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立图书馆之双星

摘要　民国时期，我国共存在过五座国立图书馆，其中，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发展历程相似，历史地位相仿，组织机构相近，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研究所作的贡献相当，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立图书馆之双星。

关键词　北平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　比较研究

我国早期图书馆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五座国立图书馆：一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二是国立中央图书馆；三是国立西北图书馆；四是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五是国立西安图书馆。1926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虽也是国立的，但实际只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附属机构，算不上是独立的国立图书馆。

在国立图书馆中，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3年筹备，1944年6月成立，1945年7月停办，1946年9月复馆，1947年更名为国立兰州图书馆，馆藏图书9万余册，1949年后与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合并为甘肃省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是民国政府为纪念1945年4月逝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设，1946年7月筹备，1947年正式成立，至1948年4月，馆藏中西文图书16余万册，1949年后改名为重庆市图书馆；国立西安图书馆自1946年起，就一直处于筹备阶段，未正式成立。上述三馆虽为国立，但成立较晚，存在时间不长，且规模小，藏书少，影响仅限于西北或西南地区，是不可能和另外两座国立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比肩而立的。

民国时期，唯有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发展历史相似，地位相仿，机构设置相近，所作的贡献相当，堪称国立图书馆之双星。

1　历史相似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有着非常相似的发展历史。

1，1都由知名人士倡议创设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都是首先由知名人士倡议，然后才创设的。

二十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倡议于京师创设图书馆，如1905年，张謇在《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文中，已提出在北京创设国家图书馆的问题。罗振玉1907年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推动，清政府才于1909年正式筹建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前身)。

在京师图书馆宣布建馆之后的第20个年头，即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呈请教育部尽快筹办国立中央图书馆。在这之前，王云五(时任上海东方图书馆馆长)已在1928年5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议在南京筹办国立中央图书馆并获得通过。1933年初，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开始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并委任蒋复璁为筹备处主任。

1，2都在筹备阶段遭遇重大事件

京师图书馆从筹备到对外开放共历时三年。在筹备工作开始后的第三年(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这次革命，中国从此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在这场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甚至一度中断，好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很快任命了新的馆长，恢复了筹备，并于1912年8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

中央图书馆从筹备到对外开放也历时三年(1933年筹备，1936年9月1日在筹备期间对外开放阅览)。在筹备工作开始后的第四年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8月，该馆停止开放，原打算很快实施的建设馆舍的计划，也因此嘎然中止。11月，南京沦陷前夕，该馆被迫撤离，远迁重庆，导致筹备工作前后延续了7年，于1940年才算正式成立。

1，3都有一段在战乱中艰难办馆的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和南京先后落入日寇之手。在这两城市沦陷之前，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都已作了撤离的安排，之后，前者南下，后者西迁，开始了在战火缝隙中长达8年的艰难办馆的历程。

北平图书馆在北平沦陷之前，已将馆藏的5千余部6万册善本图书移存上海，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但基本藏书仍留在原馆。其撤离主要是工作重心的南移。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馆长袁同礼(1940年被聘为代馆长)于1937年8月奉命撤离北平，9月，代表北平图书馆在湖南和长沙临时大学拟定合组办法，其后，又于1938年南下昆明，先后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香港l临时通讯处(设在冯平山图书馆内)和重庆办事处。此间，曾和益世报合作，每半月出一期图书副刊。1939年，在昆明成立抗战史料室，与西南联大合组图书馆，共同组织中日战事史料会(北平图书馆负责收集和整理资料，西南联大负责编纂)，将收集到的资料，分别陈列在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北平研究院和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公开阅览。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在南京沦陷之前，已将重要典籍装入262箱封存于故宫博物院在宁新建的库房，然而撤离之时，由于船舱的限制，仅运走130箱。离开南京后，筹备处辗转于武汉、长沙、宜昌，最后抵达重庆，并于1938年5月在重庆开设参考阅览室和抗战文库，供公众阅览。数月后，在昆明分设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办事处。1939年，为避敌机轰炸，又疏散至江津县白沙镇附近，在那里设立了民众阅览室。1940年8月1日，结束筹备，正式挂牌建馆，并于第二年建成重庆分馆。1946年重返南京。

