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 要]区域音乐史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地域上涉及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等区域，内容上涉及整体性研究、音乐生活与音乐文化研究、音乐家与音乐创作研究、艺术音乐与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教育与音乐社团研究以及其他研究等方方面面。鉴于目前研究的总体情况，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仍面临在整体研究及理论架构研究上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对象上有待进一步拓展，在史料建设上亟待加强等诸多问题。

[关键词]区域音乐史；区域音乐史学史；区域音乐研究

区域音乐研究最近些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统计了1980—2010年有关区域音乐研究的文章，多达708篇。①也有学者统计了1990—2013年间文题中含有“区域音乐”的论文达81篇。②从目前整个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理论的情况来看，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来谈区域音乐研究的占了绝大多数，而从区域音乐史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并不多。笔者站在中国音乐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区域音乐研究”到底研究什么？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都有哪些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能看出哪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成果进行梳理，进而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回答。关于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本文所搜集的资料在地域上主要涉及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在形式上主要以论著与论文为主，其中论文包括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根据所搜集的资料，按照其研究的层次与内容不同将其分成整体性研究、音乐生活与音乐文化研究、音乐家及音乐创作研究、艺术音乐与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教育与音乐社团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几部分。

“区域音乐研究”从概念上来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区域”，另一个是“音乐研究”。这里的“区域”主要指什么呢？一般是在现在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的领域范围之内再来进行划分“区域”。这个“区域”的划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划分，如行政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民族区域、经济区域等。行政区域主要按行政区划来划分，按省来划分如浙江省、江苏省等，省下面可以划分成地级市，市下面可划分成县等；地理区域按地理特征来划分，按地理位置划分如东北、华北、华中等，按河流、山川、草原、森林等划分如长江流域、太行山区、呼伦贝尔草原、神农架林区等；文化区域按文化的类型来划分，如荆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民族区域按民族的居住区来划分，如藏族区、蒙古族区等；经济区域按经济的集聚性来划分，如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除此之外，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划分。总的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一个明确或大致明确的空间范围，还应该考虑到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空间的变化。“音乐研究”这一概念如果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应该包括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而中国音乐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区域音乐研究”中，“区域音乐史”的研究自然是必不可少。这里的区域音乐史的研究，有通史与断代史的研究，断代史有古代、近代、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有专题史的研究；有对某一问题的史学研究，等等。

一、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鉴于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通史研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通史研究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区域史、断代史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应该说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起并被广大学者所关注，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已经有一些关于区域音乐史的研究。

1949年以前主要有以下一些文章：吴伯超的《国立音乐院成立记》①、杨仲子的《北平音乐教育运动》②、陈超琼的《如何发展广州音乐》③、微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琐记》④、欧漫郎的《私立广州音乐院概况》⑤、张贞黻的《上海管弦乐团》⑥、悔庐的《南京戏曲音乐院成立之经过》⑦、星芒的《谈谈京沪盛行的淫靡歌曲》⑧、费黑萝的《介绍武汉合唱团》⑨、远诺的《长沙的音乐工作》⑩、鲁之翰的《重庆五月抗敌宣传音乐工作素描及其他》{11}、成民的《皖南的救亡歌咏运动》{12}、吴德良的《贵阳的歌咏工作》{13}、白石的《音专素描——从八月到十月的学校史》{14}、朱英的《音专十年的回忆》{15}、王义方的《武汉华北宣传队的民众歌咏工作》{16}、郭可诹的《新音乐运动在贵阳》{17}、赵启海的《绥西歌咏漫谈》{18}、联抗的《曲江歌咏运动的经验与教训》{19}、江鹜的《新春歌咏工作在昆明》{20}、南方音乐代表的《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21}、马可的《陕北土地革命时的农民歌咏》{22}、小郑的《在上海的外国音乐家》{23}、秋作的《沦陷后的北平音乐概况》{24}、通信的《西北音乐家介绍（一）、（二）》{25}、孙尊武的《西北音乐教育的过去现在与将来》{26}、李中艺的《华北音乐活动概况》{27}、陆友、叶枫、彦军的《西北战场歌咏活动概况》{28}等。

以上文章在研究的区域上涉及了北平、上海、广州、武汉、重庆、长沙、成都、贵阳、昆明等多个城市，也涉及了比城市范围更大的国统区、西北地区、华北地区、陕北、皖南、绥西等区域；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音乐教育及其机构、音乐社团、音乐活动、音乐家等方面；在研究形式上，以具体问题研究为主，较少涉及专题研究，几乎没有整体性研究。鉴于整个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仍处于起步期，尽管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涉及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介绍性的文章为主，大多对相关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论述。

1949年至1979年，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并未取得较大的发展，研究所涉及的区域以及内容都十分有限。主要有以下一些成果：王莘的《天津市音工团红五月以来的活动》①、李波的《回忆延安的秧歌运动——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十五周年》②、麦苗的《新疆各族人民音乐十年来的发展》③、安波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④、李凌的《重看秧歌剧断想》⑤、李凌的《回顾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的成立》⑥、烁渊与曹畏的《中国土地上第一支西洋乐队——漫记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变迁》⑦、李凌的《延安鲁艺音乐系第二期散记》⑧、李凌的《星海在延安》⑨、李凌的《香港中华音乐院和新加坡中华艺专》⑩、聂丽华的《聂耳在故乡》{11}、刘己明的《张曙同志在长沙》{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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