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

他认为历史哲学的关键观念有三：

（1）事理与物理之别：事物如何可能？

（2）具体的解悟和抽象的解悟之别：具体的解悟如何可能？

（3）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之别：历史判断如何可能？

事理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不具有重复性的历史事件，要对事理赋予科学的历史意义。独一的事理相伴的器物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和意义则成为物理的对象，事理不可复制，物理的器物层面所发挥作用的限度也不可复制，因事因时而已。事理不适宜表面的归纳，还要看事理间的内力，这正是历史哲学和历史意义建立的关键因素。历史是集团的生命活动行程，无论自觉与否，均有一理念在后面支配。对历史的事理与观念的衔接，也不应作机械性因果法则的理解，器物的关系、性质与度量是变动不居的，展示的历史意义因而也不同，和历史主体通晓具体的解悟和抽象的解悟有直接关系。历史需要道德判断，依“当然之理”而行，但若历史集团仅依道德判断，则大部分历史便需抹去，因此道德判断之外复有历史判断。历史判断既非道德判断，也非科学方法下的知识判断（科学理性），而是建立在一个辩证主动理性实现自我是非善恶混杂活生生的事理历史以为历史的基础上，因而事理、具体的体悟与历史判断构成历史哲学的关键。[3]据此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如儒家讲德化的治道，道家讲道化的治道，法家讲物化的治道，三个自上而下的系统交替使用，君在三个体系内都是一个无限体，等同天地和神。[4]

西方学者也秉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欧洲国家的整合与奴隶和附属经济紧密结合，理解东方的中国则必须与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结构相结合。[5]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是而且只是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6]。中国历史的分合之争，历史表象为拥有正统的圣贤君主的轮替，而圣贤人格的道德性内涵几千年就未曾实质变化。

按照有学者的归纳，“朝贡—册封”天下一体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先秦孕育时期；汉唐确立成型；宋元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然后由盛而衰，并最终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被“条约体系”所取代1648年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制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制。。这一体系具有如下特征：“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义不干涉政策，以礼仪的形式为其架构，很少依托军事征服，即使诉诸武力也并不以进行领土征服为目标；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周边属地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记，成为本地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强调“和”的松散中心，一方面尊崇中国，维系她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在华夏秩序下，像朝鲜和琉球这样的小区域，可以自立发展；经济上“厚往薄来”的互利平等，存在进贡关系但是主要是互惠贸易。[7]朝贡体制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汉传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国家观，保持了几千年相对稳定自成一格的结构，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具有自身的历史哲学和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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