1，4都有大批珍本图书流落在外

北平图书馆大批珍本图书流落在外的时间发生在抗战之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该馆为防日寇占领上海法租界，危及先前寄存于那里的6万余册善本图书，特从这些善本图书中精选出2720部，3万余册，分成三批，从上海运至美国，寄存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从此，这批珍本图书，未能再重回北平图书馆(1965年后，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大批珍本图书流落在外的时间则发生在抗战之后。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在退守台湾之前，将中央图书馆所藏13万余册善本图书，包括201部宋刻本，230部元刻本，6219部明刻本，344部清刻本等，分三批运至台湾。之后，这批图书成为1954年创办的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基础馆藏。

1，5都和庚款有一定联系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经费来自教育部的拨款，但有一部分则来自庚款。

庚款即庚子赔款，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向八国(另加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等国)缴纳的赔款银4亿5千万两(自1902年起，分为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亿8千多万两)。1908年，经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多次交涉，美国政府同意退还其所得

赔款中超出实际应赔的部分，即“冒报浮报”部分，转而作为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的费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人民“退款兴学”运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又于1924年5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款(为庚款余款)，9月，中美双方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具体负责这部分庚款的使用。与此同时，英国也于1922年同意退还庚子赔款，不过直到1930年，才与中国政府正式换文。1931年，中国政府正式成立“中英庚款董事会”，来管理、分配和监督使用这笔款项。

北平图书馆的庚款来源于美国退还的部分。1925年，中基会本着资助中国的文化事业先从资助图书馆人手的原则，和当时的教育部拟定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按契约，京师图书馆的经费分临时费和经常费，临时费为100万元，用于建筑馆舍及购置书籍，分四年支出，完全由中基会负担。经常费为每月5千元，由中基会和教育部各出一半。这是中基会用美国退还的庚款，资助图书馆建设的第一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笔款项。

中央图书馆的庚款来源于英国退还的部分。1933年8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通过要求“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给刚成立不久，仍处于筹备阶段的中央图书馆建筑馆舍的议案。1934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召开第24次全体董事会议，同意拨给中央图书馆建筑费150万元。这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图书馆的项目中最大的一笔款项。

需要指出，退还的庚款，本质上仍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并非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恩赐，这就好比一群强盗抢了一个人的钱，最后又从这笔非法获利中，拿出一点返还给被害人，以示友善，道理是一样的。但不管如何，以退还的庚款资助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仍有积极的意义。

2　地位相仿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均为民国时期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以及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核心馆和对外交流的中心馆。

2，1国家图书馆

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可分为三类，即国立图书馆、省市立图书馆和市县立图书馆。省市和市县立图书馆由地方教育部门主管，国立图书馆则由教育部主管。但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国立图书馆，不等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馆。前面所提到的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和国立西安图书馆，就功能而言，最多算是中央政府出资办的为地方服务的图书馆，或限于收藏某一方面资料的图书馆。而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则不同，两者既是国立图书馆，也是国家图书馆，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三座国立图书馆。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同处图书馆界的最高端，论地位，难分仲伯。凡国内有图书馆参与的重要组织和重要活动，两馆一般都会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放在同一位置上来加以考量，享有同等的待遇，如1945年4月成立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后改称“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7月成立的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1947年3月成立的接受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及1947年8月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等，都同时列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为委员。

当然，作为国家图书馆，两馆之问的差异还是有的。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以双星中的“伴星”和“主星”相类比，不能说哪一个馆为主，哪一个馆为辅，不能说一个馆围着另一个馆运转。不过，两馆确有不同的分工，特别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中央图书馆被赋予了更多代表国家图书馆的特质，如中央图书馆对全国图书馆有业务辅导义务，而北平图书馆没有，中央图书馆设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而北平图书馆未设。

2，2国家总书库

在国立图书馆中，西北图书馆、西安图书馆和罗斯福图书馆的馆藏范围有限，藏书量也有限。西北图书馆的藏书多偏重于收集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献资料(该馆还另设有西北文物研究室)，服务多限于西北地区，就是在《西北日报》上办的周刊，也取名叫《西北文化》。西安图书馆大体上也是如此。罗斯福图书馆主要是一座纪念性的图书馆，馆藏重点是：有关罗斯福总统的资料，有关美国历史的资料，以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由此来看，三馆都够不上全国总书库的称号。

