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建设

编者按：由上海交通大学、光明日报社编辑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2015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于2015年4月11日在上海举行。论坛以“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建设”为主题，围绕“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战略研究”、“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规划建设转型”、“智慧社区与智慧村镇建设”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并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探讨了文理学科交叉的创新模式问题。

关键词：中国新常态；智慧城市；信息化3.0；智慧科技；大数据；城市河流文化；文化空间；春季论坛

Editor"s note： OThe Spring Forum of Urban Science and the Forum of Arts Innovation 2015，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o-hosted b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Guangming Daily and the Oriental Outlook subordinate to Xinhua News Agency was held on April 11， 2015 in Shanghai. With the “new normal in China and smart city building” as the theme， the Forum discussed “strategy of new normal in China and smart city”， “new urbanization and smart city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mart community，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besides， arts and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 models of innovation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Key words：new normal in China；smart city；informationization 3.0；smart technology；big data；urban river culture；cultural space；Spring Forum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5-4（6）

1 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战略问题

2014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既是对智慧城市的无序和不健康现状的“委婉”批评，也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什么样的速度、规模、节奏和模式才是健康的和有序的，是继续升温、加速，还是主动调整、换挡，成为智慧城市进入其新常态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首要战略问题。

在题为《智慧城市与信息化3.0》的主旨发言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梅宏指出，信息化正在进入以数据的深度挖掘与融合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化阶段（信息化3.0）。智慧城市则是在信息化3.0的背景下所开展的新一轮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和综合性更强的城市信息化工程。在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公共服务模式变革的影响，使这个本已十分复杂的进程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梅宏指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二是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合问题。在信息化3.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既需要有先进的产业技术支持系统，也需要有高效的城市信息化协调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尽可能统筹兼顾各相关方的战略规划设计。

在题为《中国新常态与智慧城市战略问题》的主旨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指出，当前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大跃进”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粗放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刘士林指出，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在较多起伏变化中保持相对高水平增长，二是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三是数据更加开放同时也更加封闭的斗争长期存在。而主观上“建不建”与客观上“如何建”则成为困扰中国当前智慧城市发展的两大问题。刘士林以《周易》中的“乾卦”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就智慧城市建设而言，由于政府、市场和个人的需要与需求叠加在一起，智慧城市建设与我国以发展为精神实质的“新常态”高度一致。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不同城市和区域的信息化家底、条件、需求不尽相同，所以研究和制定一种资源和条件可支持、社会和个体可承受、中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衔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而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局面和矛盾关系，远非西方经济学“不是政府有问题，就是市场有问题”这种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所能吃透和指点的。刘士林建议，一是在“人文型智慧城市”战略主题下重新布局城市信息基础和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智慧城市在总体上应确立以智慧科技为重要基础，以智慧管理为主体形态，以智慧文化为理想目标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思路；二是在“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常态中持守“蹄疾而步稳”的安全策略和节奏，只要能把“蹄疾”与“步稳”这两方面统筹协调好，就有可能开拓出一条具有战略性突破意义、变被动为主动的自主发展道路。

在题为《社会资本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旨发言中，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国平指出，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将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迎来自己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两大特点：一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智慧城市建设肯定还会在政府主导下推进；二是随着政府持放权及正在步入“缺钱型政府”的“新常态”，必然为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智慧城市领域提供新的战略契机和更大的拓展空间，政府自身也会为此提供必要的新渠道和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在整体上看，从2005年开始，我国智慧城市将进入一个政府依然主导但将不断后撤、社会资本强势涌入但依然不会十分平坦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这就要求社会资本一是要更加认真地开展政策研究，结合新常态的背景把握其内涵和实质，确定社会资本进入的领域、时间和程度；二是更精准地把握现状和主要问题，结合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新要求，尽可能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并提升社会资本的效益。关于怎么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可以概括为“人文+融合+社会化”，即在顶层设计上，以人文理念来引领技术应用；在业务架构上，以数据运营来促进各应用系统融合；在建设方式上，充分激活社会力量参与，使“取之于民”的社会资本更好地“用之于民”。

2 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

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到现在，种种态势表明建设智慧城市的基调没有改变，并深入推进到更具体的层级和领域。在“十三五”期间，由于政策红利刺激和消费社会的巨大需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整体上有可能不遵守“经济新常态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普遍规律，而是扮演一种“逆势上扬”、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角色。

