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刍议

[摘要]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国内规模大、影响力较强的一所大学。它的历史教学及研究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对我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大重视对历史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并为我国历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民国时期中大的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对我国历史专业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及当代新一轮的高校历史教学改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52-07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5月16日，国民教育行政委员会聘请胡刚复、蔡无忌等为东南大学接受员。6月9日，教育行政委员会仿法国教育制度，颁行大学区制，江苏、浙江两省先试行，各省区设立一所大学，并统管全省教育。教育行政委员会于同日明令规定，以东南大学为基础，将河海工科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学校等9所江苏境内的专科以上的公立学校合并，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发布训令，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5月16日，又将江苏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抗战爆发后，中大迁至重庆，于1937年11月在重庆沙坪坝校区正式上课，“在所有迁往后方的大学之中，中大是最幸运的一所。一则是中大迁得最早，其次是搬得最彻底，以致图书教材，损失不致惨重，师生质量没有减低，图书仪器依然完整”。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大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减缓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中大在重庆的十年期间，发展成为全国招生人数最多、系科设置最齐全的高等学府，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之大学”。

中大的历史学系源于南京高等师范的国文史地学部，1919年南高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学部，“意在以史地与国文并重……以应当时之需要也”。1920年，正式成立历史学系。第四中山大学组建后，历史与地理合为史地学系，属“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由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系、政法学系、经济学系和江苏法政大学合并改组而成”。1928年秋，历史学系独成一系，归入文学院。抗战时期中大历史学系又是文学院四系中学生人数仅次于外国文学系的一个大系。中大的历史教学及历史研究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基本上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运用档案文献资料，对中大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进行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历史专业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及当代新一轮的高校历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雄厚的师资力量

学者是高学术的化身，师资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代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定要出色。”师资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大学的质量。为此，中大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罗家伦执校时期，他从延聘师资人手，极力挽留原有良好教师的同时，随时添聘专门学者。为提高教学质量，严格把好教师质量，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我对于老年的教授十分尊重，对于青年学者十分热望。在中国各方面人才缺少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有新血统来补充。”而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极力维持定期发薪，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也毫不含糊。到抗战前，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张贵永等人，罗尔刚、黎东方等教授先后在中大历史学系兼任教授。史学的各方面，都有人任教，这些史学教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无论从师资本身的知识结构、学术水平、学术理念等各方面都为史学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创造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展。

在民国期间，先后在中大(包括其前身东南大学)执教的老师有缪凤林、柳诒徵、沈刚伯、朱希祖、张永贵、金毓黻、顾颉刚、郭廷以、贺昌群、白寿彝、朱汉新、郭景宇、徐仲舒、徐子明、刘继宣、郑鹤声、顾毅宜、陈训慈、蒋孟引诸先生。郭廷以、金毓黻、沈刚伯、蒋孟引、张贵永、贺昌群等先生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民国时期在中大任教的主要教授及其研究成果与方向大致为(见下表)：

雄厚的师资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保障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这些名教授上课，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其课堂教学也十分精彩。“历史系主任沈刚伯教授，乃西洋史尤其是法国史权威，每逢上课，一枝粉笔，滔滔不绝，教室满座”。“沈刚伯老师，是一位‘红牌’历史学教授，他最吸引学生的课程是《西洋通史》……因为来上课的学生人数，事实上早已超过应到的人数，很多是旁听的学生……因此对于悟性高的学生，自然而然的可以培养出一种‘历史意义’(Seiise ofHistory)”。“我对于历史的高度兴趣，主要是因为上了沈老师课而养成，我们很多的同学亦是如此。每念及此，往往要从内心表示出对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敬意”。“在沙坪坝时代，郭(廷以)先生还是一位年轻的教授，他不以口才见长，而以资料丰富取胜……我对他课程内容之充实，取材之精当，与及指导之严格，万分敬佩，所以郭老师的功课，包括民国史在内，我完全选修”，以至于“因为这些课程，对于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又如“他(蒋孟引)分析历史事件时，能够条分缕析，抓住本质，使前因后果，自然分明。品评历史人物，既有翔实的史料依据，又有中肯的剖析，更有激情的评论，学生完全被他带入历史的时空中”。

二、文理渗透的课程设置

中大历史学系属于文学院所属四系即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四系之一，面向全国招收本科专业的学生。1939年时，全系共有学生67人。到1942年时，全系共有学生75。历史系课程设置各个时期略有不同，均有必修与选修两类，全校课程均可自由选修，无论必修或选修课程，均须经所选课程任课教师根据先修课程学习情况签字同意，并经系主任指导核准。