北平图书馆是最早的国家总书库。其前身，即京师图书馆，在筹备时就已经以国家图书馆名义收藏了国子监南学的书籍和内阁大库的残卷，及8千多卷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其后，又先后收藏清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残卷、外务部的《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以及从各地调取的官书。1916年，教育部要求国内所出图书“均应以一部送京师图书馆庋藏”(我国出版品呈缴制度由此而形成)。1933年，北平图书馆藏书达40余万册，为当时国内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至1940年代末，藏书已超过100万册。

中央图书馆同样作为国家的总书库，则后来居上，从筹备之时起，便向社会广泛征求图书。此项工作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1937年新制定的出版法规定，凡国内出版品应呈缴国立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各一份。之后，其馆藏图书增长很快，1936年还只有近7万册(包括当时教育部拨给的北平档案处的图书4.6万册)，1941年便达到15.3万册，1947年更是达到120余万册(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战后收缴的敌伪图书馆的书刊和无主书刊)，藏书量已超出北平图书馆，至少也和北平图书馆不相上下。

2，3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核心馆

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我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图书馆事业的核心。北平图书馆(其时仍称京师图书馆)虽是国家图书馆，但因各种原因，却自顾不暇(1913年——1917年间甚至一度闭馆)，尚无能力领衔带领全国各类图书馆共同向前发展。直到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将事务所(协会办事机构)设在北平图书馆，协会的理事长也由北平图书馆的负责人担任。应该说，此时，北平图书馆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核心馆的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一举措使北平图书馆处境非常尴尬——作为国家图书馆，却远离国家的首都。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了日后中央图书馆的立项和建设的问题。中央图书馆在成立之后，在馆内设立图书馆事业辅导委员会，研究和实施全国图书馆事业辅导事宜。抗战胜利后，又成立了包括馆长和各部门主任在内的图书馆事业研究委员会。1947年3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办事机构从北平图书馆迁人中央图书馆，由中央图书馆具体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这标志着中央图书馆已承担起了原先由北平图书馆所承担的责职。

2，4对外交流的中心馆

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对外交流，包括对外人员交流和对外书刊交流。

2，4，1对外人员交流

北平图书馆从1929年到1937年曾多次和国外

图书馆互换馆员，如1932年和德国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互相交流馆员，1934年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互相交流馆员，1935年也曾和英国有关方面约定交换人员，此间，还派出人员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和赴该大学图书馆进修”。

中央图书馆1937年曾派员赴德意志图书馆实习，并考察英法等国图书馆事业。1939年又派员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实习，研究近代图书馆技术。

总体来说，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对外人员交流，主要集中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因战争因素，此类活动基本停止。

2，4，2对外书刊交流

中国图书馆对外书刊交流活动，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5年，民国政府决定加入国际交换出版品协约。同时在国内成立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先后委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政府出版品目录，1926年，又委托北平图书馆代表中国图书馆接受外国政府出版品。因而，北平图书馆是中国最早接受外国政府出版品，且对这些出版品进行编目和提供对外阅览服务的图书馆。1928年，这项工作由中央研究院承担(该院为此特在上海设立了出版品国际交换处)，1934年，又由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接办。此后，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就一直隶属于中央图书馆，成为该馆的一个部门。据统计，其时，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共进口图书116箱，129包，12363公斤；出口图书111箱，778包，18013公斤。出口图书111箱，778包，18013公斤。

事实上，北平图书馆在不再参与官方的出版品国际交换工作之后，仍通过一些民间的渠道，保持和国外图书馆及其他一些机构的联系，获得相关的书刊资料，如，抗战时期，该馆设在香港的办事处，就专门负责收集和及时向内地转运国外书刊。

3　设置相近

也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两座国立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在所有公共图书馆中组织机构设置最为接近。

民国时期，各省市县立图书馆的组织机构设置(包括名称)原先并不统一。直至1939年，国民政府发布的《修正图书馆规程》才规定，省市立图书馆须设立总务部、采编部、阅览部、特藏部和研究辅导部，县立图书馆须设立总务组、采编组、阅览组和推广组。不过，此部法规以及以后陆续发布的其他一些图书馆法规，都没有涉及国立图书馆，主要是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机构设置问题。而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则分别在各自的组织大纲或组织条例中作了规定。

