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与河南创业文化的重塑

摘要：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泉的河洛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化宝库中的绚丽瑰宝，其内涵博大精深。源于河洛文化的周易文化，就其人文精神而言，其核心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易文化的核心精神体现了河洛文化的人文精神，为河南创业文化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宝贵资源。

关键词：河洛文化；人文精神；河南；创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6-011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经过同全国其他21个省区进行总体比较，河南的综合竞争力排在全国第12名。这份报告充分说明，河南还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实力的第一方阵，还是不折不扣的“追赶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塑造有竞争力的河南创业文化，是提高河南综合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作为中华文化泉源的河洛文化，为河南创业文化的重塑提供了宝贵财富。

一、河洛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

龙马负图出于河(黄河)，神龟背书出于洛(洛水)，这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千古之谜，更是中华文明神秘渊源之所在。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河图与洛书所表达的数学思想是极其神秘的。无论是传统“奇门遁甲”还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太公奇门”，之所以能够预知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富贵穷达，常常能够做到灵验无比，就是运用了先天八卦数与后天八卦图。而先天八卦数与后天八卦图的基本原理则是出自于河图与洛书。精研术数者，无不对河洛文化产生无比的敬仰之心。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据河图所作八卦，作为《周易》来源，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周易》是我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元典之作，它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极其深刻，其关于天人、人际、时空、形质、知行关系的哲学思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一直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周易》对我国的哲学、文学、史学、政治、法律、军事、医学、伦理、民俗、宗教乃至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被称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文化的源头。

《周易》本是一部卦书，一部窥视宇宙和人类本源的神奇之书，研究的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系统地包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八卦是六十四卦的“纲”，而乾、坤两卦则是八卦之“纲”，也是六十四卦的“总纲”。乾即健，它是天德，其性质是阳、刚、动；坤即顺，它是地德，其性质是阴、柔、静。“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分别是乾卦和坤卦的“象辞”。

乾卦的“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明了乾卦即“上天”创造万物的必然性，他是决定世上一切的命运。在必然的命运面前，人们应如何面对呢?乾卦的“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见，这里“自强不息”的含义是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不懈地奋斗、努力进取。

坤卦的“彖辞”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说明了坤卦即“大地”是资生万物的载体，它顺应客观必然性，以无限宽广的胸怀和无比肥厚的土壤养育了世间的一切。“厚德载物”是要求“君子”摹仿大地母亲。顺应天道变化的规律。以最崇高的“无疆”之德默默地为人们奉献一切。

1914年冬，梁启超到清华学校作了一篇题为《论君子》的演讲，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条象辞进行了解释。他说，“君子”是中国传统的人格标准，但其涵义却很少有明确的界说，只有英文GENTLEMAN与之相吻合。我们应发扬英美教育精神，养成国民的君子人格，人人都努力成为GENTLEMAN。但是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君子，历史上又连篇累牍，难以一一列举。“君子之义，既鲜确诂，欲得其具体的条件，亦非易言。《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他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希望他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其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而且也是河南省的省训、中华民族的“族训”。

二、河洛文化人文精神的流逝

无论是孔子的学说，抑或是老子的学问，均以《周易》的哲学思想作为渊源，是毫无疑问的。就其主流思想而言，孔子的学说主要体现了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而老子的《道德经》则是对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具体诠释。孔子和老子的学说之所以有这种差别，主要是与他们的人生阅历不同所致。

“孔子少孤”而“贫且贱”，一生筚路蓝缕，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狗”。但是他勤奋好学：“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读万卷书”学有所成之后，带领一批学生“行万里路”，东奔西走，希冀展宏图之志，结果一败再败。孔子曾对颜回赞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决定放弃亲力亲为的“为政”之道，本着“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晚年专门教书育人，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培养火种。孔子“行万里路”、周游列国所遭受的一连串失败，对他再“读万卷书”、继续探究学问提供了宝贵财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礼记·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斯可谓大成。”按《孔丛子，嘉言》的说法，孔子确实明确反对“繁辞富说，博而不要”。孔子实非仅博学多识而已，乃博而有要，知类通达，广而条贯，金声玉振，是谓“大成”。学习孔子的学说，能够使人在不脱离“红尘”的情况下，圆满地协调自我身心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忧国忧民中，保持爽朗的胸襟、活泼的心情，使自己超然独拔于尘俗之中，最后达到“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的“天人合一”之心灵境界。