中大早在东南大学时期，就推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社会科学之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之发展亦有赖于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史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也充分体现了文理科渗透的特色。历史学系专业课程必修科目为：中国近世史4—6学分，西洋近世史6学分，中国断代史8至12学分，国别史4至6学分，专门史4至6学分，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3学分，中国地理3学分。西洋史学或史学方法4学分。此外，中国通史(注重文化发展之部)6学分，西洋通史(注重文化发展部分)6学分，为文学院各系共同必修科。在征得选课指导员同意后，学生还可按自己的志愿兴趣，选修

其他学科之课程。这样学生可以选修史学之外的其他任何科目的课程，且选择的面很广，学科的资源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在必修课和选修课中，中大史学系又开出了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课程，重视生物学、心理学、史学心理学等基础课程的教学，以加强学生的基础。当时中大规定每位学生必须在4年内至少修满128学分。具体分配为：(1)全校公共必修课12个学分，课程是国文、外国文。(2)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门课程中，选修2门，学分12分。(3)在自然科学及数学组的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五门课中任选一门，学分为6—8分；科学和哲学必任选一门，占6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伦理学，占4学分。但总学分不得少于128学分。从上面的学分分配中我们注意到，不仅中大历史学系重视基础课程，而且注重文理交叉，实施通才史学教育。同时，学院还实施主系和辅系制，规定了主系和辅系的学分，努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课程组合广泛、综合性强，学生置身于宽广的知识领域。有利于形成整体的思想体系和拓宽业务思维。课程的设置进程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这对发挥综合优势，提高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学科内涵交融，内容渗透，这种文理渗透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学术人才的培养。

此外，中国通史是全校各院系的必修课程，也是本系历史最长的，学校对中国历史特别注重。全校性课程中国通史由历史系数名教师分别开设，学生有选择教师从学的机会，教师有互补互促的环境，有利教学质量的提高。民国时期中大师范学院也开设有史地系，曾举办史地专修科，“中大自抗战军兴西迁以来，为适应抗战需要，储备建国人才计，开设史地专修科，学制为三年，主任为李海晨”。

民国时期的中大也招收历史学研究生。中大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等四个学部。历史学部于1941年正式招收研究生，分别有专、兼任教授各两名，首届研究生共招男女学生各一名。贺昌群、金毓黻、柳诒徵等先生先后担任历史学部主任。

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1　历史研究团体的广泛建立

1919年秋，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改建为文史地部，10月1日，地学会成立。1920年5月13日，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在南高、东大众多的研究会当中，史地研究会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个，该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以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该会会员在60至100人之间，龚励之、陈训慈、胡焕庸、诸葛麒、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相继担任编辑主任或总编辑。柳诒徵(中国史)、徐养秋(西洋史)、萧纯锦(经济史)以及来校讲学的梁启超(政治)、陈衡哲(历史)、白眉初(中国地理)等教授担任指导员。

史地研究会十分活跃，在校内外影响颇大，尤其是其所组织的演讲等活动更是为人们所称道。许多史地大家、社会名流经常为会员作精彩演讲。像柳诒微作的《人生地理学》《史之性质与目的》《正史之史料》，黄炎培作的《南洋风土状况》，徐养秋作的《爱尔兰问题》，陈衡哲作的《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梁启超作的《历史统计学》，翁文灏作的《万园地质学会之赂史》《地质构造研究》，江亢虎作的《游俄杂谈》《战后德俄之现状》，顾泰来作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演讲等，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志趣，激发学生的研究欲望，乃至于提高学生的学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大西迁重庆后，于1939年5月11日在重庆沙坪坝中大校本部成立历史学会，朱希祖、金毓黻、缪凤林、郭廷以等先生及30余名同学与会。大会规定历史学会会员分为特别会员与普通会员：“中大史学系现在及前任师长均得为本会特别会员，凡本大学其他院系现任及前任之师长经特别会员二人之介绍并经本会之认可亦得为特别会员。凡中大史学系在读及毕业同学均得为本会普通会员。凡本大学史地系及以史学系为辅之同学经本会会员三人之介绍并为本会之认可者，亦为普通会员。”中大历史学会有完善的组织，设有名誉会长1人、正会长1人、副会长2人、设理事会秉承正副会长2人、大会选出理事11人至17人组成之。成立大会选举罗家伦先生为名誉会长，朱希祖先生为正会长，金毓黻先生为副会长。理事会下暂设(一)总务股、(二)女书股、(三)研究股、(四)编辑股、(五)会计股，分理本会事务，各股设主任理事1人，由理事选之，并设干事若干人由主任理事向理事会推荐聘请之。

