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读报告与精品力作(1)

时间:2022-07-04 10:25:02  阅读:

摘 要:审读报告涵盖着编辑人员对书稿诸多方面的总体价值评判,并最终决定着书稿的最终质量。作者从为什么要聚焦审读报告、打造精品力作编辑当主动作为等多个角度分析审读报告与精品力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审读报告 精品力作 编辑素养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出版参考杂志社承办的全国优秀审读报告推介活动已经持续几年了,在业内外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说明,推介活动切切实实抓在了“点”上。

一、为什么要聚焦审读报告

审读报告,包括了编辑对书稿的总体评价:书稿怎么样?有没有出版价值?有哪些价值?以及编辑加工处理的思路、内容,与书稿作者的沟通,特别是对于编辑的加工意见,作者有哪些反馈等核心内容。一份报告,要求各要项齐备,高度概括又条分缕析,观点明晰,行文流畅准确,所作工作、存在问题及如何解决,都要有所交待。

管理机关和出版业自身在反省内容质量下滑时,都会提及一个重要原因,“三审三校”制度落实不到位。而不到位的具体表现有:业务外包、买卖书号、以审代编、以编代校、减少编校次数和程序、编校范围不全、审读意见空洞无物、流于形式等。审读报告,有可能成为前述问题集中呈现的一个端口。如果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又如果虽然做了但没有用心去做,或者没能有相应匹配的素养和能力去做,那个审读报告不是空洞无物、流于形式才怪呢。

审读报告真实呈现了编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出版物达到质量规范要求的过程。无疑,这对编辑的基本职能:评价、选择、优化、推介,以及各项素养:政治判断、政策熟识、鉴赏眼光、审美情趣、业务水平、沟通能力、精益求精等,无异于一次综合检验。审读报告当然也是对编辑各项职能、素养、技能学习和提升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

所以,在庞大的出版产业运转中,在环节众多的内容生产流程中,审读报告虽然看似那么微观、细小,却是加强出版质量管理、促进精品创作生产的“切入点”;是保证出版物内容编校质量,培养编辑,助推出版业良性发展的“着力点”。审读报告评选,解析有据、树立规范、褒奖优秀、以点带面,是一桩蕴含深意的基本建设。常抓不懈,必有功效。

二、打造精品力作编辑当主动作为

长期以来,我们出版人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自我定位:为他人作嫁。自谦,当然是优良的品质,但有时也可能容易在心理上处于被动状态,而放弃一些应该去做的事。其实,即便是作嫁,要成功也很不简单。嫁衣要漂亮,嫁妆要齐备。而真正要嫁出去,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要实现其使用价值,是惊险的一跃!”不光要好看,还要好使唤,不光要明媒正娶,还要门当户对,这过程变数很多,必得主动出击,下足功夫。更何况,现在的出版物,从选题策划到创作、出版的全过程,编辑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从过去的“等米下锅”,到现在的“选种、育秧、栽培、间苗、施肥、灌溉、锄草等等”,编辑所下功夫、所需功力、所据位置,越来越重要。换言之,编辑的引领、主持、“导演”,成为今天塑造精良出版物的重要保障。

笔者入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0多年,前后深度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一版、二版、三版的编辑出版工作。《全书》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和著名大学、图书馆的“国礼”。这部皇皇巨制,是全国3000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和数百位百科编辑辛勤耕耘、精诚合作的结晶。近日,笔者在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资料时,重读了一版时的一些审读报告,摘取其中几个实例,以佐证编辑在打造精品力作中主动作为的重要性。

