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的前世今生

一

中国文化，是世代中国人的集体创造，凝聚了难以计数的华夏子孙的心血和汗水，不论是和平时期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还是危难之际的攻坚克难、砥砺前行，都留下了历史的印痕，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其中，既有精英们的思索与创造，也有普通人的聪明智慧与发奋努力;既有中华各民族的发明创造，也有对异域他邦物质、精神文明的吸收、改造。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座巨大宝库，发源于东方，却早已光被四表，传播到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

如何认识中国文化，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道永恒的难题。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熏陶，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却迥然有别。大多离不开对现实挑战所做出的应对，或恪守传统，维护和捍卫自身的文化权利、社会地位;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料，取其精华，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冲击与碰撞，进行综合创造;或将中国文化笼而统之地视为糟粕，当作阻碍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羁绊，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思索和抉择，必然反映在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观念和行为上。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显得更为渺小。然而，在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发展中，却也集中展现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各种抉择。“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中国文化的鄙视、践踏登峰造极，制造了大量的文化悲剧。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展，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契机，吊诡的是，有些人在不十分了解西方文化的状态下，继续对中国文化大加挞伐，而亿万中国人用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份令世人震惊的答卷，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人类的文化奇迹。

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属于全体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人！

尽管在创造文化辉煌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偏差，遭遇了严峻的现实挑战，然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续写辉煌的起点。时代呼唤中国文化的守望者、建设者、创造者、批判者……更需要既有中国文化情怀，又有国际眼光的文化学者！

如何书写中国文化？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曾联合一批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初步尝试，撰写了一套丛书——“中华文化大观”，记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美德、精神、脊梁以及中华文化与世界。历数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辉煌灿烂的古代科技，享誉世界的中医宝藏，历史悠久的教育体系，恢宏神妙的军事思想，珠玑满目的文苑奇珍，独领风骚的华夏艺术;弘扬勤劳刻苦，勇于创造，质朴简约，杜奢节用，勤学苦读，求是求精，谦虚谨慎，恭敬礼让，修身律己，慎独自省，诚实无欺，重诺守信，崇尚节操，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尊敬师长，敬老慈幼，和睦邻里，助人为乐的美德;阐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人精神，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愫，自信坚定、愚公移山般的顽强奋斗精神，与天地浩然同流、重视人世的理性精神，美好而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愿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歌颂中国的脊梁;揭示了中华文化在向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播，对外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容纳和摄取外来文化，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使中华文化获得新的发展。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间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一印再印，而且还在书展上被读者票选为最受欢迎的图书。著名史学家杨志玖、著名文学家冯骥才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让我们备受鼓舞。这套书既留下了青春的脚步，同时也成为记录那个时代有关中华文化观察与思考的文本。然而，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普通民众和广大女性的文化创造、传承，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再现。因此，催发了日后对中国民众意识和中国妇女（性别）史的高度重视。

二

回望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史著作，林林总总，各具特色。收入本丛书中的通史类或宏观论述的著作共25种，其中国人著述23种，译自美国、日本学者的著作2种。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稿》，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上、下），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上、下），王其迈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姚名达的《中国文化小史》，范子田的《中国文化小史》，常乃的《中国文化小史》，李建文的《中国文化史讲话》，靳仲鱼的《中国文化史要》，王云五的《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中国文化演进史观》，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姚江滨的《民族文化史论》，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以及美国人盖乐（E. M. Gale）撰写、孙德孚译的《中国文化辑要》，日本人高桑驹吉撰写、李继煌译的《中国文化史》等著作，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断代史著作4种，为陈安仁的《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中国近世文化史》、孟世杰的《先秦文化史》、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等。专题史著作5种，为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张星的《欧化东渐史》、郑寿麟的《中西文化之关系》等。这些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更有助于解读在不同历史与文化情境、语境下，这些身份、地位、经历、国家、民族不同的文人和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书写。

不论是通史类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还是以断代史、专题史的形态阐释中国文化，都包含着撰写者对中国文化的情怀，也与其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梁启超撰写《中国文化史稿》时是1921年秋冬，以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时的讲稿为底本，后经过修改，于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之名出版。截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将该书视为最早的具有史學概论性质的著作，却忽略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书写的整体思考和潜心探索之举及其对新史学的拥抱与呼唤。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该书是继《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中国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的导论。因此，钱穆建议读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庶易获得写作之大意所在”。不仅如此，钱穆还提醒读者该书虽然主要是在专论中国，实则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数十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故而，“读此书，实有与著者此下所著有关商讨中西文化问题各书比较合读之必要，幸读者勿加忽略”。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钱穆对中国文化的思考，特将其民国时期撰写的两篇旧稿，作为附录编入本汇编之中，以求完备。其中，《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本为钱穆在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的文稿，因为是被作者生前视为《中国文化史导论》的总纲领，所以不能割舍。一句“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不仅是钱穆对认识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中西文化比对之后的深刻体认。