中大历史学会的主要工作为：“(一)史学之研究与论著之刊行；(二)图书史料之收集保存；(三)古物之发掘与考证；(四)文化机关学术团体之联系。”大会每年开会一次，由会长召集，会址设在中大所在地重庆沙坪坝校区。

中大历史学会成立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学生进行科研活动，如请校内外专家作学术讲演、举行学生的论文竞赛等。中大历史学会成立后经常为全系师生举行学术讲座，从1939年5月至该年年底，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八次学术讲座，分别由罗家伦、缪凤林、沈刚伯、郭沫若、胡小石、马叔平、陈训兹教授主讲。除此之外，中大历史学会也举行学生论文竞赛，参加论文比赛者以第一、二两年级学生为主。甲乙等之论文还曾发表于丛刊《史学述林》。第一次论文竞赛为朱光庭、孙家山、李绍定、王聿均、甘斗南五君获选。这些活动对培养学术性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大历史学会还积极推进考古工作的进行，“中大史学系，自移渝以来，即努力于考古之工作，其考古之范围暂以四川一省为限，随时随地地注意及此。本会师长及已未毕业同学之富有研史兴趣者，从事史学之探讨。而考古工作即为其中之一项，尤为发掘史迹之由来也”。

中大历史系在重庆期间，对嘉陵江边之崖墓、中大农场内及附近的古墓、磐溪石阙和江北汉墓进行了发掘。“此三处史迹，各有其无上之价值。1940年5月26日，中大历史学会在重庆沙坪坝中大校本部举行古物展览会。展览古物有古泉陶器、陶俑、石刻、铜器、铁器、瓷器、汉砖及拓片、相片等，共计千余件展品。卫聚贤、胡焕庸及中央社记者等七百余人到场参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中大历史学会的成立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许多师生交流了学术心得，增强了研究的兴趣，从而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水平。

2　史学研究刊物的纷纷创办

中大史学刊物的创办最早可以上溯到东南大学时期史地研究会的会刊《史地学报》。从1921年7月开始，该学报先后以季刊和月刊(第2卷第2期以后为月刊)的形式，共出版了4年(4卷)数十期。《史地学报》设有20个栏目(门类)，曾刊发过柳诒徵的《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陈训慈的

《历史之社会的价值》，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竺可桢的《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张其昀译的《世界今日之重大问题》，白眉初的《少山多水之江苏利害谈》，徐养秋的《历史教学上之设备》，陆维剑的《中学中国史编辑商例》，张其昀的《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向达的《朝鲜亡国原因与将来之推测》，胡焕庸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史记》，还刊发过《章太炎先生致柳翼谋教授书》以及柳氏的复函等。尤其重要的是，梁启超在东大讲学期间脱稿的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胡焕庸所翻译的《美国国民史》等重要著作，也是在《史地学报》上连续登载的。

早在东南大学时期，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刘伯明、柳诒微、胡先骕等人于1922年1月1日创办了被史学家称为我国创刊最早的史学刊物的《学衡》。该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每期首页皆附有“弁言”，揭示《学衡》的出版目的系基于下列“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冀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由此“四义”即可知除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亦为《学衡》重要目标。

从1922年1月创办至1933年7月停刊，《学衡》共出刊79期。据统计，在所有79期《学衡》上，撰、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49篇)，其次是吴宓(35篇)、缪凤林(22篇)、王国维(20篇)和胡先马；(15篇)，再次是汤用彤(7篇)、刘伯明(6篇)、梅光迪(5篇)等人。柳诒徵为《学衡》在国学方面的主将，他放弃《中国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他先是与汤用彤同为《学衡》干事，后又担任总干事。此外，《学衡》在国学方面的骨干，还有王国维、邵祖平、林损、徐养秋、黄节等人，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论学文章发表。《学衡》总共刊行79期，都由吴宓主编，《学衡》能得以维持，吴宓的功劳最大。