“实事求是”的编辑方针。百科社首任总编辑姜椿芳领导制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方针,明确提出:“《全书》的编辑工作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科学文化知识时,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应反映各家之说。”“对中外古今人物要权衡其历史影响和学术成就选列条目。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以实事求是为核心要义的编辑方针,经胡乔木报邓小平,得到肯定和赞许,始终成为《全书》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文革”余悸、“左”倾流毒尚存之时,这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一些过去的学术禁区被打破,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军事卷》报中央军委讨论明确了我军建军以来的33位军事家,肯定了林彪作为军事家的地位,设立条目,实事求是地记述林彪的功过是非。在纪录抗日战争史的条目中,首次记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指挥的台儿庄等重要战役。其他卷还设立了陈独秀、胡适、蒋介石等条目,内容力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法学》卷设“无罪推定”条,1984年出版前夕,学界仍有人心有余悸,提出应当加些批判。张友渔、姜椿芳等认为不必,“无罪推定”在历史上具有进步作用,应当给予客观介绍。而这一原则,13年后被收入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中。《全书》多学科卷还在既全面介绍当代世界新思想、新发展的同时,又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百科全书中也有一席之地。特别注重以饱满的中国内容,充分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以上种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了。当时有些条目写出来了,也交总编辑审阅过,还向上级有关领导送审了,但仍没人愿意署名。经过责任编辑反复说服(壮胆),作者才勉为其难署上大名。在历史的转折期,《全书》在中国学界、书界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文风,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框架设计与知识体系建构。百科全书的框架设计,至关重要,同时处理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据《哲学》卷责任编辑王德有的审读报告记述,哲学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学科,两千多年来,每一位哲学家都在创造哲学體系,凡是哲学大家,都认为自己的体系最得体,最合理,最完整,最系统。《哲学》卷进行框架设计,编辑们商量,不能不回避体系问题,不然的话,就会陷到学术争论之中,无休无止,难以善终。可是不管怎么回避,都回避不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各种学说、各个流派、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说到底,还是要拿出一个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又要回避争论,又要拿出体系。怎么办?首先同专家谈,说先设计“框架”,而不是“体系”。大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能够为编撰提供方便,二是能够反映知识联系。果然,争议不大。几个月后,各分支学科的框架草案便送到了出版社,不过却是五花八门。框架的第一层次相对好说,先史后论,没用多长时间大家就同意了。第二层次问题也不大,哲学界已从 11 个方面研究哲学,自然分出了11个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那就难了,每个分支学科的知识架构如何设计,有了意见分歧。一些专家倾向于简化,比如分学派、学说、概念、事件、著作、人物等几个大块。可称这种结构为“块块结构”。它的优点是简单、好编、没有交叉,缺点是条目与条目知识内容之间缺乏联系,没有知识内涵。而编辑和另一些专家倾向于优化,认为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做细,不仅条目释文给人知识,条目框架也应给人知识,让读者翻开目录,就能大概了解一个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系。比如“孔子”这条,应该摆在“先秦哲学”的“儒家”之下,同时还要统领“《论语》”“仁”等著作条目和概念条目。看到这样的目录,读者就会明白,孔子生活在先秦时期,属儒家学派,《论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仁”是他使用的核心概念。可称这种结构为“体系结构”。这样设计好是好,可是难度很大,特别是一些概念的归属很难定位,因为概念是公用的,除了个别情况,不归哪个哲学家专有。两种意见,各有所长;相较之下,后者为上。编辑们坚持后者,认为它求精、求新,体现着对读者的责任,蕴含着编辑创新精神。于是按照“体系结构”的方案向下推。编辑觉得:这样做难是难,但是难和无法做是两回事。既然能做,难也要做下去,因为我们是在编典,尽量从读者的需求着眼。

不过要想推进,还真得动动脑筋。分析难点,解决问题。按照“体系结构”的方案设计,概念的归属确是一个大问题。哲学是什么?从形式上看,它就是无数概念的堆积。没有概念,就没有哲学,所以《哲学》卷中的概念条目有几百个。事情想做顺,就得有章法,概念条目这么多,要想摆在恰当位置,首要的事情是立章法。有了章法,就有了位置;各就各位,也就可以省力省时了。有鉴于此,编辑和专家们在一起议定了一些原则。比如归在提出者名下、归在建树者名下、归在主张学派的名下,如此等等,定了六七条,形成文字,以便遵从。就这样,经过专家和编辑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也就出来了。