梁漱溟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也颇费周章。他先是在1941年春天，于广西大学做了两个月的专题演讲，次年春在桂林开始写作，至1944年完成6章，约8万字。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桂林，梁漱溟被迫停笔。直到1946年11月，他从南京返回重庆北碚，“重理旧业，且做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作材料，在组织上却是从新来过”。到1949年6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9年，贯彻始终的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念和情怀。

柳诒徵撰写的《中国文化史》也是先在学校教习之用，后再出版社刊行。鉴于民国时期刊行的同类著作，有的较为简略，有的只可供学者参考，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所以他发挥后发优势，出版了这部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更令人难忘的是，柳诒徵不仅研究中国文化史，更有倡行中国文化的意见和主张。他在《弁言》中提出：“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有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如今，他的这一文化设想，在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已经变成现实。正是有这样的文化观念，他才自我赋权，主动承担起治中国文化史之责任：“继往开来……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

杨东莼基于“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史乃是叙述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活动之记录”的认知，打破朝代观念，将各时代和作者认为有关而又影响现代生活的重要事实加以叙述，并且力求阐明这些事实前后相因的关键，希望读者对中国文化史获得一种明确的印象，而不会模糊。不仅如此，他在叙述中，尽力地固守着客观的立场，用经济的解释，以阐明一事实之前因后果与利弊得失，以及诸事实间之前后相因的关联。这也是作者对“秉笔直书”“夹叙夹议”等历史叙事反思之后的选择。

至于其他人的著述，虽然关注的核心议题基本相同，但在再现中国文化的时候却各有侧重，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存在差异。这与撰写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及其史德、史识、史才有关，更与其学术乃至政治立场、占有的史料、预设读者有关。其中，既有学者之间的对话，也有学者与读者的倾心交流，还有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的知识普及与启蒙，对中外读者的文化传播及其跨文化的思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高桑驹吉的著述以世界的眼光，叙述中国文化的历史，让译者感到：数千年中，我过去的祖先曾无一息与世界相隔离，处处血脉流转，气息贯通。如此叙述历史，足以养成国民的一种世界的气度。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陈登原不仅将中国文化与世界联系起来，而且还注意到海洋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妇女地位的变化等今天看来都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一些心怀中国文化命运的学者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行课本大都脱胎于日本人撰写的《东洋史要》一书等情形提出批评：以外人目光编述中国史事，精神已非，有何价值？而陈旧固陋，雷同抄袭之出品，竟占势力于中等教育界，垂二十年，亦可怜矣。乃者，学制更新，旧有教本更不适用。为改变这种状况，顾康伯广泛搜集文化史料，因宜分配，撰成《中国文化史》，脉络分明，宗旨显豁，不徒国史常识可由此习得，即史学门径，亦由此窥见。较之旧课本，不可以道里计，故而受到学子们的欢迎。此外，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吸收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問题，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撰写者关注的焦点议题。

围绕中国文化史编纂而引发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来源、内涵、特点、价值和贡献等方面的深入思考，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孙德孚更将翻译美国人盖乐撰写的《中国文化辑要》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因日本侵华而处于流亡之中的安徽难胞，令人感佩。

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和吕思勉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六讲》成书于民国时期，但由于没有找到原始版本，只好作为附录，置于最后。

实际上，民国时期撰写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著作远不止这些，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收录于本丛书，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至于已经收入本丛书的各位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定义、解析及其编写体例、使用的史料、提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值得批判地吸收，作为一种历史的文本需要珍藏，并供广大专家学者，特别是珍视中国文化的读者共享。

三

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刘运峰、莫建来、李立夫诸君的盛情邀请，让我徜徉于卷帙浩繁的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的各种论著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在回望百余年前民国建立之后越演越烈的文化批判时，重新审视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后掀起的文化反思，坚定新时代走向世界各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

感谢与我共同工作，挑选图书，撰写和修改提要，并从中国文化中得到生命成长的区志坚、李净、马晓驰、王杰升等香港、天津的中青年学者和志愿者。李立夫全程参与了很多具体工作，表现出一位年轻编辑的敬业精神、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从不分分内分外，让我们十分感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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