抗战时期中大的历史学人，为推动历史研究，也积极创办各类史学刊物，如《史学述林》《文史哲季刊》等。《史学述林》即历史学会会刊，内容“V2同学的作品较多，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历史学会会长金(毓黻)先生对学生研究工作非常热忱，教诲指导不遗余力，他以本刊大部的篇幅分配给同学，使同学多有发表的机会……”顾颉刚在中大任教后毅然兼任出版部主任，他认为这是创办期刊和出版学术图书的重要阵地，除了出版《文史哲季刊》及为中大教授印发讲义外，还为广大师生印发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以解决研究资料不足之困难。中大历史系的教授纷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金毓黻先生先后发表了《宋代兵制考实》《宋国史所载岳飞战功辩证》，韩儒林先生发表过《蒙古的名称》《吐蕃史与传说研究》等文章，贺昌群发表了《清谈之起源》《烽燧考》等文，缪凤林先生发表了《古代的巴蜀文化》，朱希祖发表了《汉王劫五诸侯兵考》，柳诒徵发表了《三国志裴注义例》《从周官观其时社会》，张贵永发表了《最近九十年来的德国史学》等一系列文章。这些史学刊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并对中大史学学术空气的形成、史学平台共识的凝聚、教学水平的提高、史学学术观念的传播、史学学术讨论的进行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开阔了中大史学系全体师生的视野。

四、中大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及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中大在史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中大教授重视对历史理论的研究，并为我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大的历史学教授如朱希祖、金毓黻、缪凤林、顾颉刚等先生，都特别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40年代初，中大教授先后出版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

1937年8月，朱希祖随中大西迁入蜀。当时教育部拟颁布大学课程标准，故征求其意见，作为资深的史学家，朱希祖提出将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史学系必修课之一，这对中国史学史的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朱希祖认为历史学系课程，当以学习理论为主，“其目的有二：一为发现历史真相，除普通史和社会、政治、经济为必修课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言语等学为必修课，而以各种国别史为选修课，更辅以社会史、经济史、专门史等科目；二为发现历史真理，除普通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课外，还要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等辅之”。朱希祖本人那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从内容上看，他的讲授实际带有中国史学史的性质，尽管他未采用“中国史学史”的名称。他的讲义1943年在重庆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国史学通论》。朱希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这本著作里。该著作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此书是有关中国史学史方面最早的讲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大学讲堂里系统讲授这类内容。“这部讲义，比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还早二三年。可见，朱氏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的意识在史学界是比较早的”。这部著作在内容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中国史学通论》第一篇论中国史学的起源，包括七个部分：一、史学之本谊，二、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三、再论书记官之史，四、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五、再论追记伪托之史，六、论历史之萌芽(上)，七、论历史之萌芽(下)。朱氏还对史学和史料进行了自觉的区分。如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

综上所述，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从外在形式上勾勒出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貌。就内容看，属于史学史的范畴，主要从史官、史书体裁的变化两个方面阐述了史学的成立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出版，即被史学部定为大学教材。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至此可以说初步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也相继出版，使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大范围的开展。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这些著作中是最系统、最见功力的一部。它的问世，是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它在中国史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应当受到尊重”。“金著《中国史学史》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并用它做教材，对史学史学科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史学部把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定为大学用书，其学术价值得到学界的公认，中国史学史初进入课堂，并有固定的教材，至此，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产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自觉性达到新的高度的表现。”故金著《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的高度，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该著亦被选人其中，在社会上与学术界均受到欢迎和好评。

其二，中大教授重视边疆史及世界史的研究，推动了边疆民族史学和世界史学研究的发展。

我国大学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历史之研究者，首推中大历史系。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新的抗战形势，新开设了一些边疆史和外国史课题。“本学期已于3月14日正式上课，为避免敌机威胁……至于本学期课程，亦被多改弦更张之处，如文学院之史学系增开《东北民族文化史》及《德国史》”，除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外，并延聘“边疆历史的权威学者”韩儒林先生到校讲授《新疆史》《蒙古史》、金毓黻先生开《东北史》课程，沈刚伯先生开设《俄国史》与《印度史》。为提倡对西北的研究，系中组织边疆问题研究会等组织，对边疆历史文化进行研究。

一系列边疆史学课程的开设，为中大边政学系的创设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以后，国府西迁，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遂益形重要，于是很多人开始喊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有志青年到边疆去”一类的口号。中大的边政系是抗战后期根据边疆建设需要，为培养边疆工作人才而设置的，1944年秋，史学部令中大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主讲边疆民族史课程，如蒙古史、西藏史、突厥史、喇嘛教史等。

民国时期中大历史学系努力进行史学的学术研究，提高了史学学科的学术含量。师资的聘请、课程的设置、刊物的发行与社团的创办等各个方面都以学术研究作为追求目标，从而使史学学科在中大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时中大史学学科的学术化，促进了史学学科的发展，为史学学科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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