在上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和处于筹备阶段的中央图书馆在机构设置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当时，依据1929年制定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北平图书馆(时为教育部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办的图书馆)成立图书馆委员会(由正副馆长和7名委员组成)，下设购书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及阅览部、编撰部、总务部、采访部、善本部、金石部、舆图部和期刊部等八部门(每个部门又设若干组)，另外还设有一个编纂委员会。而同一时期，中央图书馆虽然也设有购书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但在部门上，却只设总务、图书两组，总务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三股，图书组下设采访、编目、阅览三股。应该说，这样的设置，和其仍处于筹备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1940年代，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的组织机构设置就比较趋于一致了。

1940年8月，中央图书馆结束筹备，正式成立。依据当时公布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设置总务组、采访组、编目组、阅览组和特藏组。几年后，即1946年，北平图书馆也在其公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中规定，设置总务组、采访组、编目组、阅览组、特藏组、善本组、舆图组和研究组。在这里，北平图书馆设置的是八个组，其中五个组(采访、编目、阅览、特藏、总务)和中央图书馆完全相同(另外两个组，即善本组和舆图组，理应归入特藏组，但北平图书馆考虑到本馆特点和历史等原因将之单列，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五个组的划分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此外，1944年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6次年会，曾要求图书馆(主要是省立图书馆)将采编组分为采购和编目两组，然而，最后也只有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个别图书馆坚持采用了这一分组办法。

在工作人员的职务序列上，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也基本相同。

民国早期，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岗位和职务名称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设置和叫法。1939年制定的《修正图书馆规程》，第一次确定省市立图书馆除了设馆长和部门主任之外，可另设干事和助理干事。然而，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在工作人员岗位的设置和职务名称的叫法上，却和省市立图书馆略有不同。

中央图书馆在筹备期间，工作人员的职务设主任、高级事务员、事务员、助理员、书记和练习书记。在正式成立之后，改设馆长、主任、编纂、编辑和干事。北平图书馆在1930年代，工作人员的职务设馆长、主任、编纂、组长、助理编纂和组员，和中央图书馆有一定差别。其后，于1946年作了调整，调整后各职务的名称为馆长、主任、编纂、编辑和干事，则和中央图书馆相同。在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唯有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这两大国立图书馆安排有编纂和编辑之职。编纂在图书馆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任此职者多为当时图书馆界和学术界负有声望的名人学者。

4　贡献相当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的贡献，大抵相当，各有所长，主要表现在对书刊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图书馆业务建设，学术研究等方面。

4，1在书刊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利用方面所作的贡献。

前面笔者已经提到过，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都是国家的总书库。两馆在收集、保管和利用国内外书刊资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尤为如此。

1938年，中央图书馆在迁至重庆之后，与当时的教育部、外交部，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组成“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向国外征集图书，以此来补充国内一些图书馆遭战争损毁的馆藏，具体事宜则由中央图书馆的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承办。同年，北平图书馆也与西南联大共同组织“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开展类似的文献资料征集工作。不过，“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和“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稍有区别：前者纯属民间组织，后者则带有官方性质；前者征集资料的范围更广泛，不仅包括国内外出版的书、报、刊，而且包括布告、宣言、传单、地图、照片、影片等宣传品，甚至还包括敌伪出版物，而后者的征集范围则基本仅限于国外。

前面笔者也已提到，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为免遭日寇掠夺，在北平和南京沦陷之前已将许多珍本图书转移。这是两馆对国家珍贵古籍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性措施，除此之外，抗战期间，两馆还在上海秘密采购善本图书，以防珍贵典籍落人日寇之手。

中央图书馆在上海的采购活动，主要委托“文献保存同志会”进行，经费暂从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

会拨给该馆的建筑费中垫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爱国人士(郑振铎、何炳松等)自1940至1941两年间，冒着生命危险，收购了吴兴张氏适园、南浔刘氏嘉业堂、江宁邓氏群碧楼等旧藏珍本，数量之多，用郑振铎的话来说，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北平图书馆在上海的采购活动则主要由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负责。该馆设在上海法租界的办事处，在保管战前就已经疏散到这里的珍贵书籍的同时，也努力收购流入社会的善本图书，抢救国之瑰宝。

