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与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

[摘要]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有自己的学术史，都有其萌生、发生、发展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约半个世纪，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已鲜明地表现出这一学科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它是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催生的产物，“救亡图存”是其担当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民族危机；救亡图存；世界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2-0016-09

[收稿日期]2015-01-20

①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越南、泰国、缅甸、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苏丹，东非、北非、中非、南非和西非诸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英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智利等。

18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日之将夕”。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处于“大乱”前夜，而欧美资本主义则在迅速发展中。“掠夺”是西方列强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为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它们不择手段要打开中国大门。19世纪中期，中国“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国的世界史编纂或中国人民最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救亡图存”则是其萌生的土壤。笔者以为，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约半个世纪，可视为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时期，它是时代呼唤的产物。中国的世界史编纂自萌生起就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尽管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可避免无法逾越时代的局限，但这一特点始终延续下去，一直传递至今。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硕果累累，为海内外学界瞩目，已非同日而语，但重温“救亡图存”和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始积累”时，曾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做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1]（p. 861）马克思还认为，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商业战争”，是资本主义在美洲杀戮土著、在非洲贩卖黑奴、对东印度进行征服和掠夺的继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拥有商业强权，而且也拥有军事的和领土的强权，长期垄断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直到1833年才被取消。此后，英国和西方列强的资本更广泛进入中国，封建的中国已日暮途穷，中华民族面临着越来越加严重的危机。

华民族严重的危机中的违纪鸦片战争爆发前，列强意在中国争霸，已经开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例如，于19世纪30年代，俞正燮编撰有《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萧令裕撰有《记英吉利》；叶钟进撰有《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主要是记叙中俄关系和中英贸易的历史。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为了解西方列强的历史与现实，大量收集外国人撰写的报刊书籍，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译出大量的外文资料，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根据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亲自润色、评述，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以及宗教等等①。《四洲志》开风气之先，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外国史地的志书，被公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名著之一。《四洲志》并非是简单的史地资料汇编，而是在编撰过程中画龙点睛，不时加入编撰者自己的见解，这些文字或多或少，都明确地表达了编撰者的观点，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编译到美国（书中称“育奈士迭国”，部落联邦之意，即美利坚合众国）的相关内容时，将美国的联邦制与中国封建的郡县制进行了比较，书中写道：“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出，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森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2]（p.155）林则徐的这些认识，表明其不愧是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朝野震动。举国上下深感奇耻大辱的同时，一些人开始重视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御夷之策”。这股新思潮由知识界开始，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世界的风云变幻及历史渊源，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内忧外患加快了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研究外国史地的高潮。这“不仅冲击了当时学术界沉闷的局面，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新的局面，而且在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p.93）。

1841年6月，林则徐在发配到新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镇江）与魏源相会。魏源一生经过了乾、嘉、道、咸四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刻的变化之中。魏源敏锐地认识到，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开始。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在悲愤之际完成了40余万言的《圣武记》，回顾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历史，更重视如何从战败中汲取教训。他逐渐认识到，今日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已经不是历史上落后于中国的“夷狄”。应该承认他们的长处，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落后，然后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实力增加，不再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所说的“悉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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