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国中国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图书馆事业史

总结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背景：一是民国政府重视图书馆事业，把图书馆看成是普及文化、向广大民众进行社会教育的有力阵地；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使人们对于图书馆在文化、教育、学术、社会等方面可能的贡献逐渐有了认识；三是新教育制度的实行、教育的发展，使社会开始关注图书馆的功用。在此基础上，对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书籍和期刊的分析与介绍，就显得更有时代的特色。

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图书馆状况》，结合战争进展的各个阶段，描述了这个时期图书馆事业独有的特点，阐述了抗战期间图书馆对珍贵书籍的保护和转移，沦陷区图书馆遭受的厄运、大后方和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等。

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首批图书馆学研究者，该书的主要作者张树华先生对于建国以后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她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1989年第2期）上的《四十年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实践与理论进展》一文，早在1991年就被日本学者井上宏二翻译，刊登在日本图书馆研究会主编的《图书馆界》杂志上，在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作为1949年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亲力亲为者，张树华先生对建国后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的记述无不充满热忱、切中要点。特别是第五章《1949—1976年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虽然花费笔墨不多，却达到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堪称本书的又一精华，反映了旧中国图书馆事业如何完成向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转变，如何在为人民群众服务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积极制定《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开展书刊采购的分工与协调，编制联合目录，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服务与建设，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第六章《8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发展》开始，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由传统图书馆向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转变的历程，作者更是浓墨重彩加以叙述，正如谢灼华教授所说的那样，“进入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以公共服务为标志，利用互联网络，走上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信息资源全民共享，并以建立数字图书馆为目标，加快图书馆工作的变革，这就使得中国图书馆和世界各国图书馆融为一体，共同成为全球资源共享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叙说，张树华教授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中，用了约四分之三的篇幅。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充分说明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视。”

在该书的第十四章《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历程>>和第十五章《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张久珍副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引领读者重温这段刚刚经历的过程。当我们再次看到由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而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的那些转瞬即逝的名词和概念时，便能体会到图书馆人在高速变化的信息社会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躁动和不安，但又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探索和努力。尤其是当包括我们在内的广大读者享受到数字图书馆带来的方便快捷时，更能感受到近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

2独特的历史分期

历史分期问题是图书馆史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目前尚无统一的划分，各种观点纷呈。笔者曾经在博士论文的综述中有所关注，如谢灼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与来新夏教授等著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分别按照书籍制度和历史时期进行分期。台湾地区学者的分期观点基本上是二分法——大陆时期和迁台以后（详见表1）。最近，肖希明教授提出了一种将“国史”与“图书馆史”进行融合的历史分期。他认为图书馆史分期与国史分期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依据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可将现当代图书馆史划分为“六阶段”：①1949—1956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②1957—1965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③1966—1976年，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④1977—1989年，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⑤1990—1999年，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⑥2000—2009年，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分期的创新性在于吸纳了国史分期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同时又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出发，以每一阶段图书馆的历史性进步作为图书馆史分期的依据。

实际上，日本图书馆学家在图书馆史研究中关注的第一位问题也是时代区分。例如，武居权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明确提出：（1）首先进行时代区分是史学家的常识。（2）文化史的时代区分一般是古代、中世、近世三大划分，而特殊史则根据其对象的发生消灭进行时代区分。（3）关于日本图书馆史的时代区分问题，如果按照外国图书馆发展的过程，把日本图书馆发展的过程也分为私有文库时代、寺院文库时代、学校文库时代等的话，就不能明确显示日本图书馆史的主流，故而将其划分为贵族文库时代、武家文库时代、公共图书馆时代三个时代。他分别对每个时代的图书馆精神进行了概括，体现了作者以时代区分为中心的日本图书馆史的观点和看法。

与上述看法不同，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中，张树华先生提出了独特的分期方法。她抓住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的两次重大变革，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分为两大变革时期：第一次变革时期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封建藏书楼向公共使用藏书为标志的近代图书馆的转变；第二次变革是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传统的图书馆向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的转变。两次变革使中国图书馆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图书馆在性质、任务、职能、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组织结构和管理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演进。这种以图书馆性质的变化作为划分图书馆事业史的标准，在图书馆事业史研究中尚属首创。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历程中，又划分为七个阶段，即：①晚清时期②民国初期③新图书馆运动时期④抗日战争时期⑤50—60年代中期⑥文化大革命十年⑦80年代以后等7个阶段，给每个阶段的图书馆事业都明确地打上了通用的时代标签，更易于读者理解并产生共鸣。

3纵横交错、面点结合的叙述方法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虽然不包括中国古代藏书的历史，但仍不失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事业通史，和目前已经出版的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它的时间跨度最长、下限最晚，这是作者强烈的使命感所致，就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鉴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图书馆事业在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迅速，图书馆事业的变化巨大，不把2000年以后的七八年的情况反映出来，就不能显示我国图书馆事业最新的进展情况和态势。”