老子的人生轨迹与孔子完全不同。“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的家境究竟如何，又何时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司马迁没有说。不过孔子“学在民间”，

老子“学在官府”，是毫无疑问的。“学在民间”的孔子备尝人生的艰辛，“学在官府”的老子自然衣食无忧，其学说自然迥异。

关于孔子与老子的交往，司马迁记述得非常明白：孔子逋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日：‘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问礼于老子之时，应该还没有精研《周易》，孔子或者就是从老子那里得到《周易》的。如若孑L子晚年能再与老子晤面，或者会相视一笑，一如释迦牟尼拈花而摩诃迦叶微笑一般。“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看来，连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因为老子身处没落的东周时代，身处政治漩涡中心，观察的是尔虞我诈的官场百态，决定了他的学问属于贵族学问。属于Gentleman的学问，神龙不见首尾；孔子的学说属于大众学说，属于人伦日用的学说，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尽管有失偏颇，但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董仲舒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社会政治学说上，他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为二千年封建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道德论上，董仲舒认为应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轻视功利。这种道德观，同样违背了孔子的本意。孔子虽然重义，但是绝不轻利。孔子曾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沧语·述而》)可见，孔子也希望过富足的生活，哪怕是从事低贱的工作，他并没有假清高，他反对的只是不义之财，只有当求富贵与道义发生矛盾时，才宁肯过贫贱的生活。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段话表明，孔子认为发财和升官是人人所盼望和喜欢的，是人之常情；而贫穷和低贱是人人所讨厌的，哪怕是有仁德修养的君子，也不会喜欢贫贱，这也是人之常情。

到了宋代，孔子的学说越发渐行渐远，以至于面目全非。面对佛教的强大攻势与人为的社会弊病(非释迦牟尼之罪)，被称为“继绝学，承正统”的“孔门十哲”之一的朱熹，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他的学说与孔学相差更远。他除了继续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外，在道德学说上更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禁欲学说。元代以后，朱子学说被定为官学，是知识分子谋取功名的圣经，以至于知识精英不敢越雷池一步，一谈“钱”字就觉得不够档次，“圣人”满街走。董仲舒和朱熹对儒学的解释加上政治因素，最后造成儒学的路子越走越窄，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对于儒学所发生的变质，古今中外早已有许多人进行了批判。例如我国的吕祖谦、王阳明、王艮、李贽、王夫之以及日本的山鹿素行、涩泽荣一等等。

王夫之认为，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就开始变质，发展到秦汉就基本上变质。“孔子既没而道裂，小儒抑为支言稗说以乱之。’王夫之把汉代的儒学称为“伪儒”，“以汉之伪儒，诡其文而昧其真，其淫于异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章章矣。”到了宋元，儒学更进一步蜕化，严重束缚于形式主义之中，在麻木、糊涂中而沾沾自喜，沉醉于自视清高与傲慢之中，这种儒学早已失去了信仰的价值，教而误人子弟，执而误人之国家。“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辩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邪?于伦物何与邪?于政教何与邪?”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此时的儒学已完全走向反面，“延及于今，经义取士，各有师承。塾师腐士，拾残潘以为密藏，曾不知心为何用、性为何体，三王起于何族，五霸兴于何世。画地为狱，徽墨不解，非是者谓之破袭文体。”“画地为狱、徽墨不解”的八股取士制度，儒学只能起到反面的作用，它把人“化为异物”即把本来很有希望的人才化为废物。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本就使充满了生机的先秦文化丧失了活力，宋明理学又使孔子的学说走入死胡同，科举制更把孔子的学说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几乎丧失殆尽，造就了“可怜的四万万五千万”，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角逐中一败涂地，使近代无数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绕屋彷徨”，泪水与墨水俱下：“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谁欤踊者，吾歌矣，谁欤和者?”五四以来对孔家店的批判，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基本的精神信仰，从此进入迷茫时代。

三、河南创业文化精神内核的重塑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还在先秦时代孕育出了不少商业巨子。在司马迁描述的货殖人物中，他着墨较多而且在《货殖列传》文中排名前三位的是范蠡、子贡和白圭。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对联在民间广为流传，下联说的就是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吴兴越的那段风云变幻的瑰奇历史，这段历史成为后世中国人最好的励志教材。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范蠡的描写所用文字最多，共469字。关于范蠡帮助越王富国之后，弃官经商的故事，司马迁是这么描写的：“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日：‘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的范蠡后来成为中国经商致富之鼻祖，被誉为商圣，坊间则尊陶朱公为财神，受经商者的顶礼膜拜。北京首都钢铁集团的厂区内

