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推动、学术内生与市场引领

申请专利150项左右，接受技术许可的企业有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对开拓新领域或改进新方法的发明，MIT技术许可办公室采取许可成立新公司的方式将其推向市场，每年许可的新公司达20个左右。

2.形式多样的“产学研合作”

由于市场自身的高度灵活性，使得市场在引领学科发展时体制极为灵活。市场通过许多方面影响大学学科成长。例如，通过对学科直接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生长；通过企业与大学联合参与合作研究，带动大学学科发展等。

斯坦福大学的学科成长与市场互动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无数个经典的产学研合作案例。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在1965年之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的话，那么在1965年之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7]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反过来，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性平台。斯坦福大学为了加强与硅谷的联系，允许大学教师去公司兼职，甚至允许他们离岗创业一段时间。不仅如此，斯坦福大学还吸收当地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作为兼职学生在斯坦福接受高等教育，开展合作研究项目。这些举措显著增强了公司和大学之间的联系，既为高校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又使得学科发展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更为协调。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在全美排名高居第二，这显然与其和硅谷发达的IT产业所形成的密切的合作关系有着重大关联。

三、“学科花园”：学科建设模式的一个隐喻

综上所述，在世界各国一流学科的现实成长建设过程中，三种模式的应用从来都不是孤案。它们基于不同的决策主体，采用了不同的推进路径，也因此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利弊。

行政推动模式以“理性决策”为基石，从所谓“大局”出发，利用行政权力对学科成长做出取舍。一旦做出决定，便对重点关注的学科投入相当丰厚的人、财、物力，使这些被重点关注的学科迅速发展。从理论上来说，这是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突破可能性最强的一种学科建设模式。然而，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正当性问题。在以行政权力做出集中资源支持一些学科的决策的同时，必然在实际上剥夺了另外许多学科的发展权甚至是生存权。虽然从管理层面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越界”。如果这种“越界”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或者成为领导层的一种“习惯”，那么从长远看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将是破坏性的。二是正确性问题。由领导层做出的战略管理层面的“理性决策”并不能当然地保证其从学术层面而言也是“理性”的。谁更清楚学科发展的趋势？谁更明白学科发展的突破点？又有谁更知晓学科发展的路径呢？显然，并不是高层领导。恰恰相反，越向下、越接近学科本身的人员才越满足这些条件。

学术内生模式以学者为主体来推动学科建设。作为洞悉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掌握学科发展前沿知识的人才，学者推动学科的发展比较吻合于学科自身发展的轨迹。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模式更能从学科内部发展需求的视角出发，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不能否认，学者的“执著”有时候会演变成一种学者的“固执”，近乎盲目地对本学科的“忠诚”在很多时候恰恰背离了学者应有的“理性”，以至于即使面对一个注定“没落”的夕阳学科，该学科的学者们仍然可能不合时宜地不离不弃，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此外，就现实而言任何高校也不可能依照各学科学者的诉求来均摊有限的资源。所以，是顺应于国家建设、学校发展的大方向以获取学科成长必要的条件，还是固着于所谓学科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症结所在。

市场引领模式的基石则是来自于市场对于新技术的需求和获得更多利润的渴望。毫无疑问，现代大学再也无法回到象牙塔时期，市场作为现代经济社会最活跃的要素已经给大学学科成长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市场提供了学科发展的资金，还解决了学科成果的应用问题，这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是，市场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这与学科本身的学术性与非功利性背道而驰。所以，如何能够既深刻运用市场因素促进学科成长，又同时坚持大学学科的学术独立性，其实是相当难以把握的尺度。

总之，每一种模式、每一种力量的运用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那么我国学科建设，特别是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究竟从中能获得哪些启示呢？如若将学科建设比作打理一座花园，则可以认为：首先，没有布局的学科发展就如同废弃的花园那样杂乱无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领导者需要扮演的是一个“学科花园”设计者的角色，要精心谋划各种“花草”（学科）的结构和分布。但是，领导者在优化设计的决策过程中，不能单凭个人感觉或者好恶，而是始终要坚持理性的态度和民主的方式，增强研究和论证，特别要恰当地将决策权下移给更为专业的院系和学者，以避免决策浮于空中，成为脱离实际的空洞描划。而且，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模式的滥用，尽可能少地干预学科自身成长规律，不去人为地选择或者抛弃一些学科，而是为所有学科成长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让它们在合乎学术逻辑的轨道上自由生长。

其次，学者们更像是“学科花园”的园丁，他们永远是学科成长最主要的依托力量，他们的悉心培育才是“学科之花”开花结果的真正动力，所以在学科建设中要真正地信任并尊重学者们的专业意见。但是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学者又是有偏向的园丁。他们毫无保留地关注自身所在学科的发展，而对于该学科在学校学科布局整体框架内的定位和作用不太在意，因此发挥学者的作用必须要与学科整体发展的全局规划以及学校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避免一叶障目。

最后，市场力量类似于游览“学科花园”的游客。他们对“花园”的欣赏以及由此而投入的资金支持使得大学有资源和动力把学科建设得更好。不过，市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它并不真正了解，也不关注所有学科的本真价值，它只看重它所需要的那部分。所以学科建设既要借重市场的力量，又要与市场保持适当的疏离；既要满足企业的需求，又不要单向度地沦为迎合企业的无休止的逐利欲望的牺牲品。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崛起及其一批新兴应用型学科的快速成长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吴家玮.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88-89.

[2][美]布瑞德利.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M].梁志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8.

[3]陈家宽.大学教育与科学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5-26.

[4][美]理查德·鲁克.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M].于培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66.

[5]于惊涛，武春友.美国校企合作案例及评价标准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10）：89.

[6]田旻，曹兆敏.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转移成功因素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10）：25.

[7]阎光才.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J].教育发展研究，2003（9）：90.

（责任编辑 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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