为了驾驭纷杂浩繁的史料，全面清晰地反映这百余年的图书馆史，该书采用了纵横交错、面点结合的叙述方法。从纵向来讲，该书论述了自清朝末年至21世纪初期，一百多年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时，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历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从横向来讲，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图书馆观念的变化、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协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等。

在第七章《80年代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第八章《80年代后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为了全面反映我国80年代以后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采用了层层套用的面点结合的叙述方法，不仅层次分明地描述了整体与局部，而且便于将来的修订与补充，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好方法。比如在第七章中，第一节“80年代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介绍面上情况，而后面各节介绍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澳门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则是其中的重点情况。具体到第六节“澳门公共图书馆事业”，第一个问题“澳门公共图书馆事业概论”是面上介绍，第二、三个问题“公立公共图书馆”和“私立公共图书馆”则是其中的两个重点。再如第八章也是如此，首先从面上介绍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概况，然后重点介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3所高校图书馆。在对每所高校的介绍中，也是先概况，而后具体介绍信息资源建设、读者服务等各项业务。

除了叙述方法上的技巧，该书在史料的驾驭上还有不少特色。由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作者占有的图书馆事业史方面的史料多达数百万字，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部图书馆史淹没于史料之中。全书内容融会贯通、传递知识准确；语言简洁、风格一致；重要史料作为附录在相关章节列出，从而保持章节均衡。与时下许多出自众人之手的编著相比，该书具有显著的优势，是一部可读性强且令人信赖的图书馆史著作。

4对中国已有的图书馆事业史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图书馆学在起步之初就形成了重视图书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1909年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1929年金敏甫的《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1935年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1936年李小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和1936年陈训慈的《中国之图书馆事业》等著作最为著名。

对于图书馆史应有的研究内容，人们很早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例如金敏甫的《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一书，其章节包括：图书馆事业概论、图书馆之趋势、图书馆法规、图书馆行政机关、图书馆会议团体及共议案、图书馆之经费、图书馆之藏书、图书馆之建筑、图书馆学术史、管理方法之改进、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界之专门人才、中外图书馆界之联络、图书馆事业之发展、各种图书馆概况、会后改进之意见。附录工：中国最近之图书馆事业，附录2：图书馆学著作选目。金敏甫认为“图书馆学术为图书馆事业中最重要之部份，且在民国以来有极大进步，故本书述之最详。”

日本学者河井弘志对于图书馆史的内容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图书馆史是对图书馆的发生、发展、衰退过程中事实的记述，因为图书馆存在多个侧面、多个因素，而观察者角度各异，因此就会有尽可能多的历史记述。在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史中，还有对图书馆制度的成立和变迁过程的研究、图书馆运动的历史的记述、图书馆人物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不是彰显优秀人物，而是对其进行尖锐的批判）、图书馆服务的研究（图书馆是服务而不是建筑物，基于这种认识，把图书馆史变成图书馆建筑物建设的历史是不可思议的）等等。从河井弘志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史的内容根据研究者的不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一定之规。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在对图书馆事业史应有内容的把握上很好地继承了上述中国图书馆史已有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特别重视的经费、藏书和建筑等内容融入到了具体图书馆的描述中，同时又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公共、高等学校、专业等各类型图书馆，反映出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按照服务对象不同而设立各种专门化图书馆的必然趋势，这与过去仅以主办单位为标准划分图书馆种类（如国立、私立、学校、机关、团体、公司）的做法有了很大区别。

该书的以下几章既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可视作专题史，值得重视。这几章分别是第十章《8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发展》、第十一章《8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几项举措》、第十二章《8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学教育的发展》和第十三章《8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进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作为从事图书馆学教育40多年的老教授，作者对于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题史的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然而相对于专业教育、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图书馆业务工作和图书馆管理方面的内容此前很少有过系统的总结，因而显得更加难得。在第十章图书馆业务工作方面，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分类法主题法的编制、读者服务工作等3个专题，分别讲述在从传统图书馆向网络化环境过渡中，这些图书馆业务工作是如何发展的。在第十一章图书馆管理方面，分别就图书馆立法、图书馆评估、人事制度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图书馆建筑等5个专题进行了回顾，反映了图书馆事业与时俱进的客观实际。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一部内容新颖、史料丰富、学科影响面广的图书馆史著作，不同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营养。本文仅仅是从一个图书馆史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对该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剖析。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也存在一点缺憾，就是对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介绍太少，仅在第十三章第二节“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学术活动”中有所提及，如果能在第七章中与香港、澳门一起介绍，或者另辟专章进行介绍，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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