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彩陶舞蹈纹盆上的人物“尾巴”去分析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 摘 要：通过对彩陶舞蹈纹盆上面所装饰的图案的分析，做出了大胆的几点猜测。从而去论证艺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者健康的结合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舞蹈纹盆图案；尾饰；艺术与社会

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了一件陶盆，内壁绘有三组相同的舞蹈场面。每组有五人，手牵手作跳舞状，动作优美，人物面向左侧，头上羽饰自然甩向右侧，两腿弯曲似是在随着乐点踏歌，下体有疑似尾饰物甩向左侧，相邻两组之间装饰有下垂的弧线，似柳枝浮动。这件陶器距今约5000余年，是马家窑型器物，为已知最古老的原始舞蹈图像。出土后，我们在惊艳于彩陶内壁纹饰的美学效果后，对其中的人物图案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也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猜测。

马家窑文化时期（约5000余年前）的社会形态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它刚刚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因此先民们的观念在这个过渡期内也经历着发展演变，并在马家窑彩陶艺术中留下了特有的印记。我们欣喜的发现正是这些印记符号使我们从中追溯到了那个时代的信息。

大约距今5000年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男子由原先从事的渔猎经济转入农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妇女已不能胜任繁重的劳动而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男性作用的更大发挥，使得男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几万年的漫长等待之后，男性开始渴望拥有权力，成为部族的新统治者，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在艺术领域得到了表现，或说是一种宣泄，一种呼吁，一种联合，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这只是一个过渡中的等待，他们知道男权时代即将到来，是一种大势，无人能挡。

由此可以去大胆的猜测，彩陶舞蹈纹盆内壁上的人物图案应该是男性。男性手拉手，作舞蹈状，是一场庆祝丰收，祭神祈祥的大聚会，或是祭祀活动。早期祭祀文化艺术，以驱鬼逐疫、敬天求福为目的，以巫术和祭祀仪式及其诸多习俗、艺术活动为中心内容，是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共生的一种人类原始文化现象。据现有文字可考，祭祀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社会。种类大致分为祭天地、社、祖、灶几种。据考证，关于舞蹈的起源，一种可信的说法是“舞”来源于“巫”，“巫”又与祭祀活动结合在一起，祭祀活动中的“巫”常作为通灵者与祭祀对象交流，所采用的形式就是手“舞”足蹈。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在酒没有出现之前祭祀主要用水，称之为玄酒，这恰恰与彩陶舞蹈纹盆内壁舞者脚下面的四条似水纹线相吻合，这更说明在一个与祭祀活动颇有联系的仪式中，雄心勃勃的男性是一定要登上这个舞台的。他的形象在这一刻也注定要以一种艺术的形式留在历史中。这种推测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巫”通常为男性，而不是女性。祭祀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社会，而“巫”作为部落中唯一能与上天通灵的“中间人”（上通天，下达民）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拥有说话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可以挟“天”以令“诸侯”了。可见，“巫”角色的扮演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生产领域失去主导地位的女性是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登上祭祀的舞台，男性绝不会容忍女性以“上天”的名义对他们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再进一步推测，在两腿上部、下腹体右侧臀部斜向伸出一明显饰物，应为尾饰，是舞蹈的男性所披着的猛兽毛皮自然垂落的尾部部分。因为我们知道，马家窑文化时期，正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早期，男权得到膨胀，作为刚刚成为部族统治者的男性，表现的欲望自然强盛，这些新统治者们急于向世界宣称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宰，女权时代结束了。如此重要的群体聚会上，刚猛有力的男性捕获了猛兽，剥皮制衣，也只有他们有资格披着用战利品制成的皮衣在舞台上炫耀，庆丰收，祈福着更大的收获，那随着舞姿摇曳的尾巴不正是一种炫耀的表现和权力的象征吗？原始人类善于向大自然学习，学习适者生存，强者为王的自然法则，只有胜利者才会翘起高傲的尾巴。由此可见，这个小小的尾巴，炫耀功能远远大于装饰美功能。

由此看来，彩陶舞蹈纹盆绝不仅仅是一件原始社会的生活器皿，它上面还装饰了那个时代的信息符号，正是这些信息符号反映着它所处时代的发展状况和走势，先民感受着他所处时代的独有气息，再将这些感受化作特有的理念并以艺术的形式记录在生活中的锅碗瓢盆上，这些器皿有幸走到今天，又会将过往的历史信息再一一的释放出来。可见，当感性形态已整合成史，它们也就体现出一系列理性指向。

以彩陶舞蹈纹盆为例，我们得知，一定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倾向和社会政治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影响着各文化层和文化总体。[1]我们判断彩陶内壁上的人物图案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艺术与政治的结合会对社会各层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家窑文化时期，社会结构正在转型，男性想登上政治的舞台，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在所能涉及的领域实施控制，并逐步掌握。陶器，作为原始居民使用最为普遍的器皿，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领域，自然而然会被“原始的政治家”看中，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播的工具，这件器皿的制作时间可能正处于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过渡期内，所以在内壁的装饰上并没有非常突出和明显的男性标志（后期的器物装饰多有男性标志），但是现代科技的应用，已经使我们可以较为准确的推断出它的制作年代，再结合目前考古研究获得的发现，就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此而来，从大方向回到小起点，再从一个小小的尾饰入手，就会以小见大。

显然，彩陶舞蹈纹盆上的装饰就被“男性”这个崛起的群体作为了政治传声筒，但是，只对这个时期的艺术而言，因为他刚刚出于萌发时期，政治的作用显然是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它赐给了制作者一个崭新的题材，并与制作者一道迎接着这个艺术题材成为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8.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李晓，曾遂今.美的盛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徐思民.中国工艺美术史[M]. 潘鲁生，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郝连国，男，山东沂源人，青岛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装饰雕塑与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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