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过程，不仅意蕴学习、批判、借鉴的理论生成，更为主要的是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践养成。从中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玉汝于成，是怎样的民族力量聚化为怎样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B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8-08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我们发现：对于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市场规律、市场法则、市场要素的认识发展历程。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产生与丰富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同时，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同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为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毛泽东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毛泽东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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