至于在书刊的利用方面，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因战争期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正常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两馆还是在国统区尽其所能地创造条件为社会为公众提供服务。当然，这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和和平时期是不好相比的。一般说，北平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多限于和西南联大的合作，中央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则限于重庆及其周边地区。两馆在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上虽有所不同，但都坚持了在战争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说，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4，2在图书馆业务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都为图书馆业务建设做出很大努力，如，北平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中最早引进参考咨询工作，最早开展馆际互借，最早将善本、金石、舆图单独设部(后统称特藏部)，最早编制一个地区图书馆的联合目录。中央图书馆则在开展对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编制全国总书目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30年，北平图书馆聘请刘国钧主持编制全馆总目录，同时修改制定中文编目条例。该条例共14章98条，对著者、书名、版本等项目和著录方法作了详细规定，是国内最早，也是当时仅有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

1935年，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也开始制定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并于1936年在《学觚》上先行发表《暂行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之后，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订，于1946年正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编目规则包括《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善本图书编目规则》、《期刊编目规则》、《地图编目规则》、《拓片编目规则》和《档案编目规则》。

在此基础上，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先后印行目录卡片，一方面供本馆使用，另一方面供其他图书馆购置使用，开创了我国图书馆集中编目之先河。

4，3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都十分重视通过编辑出版书刊来推动读书活动，开展学术研究。

北平图书馆出版过的刊物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8年创刊时原名《北京图书馆月刊》，后数度更名，1930年改为此名，1937年停刊)，《读书月刊》(1931年创刊，1933年停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1926创刊，1938年停刊，年刊)，《图书季刊》(1934年创刊，有中英文两种版本，1937年停刊。1939年中文版在昆明复刊，1943年迁至重庆出版，1948年12月停刊)，《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1924年8月创刊，不定期出版)。

中央图书馆出版过的刊物有：《学觚月刊》(1936年1月刊行，1937年上半年停刊)，《图书月刊》(1941年12月创刊，每年一卷，出至第三卷第6期停刊)，《书林季刊》(英文刊物，1946年6月创刊，1947年3月停刊，共出版4期)，《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3月创刊，同年12月停刊，共出版4期)。

仔细分析，两馆编辑出版刊物有几点很相像：一，因受时局变化影响，两馆所编刊物都曾多次被迫停刊，但两馆办刊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时出时停，又时停时出，这在当时的图书馆中是并不多见的；二，所取刊名接近，如《图书月刊》对《读书月刊》，《书林季刊》对《图书季刊》，《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三，都出版过全英文版的刊物，尽管时间不长，但却是图书馆界仅有过的两种外文馆刊(194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也曾编辑出版过英文的图书通讯，但属会刊，而非馆刊)；四，都由知名学者主编，北平图书馆的刊物由袁同礼亲自主编；中央图书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由郑振铎、王庸编辑，《书林季刊》由钱钟书编辑。

为了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北平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在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包括编辑出版目录、索引，影印古籍图书等方面同样花了很大功夫。

其中，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书目、索引最多，内容涉及许多学科领域，数量在70种左右，如《中国官书书目》、《中国小说书目》、《满文书联合目录》、《元明清戏曲总目》、《馆藏法文书目录》、《唐人写经索引》等。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其他一些图书，如《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文集》、《大宝积经论》、《宋史要辑稿》、《梁任公年谱》、《中国地图史料辑略》等，数量也有二三十种之多。

中央图书馆影印出版图书最多。早在筹备期间(1934年)，该馆就已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221种，1960册，及按四库全书原样影印的经史子集图书各一种共6册。上世纪40年代，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献，该馆又以《玄览堂丛书》之名，陆续影印出版从沦陷区抢救出来的善本图书中的孤本，1941年影印出版第一集31种120册，1947年影印出版续集21种附4种，1948年影印第三集12种(此集影印之后，未能及时装订，直至1955年才装订销售200部)。在编辑出版书目索引方面，中央图书馆也有所收获，如1935年编辑出版《馆藏官书目录》、《馆藏期刊目录》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入藏呈缴图书目录》，1937年编印《战时国民知识书目》(至1939年共油印27期)，1939年编印《重庆各馆所藏西南问题联合书目》等。只是，受多方因素制约，中央图书馆所编书目索引的规模、深度，及品种数量，要远逊于北平图书馆，所编辑出版的学术专著亦很少，几乎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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