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空气质量吗

摘 要：基于库茨涅兹曲线，并考虑到各城市的内生因素的影响，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曲线只存在库茨涅兹曲线拐点后面的部分，且倾斜程度十分微小，即表明近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空气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十分有限，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气质量水平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城市自身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排放物。

关键词：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26-06

一、引言

2014年2月，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因高浓度PM2.5引发人群急性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大大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其中有人提出，环境恶化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一味追求GDP增长造成的。那么经济发展真的会影响空气质量吗？Grossman和Krueger（1991）[1]在对贸易、经济与环境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时针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基于库兹涅茨曲线首次提出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假说。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负相关和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

对EKC曲线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国外主要是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国别研究，对某种污染物排放浓度或人均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人均GDP）数据来做统计分析，其中以二氧化硫研究最多。Grossman和Krueger（1995）[2]运用模型y=a+bx+cx2对42个国家1977—1988年的历史和截面数据进行研究，Panayotou（1997）[3]采用30个发达国1982—1994的历史数据分析空气中的二氧化硫。这两个研究表明，主要的大污染物指标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Dinda（2004）[4]将环境指标扩展为空气中污染物、水中污染物、重金属含量，采用模型y=a+bx+cx2+zit（zit为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质量和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形曲线关系。

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的外国学者还有List和Gallet（1999）[5]等。但是他们的结论大多相似，都得出倒U形曲线关系确实存在的结论。但是仍有部分学者的实证分析并不支持EKC假说。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6]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个指标与人均GDP关系进行研究却发现污染物指标和人均GDP并不全都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Martinez-Zarzoso和Bengochea-Morancho（2004）[7]根据22个OECD国家1975—199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发现lny=a+blnx+c（lnx）2+d（lnx）3，对数三次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更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N形曲线关系。Galeotti和Lanza（2005）[8]在对100个国家仅25年二氧化硫浓度和人均GDP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了y=a+bx+cx2+dx3和对数三次lny=a+blnx+c（lnx）2+d（lnx）3，虽然结论也并不均为倒U形关系，但是模型却做了一定的改进。

通过分析上述学者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往往是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不符合，它们大多呈递增型或者N型。

因此，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方向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对象不同，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国内单个省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

吴玉萍等（2002）[9]以北京市1985—1999年经济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这表明，北京市已经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后期阶段。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10]以上海市1990—2001年的经济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并且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因此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经济增长最终将会改善环境质量，但是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来协助实现。张军（2013）[11]以河南省2000—2010年各种时间序列的环境质量、经济数据进行试算，实证结果表明：河南省的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不符合库茨涅兹曲线，曲线呈现N型。

第二类是以多个省份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

张成等（2011）[12]对中国31个省份1991—2008年的SO2排放量和人均GDP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全国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拐点为6 639元。当时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超过了拐点，实现了“双赢”，而剩余的28个省份的人均GDP则尚未达到这一理论拐点。高静和黄繁华（2011）[13]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9年的人均CO2排放量和人均实际GDP的面板数据检验EKC曲线，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的EKC，中部地区不存在EKC。王西琴等（2013）[14]在东中西部分别选择两个典型城市共6个城市，用这些城市1994—2009年的三种污染物（工业COD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标准化均值表征综合环境污染水平，人均GDP标准化值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城市的EKC曲线验证并且分析当前所处的阶段。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两个城市已进入倒“U”型EKC曲线下降阶段；中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上升阶段的后期；西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上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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