建了座仿古建筑“陶楼”，纪念陶朱公。而在李嘉诚先生眼中，范蠡通过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而成为富甲天下之人，并将从商所得，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亦多次向后人推崇。

以前，商人们喜欢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取向。“陶朱”，指的是范蠡，而“端木”，就是孔门高足子贡。子贡17岁拜师孔子，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为“孔门十哲”之一。《论语》记载孔门弟子言行次数最多的是子贡，有44次，另外提到“赐”13次，共达57次。子贡不仅是大儒，而且还是巨贾。“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孰而益彰者乎?”子贡被誉为中华儒商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白圭，出生在战国，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后来因为魏国政治腐败，就先后到了中山国和齐国，两个国家的国君都想用他，他均婉言谢绝。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两个国家都有“五尽”：“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以后他又逃到秦国，在秦国做了官。最后，弃官从商，成为商界巨贾，秦汉时代，天下经营产业的人都把白圭奉为他们的祖师爷。“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总结自己的经商经验时说：“我从事经商致富活动，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不忍杀，富贵而骄，不懂得真正的强弱之道，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17位企业家树碑立传，名列前三甲的范蠡、子贡和白圭均是河南人。范蠡，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人；子贡，春秋时卫国(今河南浚县)人：白圭，出生在战国时东周的都城洛阳。在河南的历史文化中，涌现出商圣、财神范蠡，中华第一儒商子贡，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决不是偶然的。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孔子的高足、中国儒商第一人子贡富可敌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易经-系辞》中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说，真正的实业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天下人民谋福利，这才是事业!因为河洛文化失落已久，世人论“事业”多有失偏颇，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家之利，那是家业而不是事业。当一个人以“自利”的心态经商时，不管是赚了100万、1000万抑或是数亿、数十亿，就其心态而言，均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而巳。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胸怀天下的，以“天下为公”的心态经商，其实也是一种大智慧。曾子在《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人者，亦悖而出。”凡是真正懂得“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商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才会实行股权激励政策，把小企业办成大企业，把大企业办成大家的企业，他的“事业”也才会有更大的发展。从事商业必须修炼自己的第二颗心，也就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之心，否则，赚钱愈巨，不论对自己或者家人，危害也越大。“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

北宋以后，河洛文化逐渐衰落。从表面上看，河洛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斗争、辽金的统治；水耕农业代替旱耕农业、经济中心的南移所带来的文化重心的南迁。但从实质上讲。河洛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则是儒学被定为一尊，更要的是宋明理学的束缚，使中华文化丧失了生机与活力。通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尽管两人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过150年上下，但他们为货殖列传的动机、对待财富的态度、货殖在社会中的作用，均有极大不同。比如，从为货殖列传的动机而言，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思是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班固写作动机却与司马迁完全不同。他在《汉书·叙传》中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僵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在这里，班固片面理解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学说，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了“倡上并下”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告诫世人不要效法他们。，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动机为“劝”，班固写《货殖传》其意在“讽”，两人的立意大相径庭。班固的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思想根源。班固所著《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成为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对后世影响甚巨，他对待货殖的态度更是影响深远。东汉建都河洛文化的中心洛阳，班固的经济思想对中原人尤其是河南人的禁锢尤甚。而北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两人，则为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人，除短暂的官宦生涯外，长期在洛阳、嵩县等地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程门立雪”者不计其数，门生徒孙遍天下。他们的思想对河南人的禁锢更深更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倡导的创业文化，更适合今日之河南。范蠡、子贡和白圭对于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精神意蕴。他们并没有囿于儒、道、兵、法、纵横家的樊篱，而是博采众长，为己所用。他们弃官从商的气魄，对于打破今日河南之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具有无与伦比的荡涤作用；他们自强不息、四海为家、敢于冒险的精神，对于打破今日河南之“等、要、靠”的心理，也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他们高瞻远瞩、飞龙在天的商业谋略，更值得今日豫商们效法；他们下富其家、上富其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尤其值得今日豫商们学习。

今日河南经济之于中国经济，犹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经济；今日河南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犹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化；今日河南之地位于中国，犹中国之地位于世界。欲振兴河南经济，重现中原大地昔日之光荣，必须重回河洛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精神。无论是学在官府的彭林、杜维明教授的学说，还是学在民间的南怀瑾、萧天石先生的学问。在重塑河南创业文化的过程中，都应该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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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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