而现在很多的学校管理不严，导致学生毕业实习的时候是放羊的状态。如果我们的大学为社会提供的都是有残缺的作品，社会又怎么会这么放松地接纳你们呢？我想说的是，没有必要一开始，在你的理论、你的思维方式以及你的专业知识，都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就急于去实践。工作、婚姻、恋爱和成功都非常非常相似，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过程做得好必有好结果。为什么不用去做好一个过程的方式，求得一定还不错的结果呢？第五个，你终将要面对社会，社会需要的并不是拿了就能用的成品，而是需要可成长、可进步、可学习的这种人。我多次参加过招聘，我从来不看他现在所达到的水准，我看的是他具没具有再生长的空间。我2003年招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没有看到过电视的优先，为什么？因为媒体会进入一个跨媒体的时代，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啊，但你仅仅会电视而不会其它，我如何教你呢？我不要求你来了立即就成为师傅，你可以是我的学生，但你将来有机会成为师傅。那批招进来的，新华社的有，报纸的有，各行各业的都有，其中也有一部分电视的。这些人现在是我们的中坚力量，而且非常好用。其次，我特别在意心理素养。我得知道这哥儿们抗打击能力强不强，这姐儿们是不是一有了挫折就给我哭。为什么柴静在一篇博客上说，白岩松有一天告诉我，你不要穿裙子上班。我是在悄悄地提醒她，你是一个新闻人！新闻人出差的地方，山崩、地震、矿难随时会发生。有一次，柴静来了以后，我告诉她，请赶紧回家，收拾行李，一个小时之后，西源机场起飞，青海地震。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性别概念的。所以，心理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其实工作也不相信。另外，我衡量一个人的新闻素养，不仅仅是看他抗打击能力强不强，我还要看他抗表扬的能力也是不是足够强。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折在挫折上，而是折在头一两次的成功上。头一两次的成功，飘飘然了，原本有一个还不错的上升空间，就被他自己给堵住了。此外，我当然是格外格外格外地看重一个人。有人问，你用什么数据来看一个人是不错的？我凭直觉，我能感觉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合作的时候，只有人格、人性相当不错的人，才有可能进入合作的团队当中，才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所以做人是人一生中永远也无法改行的行业。时代不管怎么变迁，终归衡量人的标准变化不大。1993年我曾问过上海的一位哲学家，为什么现在的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进步都如此之快，但人们仍然需要一二百年前的音乐去抚慰心灵？哲学家就回答了一句话：人性的进步是很慢很慢的。有一个人很逗地问过我，你既然没有发过邮件、打过电脑，你怎么就知道犀利哥呢？唉，我当时就特别同情这个朋友，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会打电脑固然可以，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了写字跟思维之间这种同步的速度。我之所以不打电脑，是因为我等不及我的脑子，它更快。说到思维方式的时候，也要从一种传统中的禁锢中走出来，必须得改变“这人是好人，那人是坏人”的想法。温文尔雅的人依然会有不齿于展现在大众面前的怪癖，你亦如此。要不把每一个青年成长的过程，都告诉他们父母的话，父母会感觉到惊心动魄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妈我偷着喝酒、抽烟、旷课等很多不好的事情，身边的人也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们都这样了，还要去衡量别人百分之百的好还是百分之百的坏呢？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离开大学校园，我们要带着什么去走向社会呢？上大学的时候，我与你们一样，都浪漫地憧憬着大学生活，大学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梦想。但是当你真正走进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幸福的事是百分之五，痛苦的是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平淡的，日复一日。而聪明人会善于把这百分之九十的平淡转化为幸福，不聪明的人会善于把这百分之九十的平淡往痛苦那靠。我给你描述一个婚后的状态：老公在那儿看电视，拿着遥控器在那儿看报纸；夫人在那儿织毛衣，偶尔看下电视；孩子在那儿写作业，一晚上没多少话。一会儿泡完脚说，睡吧。我问这种状况怎么样？很多大学生说，快离了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对于相当多的四五十岁的人来说，这是能想象的一种最幸福的生活。生活不会是天天放礼花的，礼花之所以好看是偶尔放一下，天天放的话，受不了。前两天公布了一个中国人的婚恋状况报告，说百分之七十的女性要求对方必须有房，希望对方有房才能结婚，男性百分之五十。我觉得百分之百的女性都希望有房，而现实生活中，不会百分之百的男人都有房。不会，中国永远都做不到。那么中国的女性都单身了吗？人们总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而结合的，就像我跟我的夫人也是在居无定所、前景不明朗的时候结合的，但是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非常简单去想，就能够把平淡过成不平淡的滋味。其实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极其平淡，报题、想选题、看报纸、做直播，然后回家，大致如此。生活就是这样，只有做好了迎接平淡的准备，才有可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辉煌；如果认为生活都该是辉煌的，那就注定平凡。有很多人问我，白岩松你是不是现在成功了呢？我一直都喜欢跳高，这并不是我擅长跳高，而是因为它像人生的一种比喻。你有没有发现跳高的一个特点：越过了一个高度，就一定要摆上新的高度。即使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没了，他已经是冠军了，他一定要再升一厘米，过了他就会还要再升，也就是说，他一定要以最后一跳的失败来宣告自己的成功。我觉得这太像人生了，人最理想的一辈子，就是以最后一跳的失败来宣告自己的成功！很多人在说，现在年轻人不容易。我非常理解，全社会应该关爱你们，但是，不必溺爱。有人说，我们现在买不起房子，我们太痛苦了。谁说二十七八岁的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了？日本等国家一般是四十来岁才可能拥有自己比较稳定的住房，中国人就非常性急。本人拥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时候，都32岁了，是在租了八年的房子之后，连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流浪的路途中生的。你说，哪一代人的青春容易？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流行的一首诗的第一句就是“21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可见，大家也正在沼泽地里。所以，去放大青春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去享受这个日子，把平淡的日子往幸福那靠；所以，期待你们的将来。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应该考大学了。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儿什么。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我们那时的中国虽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我惟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2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惟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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