穿上“制服”才像“百科”。《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简明、准确地向读者介绍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既要方便读者查找检索,又要方便读者系统阅读。但是想要作者全都站在这个角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书》集合了全国各学科的泰斗名师、众多各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二三万之众,学问很渊博,体例很陌生。许多作者初时对体例并不太以为然,有的甚至认为是“作茧自缚”,放手写起来,五花八门什么样式都有,如放任自流,后果不堪设想。体例就是体裁的规范,是指导全书选条、撰写、审稿和编辑加工,以至成书编辑的一整套规范要求,这是一本高质量百科全书必不可少的保障,用圈内的话讲,体例就是《全书》编辑工作的“宪法”。而要向那么多专家将体例的意义、规则讲清楚,实在是一项必要而又艰苦的事情。这就特别需要编辑未雨绸缪,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同时下功夫把体例钻透、讲透,还要注意艺术性,让作者真切感受体例是个好东西。就如后来有位作者对笔者所说:“你讲的这一套,其实就是给我们(写的条目)都穿上统一的制服,这样就整齐好看了,就像百科(全书)了。”虽然有了“体例”约定、甚至宣讲,但是想让专家们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仍需一个与他们不断磨合的过程。常常是通过审稿,就具体稿件进行讨论,修改几次,才能解决。

《天文学》卷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个上马的学科卷。据责任编辑金常政审读记述,天文学家眼望星空,常写天上的文章,但现在则需要把他们的天上学问,导入百科全书的规范之内。除了撰稿前反复向主编、撰稿人宣讲百科全书的性质和体例要求,百科条目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外,在实际审读过程中,还要不厌其烦地交流,使之走上“百科”之路。按《全书》结构设计,每学科卷前设有一篇高屋建瓴、总揽全学科的概观性文章。这篇文章既要全面概括,又不能专深,难处正在于此。先是紫金山天文台以综论主编的名义提出一稿,文章很长,内容庞杂,系统性差。综论分支副主编觉得责无旁贷,也交来一稿,篇幅更长,看起来学究气太重,内容专深,不具“概观”的性质。两篇学问大但均不符合百科要求,不具备加工为成品的基础。怎么办?编辑记起学科编委会副主任王绶琯先生曾在会上讲到天文学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关系,讲得十分清楚明白,而且还画出一个交叉关系图,呈金字塔形,大家戏称为“多维的王冠”。何不就请王绶琯先生撰写此稿?试约一下,道一番责任编辑的难处,王先生毅然答应了。一个月后,一篇几万字的概观性文章就交到责任编辑手中。而且,王先生极谦虚,文章作者署上张钰哲、戴文赛、李珩、王绶琯四位之名。对文章浏览一遍,大体符合要求。又请专业学识、文字功夫深厚的老编辑审读加工完稿。

据《哲学》卷责任编辑王德有审读报告记述,他在读研时,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与他聊天时说过: “我和冯先生(冯友兰)写东西,基本上是下笔就写,不用修改,即成文章。不过冯先生写得很有文采,而我只能做到平铺直叙,理顺文通。”可是,没有想到,后来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条目,张先生还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张先生撰写“中国哲学史”这一条。稿件交到出版社,王德有一看便为难了。稿子从先秦写起,孔、孟、老、庄,墨、惠、荀、韩,一直写到孙中山。15000多字,大有飘若行云,势如流水,时舒时疾,逶迤千里的文气。真是一篇好文章,可惜就是不好用。为什么?因为不合“百科”需求。

怎么辦?要知道,张先生可是王德有的导师,又有下笔即成、无须修改的自识。可是王德有心里过不去。为什么?因为《哲学》卷要代表中国哲学界的水平,当然也要代表编辑的水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典,来不得一点通融。他三思又三思,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大师毕竟是大师,不仅满腹学问,而且胸怀大度,特别是对他的晚辈,更是这样。虽然经过一番讨论,虽然还有一段插曲,张先生还是按照“百科”的需求做了修改,而且还修改了两次,第三稿才收入《哲学》卷,就是书中的那个样子。

这样的审读报告,还有很多,共和国空前浩大的文化工程,这其中浸泡了专家和编辑们多少艰辛的汗水,倾情的奉献!总体设计,组稿撰稿,学科审稿加工,全书统编审稿加工,图的选配编排,索引的提取,术语、人名、地名、译名统一,资料核实,重复交叉处理,长短繁简平衡,重点条目把握,敏感内容斟酌,一遍遍通读检查、反复校对……旷日持久的编纂过程,而这其中的工作量是由一组组天文数字组成的。审读报告记录了编辑们的使命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以及勤于思考、奋发工作、主动进取的生命足迹,也记录了学术大家们渊博的学识和宽广的胸襟。笔者想,有这样由学者和编辑组成的“百科人”,以及善于沟通、坦诚合作的工作氛围,《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所以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世人公认的精品力作,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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