在题为《布局和建设智慧城市的生态圈》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齐达指出，从现状看，发展速度快与模式不稳定是智慧城市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从趋势看，智慧城市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已经以较快的速度推进到平台和生态圈的层面，在未来能占领市场的企业，必定要有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平台，同时为了避免重蹈产业同构和同质竞争的覆辙，还要建设以“共同成长，共建共赢”为理念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性质，是以项目合作、投资合作为基本手段，沿着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链发展合作伙伴生态圈，搭建集产业协作、高潜企业孵化及大数据经营三位一体的开放共享、互融共生、良性协同的生态圈。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融资能力提升和强化为目标，构建智慧城市企业的资本运作生态圈；二是以规划设计能力提升和强化为目标，构建智慧城市企业的规划生态圈；三是以建设交付力提升和强化为目标，构建智慧城市企业的产业链生态圈；四是以城市公共服务运营力提升和强化为目标，构建智慧城市企业的服务运营生态圈；五是以数据经营力提升和强化为目标，构建智慧城市企业的数据运营生态圈。以上述五大生态圈层为核心，培养智慧城市产业大生态系统，可以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在题为《智慧空间：技术、功能与场景》的发言中，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指出，智慧空间功能化表现为“分形”、“开源”与“海绵化”。以APP为主的智能内容化为例，“分形”通过智能化的自相似组织进行分散合理配置，使中心城市在资源高效配置、引领科学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开源”则通过公众化的社区，为智慧空间创造了开放、互动的体制机制；“海绵化”在此过程中起到活化的作用。高小康指出，“场景化”是作为一种创新工具应该成为智慧城市与空间建设的新生态，构建新场景空间对于在新常态背景下进行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题为《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社会认知与行为科学研究院〔筹〕院长蒋宏教授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及其相关平台进入门槛的降低，为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也为城市资源整合、能力配置、内需拉动奠定了基础。首先，中国制造业2050计划，将工业4.0，即互联网+工业+制造推至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互联网+”时代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城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增添了活力，也为创造无限可能提供了条件。第三，智慧城市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是未来城市的一种运行常态、也是未来城市生活的新模式。互联网+工业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互联网+创新创业+金融服务业的融合等等，将会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第四，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充分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具体表现在创新引领指标、生产质量效益指标、生态环境指标、身心健康指标、生活质量指标、公共服务指标等内涵建设上，还应当充分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在题为《以城市的创新本质看智慧城市》的发言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副研究员杨滔指出，智慧城市除了包含先进的信息通信设施、便民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智能的生产和物流体系、开放而安全的城市数据等，还需要包括鼓励大众学习、使用、创新智能交互功能的政策、机制、标准等，让每位普通人都有意愿去体验、规划、设计、建造并使用智慧城市。这样，智慧城市才不会变成普通大众遥不可及的高科技、或过于简单的便民服务，而是构筑了普通大众的日常创新平台。大众可以按照各自的想法和方式，便捷而安全地获取并生产信息，智慧地转化为各自的先进生产力，创造各自精彩斑斓的生活，于是自发地形成了城市的集体创造力，积极应对人口、就业、产业转型、环境污染等问题。当这种智慧城市的“众筹”创新模式形成之后，那些智能交互功能的政策、机制、标准等就将会自动完善，形成智慧城市的新文化，即新一代的城市创新文化。当这种文化与信息通信设施等结合在一起，将会智慧地提升我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促进建立基于我国标准的国际智慧城市，真正地打造我国的“世界城市”。

在题为《标准化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路径研究》的发言中，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娜指出，从根本而言，智慧城市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未来城市的智慧性应更多体现在对城市运行规则的理解、对城市及其构成元素动态的感知、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对城市居民及其他相关方需求的识别和满足。因此，当前亟需通过对智慧城市核心理念、实现路径和关键节点的全面梳理，形成科学可行的智慧城市建设通用思考路径，并搭建重点适当、全面完整、配套协调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纠正一些城市“智慧化”进程的偏离，推动智慧城市稳健发展。在以标准化助推智慧城市的发展上，马娜建议，一是抓好标准体系建设。针对智慧城市建设中暴露的“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等问题，在国家和地方抓紧组织制定“十三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的重要节点上，将与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相关的标准化工作作为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二是推进重要标准研制。在城市管理的总体框架下，结合标准适用范围的大小和针对性的强弱进行差别化的设计排布。除已着力较多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ICT技术等领域外，更应从规划计划、过程管理、数据共享等当前急需和重要的标准着手，系统性推进。三是重视和加强标准试验验证。通过标准的试验验证，为标准的大范围实施应用积累经验、探索路径，更有助于验证其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广泛适用性。

在题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当下形态与路径选择》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立群指出，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较多的强调数字科技和行政管理，但缺乏足够的人文规划，造成我国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随着对智慧城市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技术和管理不是智慧城市发展的目的，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才是智慧城市的根本，因此加快人文型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布局和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张立群指出，集合科技型智慧、管理型智慧、人文型智慧的智慧城市全面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经济领域转型升级、有助于带动信息产业等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产业繁荣壮大，更将带来城市运营管理理念、路径与方法的全面转型升级，促进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现。

在题为《危言智慧城市与“智慧村镇”建设的可能路径》的发言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耿波指出，“智慧社区与村镇”的建设不是“信息的倾泻”，而是在尊重村落社区之“媒介素质”的基础上的建设与规划。“智慧村镇”的建设路径在于顺着乡土社会中的信息“能知”结构提升其信息素养，使“智慧社区”成为人们通过信息实践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并以此实现相互认同的共同体。智慧社区的建设，关键在于沟通传统村镇聚落中的既有信息“能知”能力与当前信息化大潮之间的相互调适，为乡村个体找到真正适合当前信息化冲击的信息素养；为智慧城市的信息赋予价值认同、碎片化知识的完形能力与公共内涵。

在题为《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探索》的发言中，阿里巴巴高级产品经理孙予加结合阿里研究院的“淘宝指数”与“全景洞察”，探讨了当前大数据产品应用于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以及指导企业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孙予加指出，大数据开发应用的核心不在于数据体量的大小，而在于多渠道数据的整合，从多维数据之间寻找关联。数据可以真实地还原人们的实际生活，基于此，在大数据时代，为我们从庞大的数据库中探索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律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题为《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智慧村镇建设研究报告》的发言中，通过介绍廊下镇调研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现状、智慧旅游建设情况、智慧农业建设情况以及智慧环保情况，上海交通大学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晓静指出，以廊下镇为代表的部分上海村镇，其信息化和智慧村镇建设已有一定基础，同时，政府、企业、村镇居民和游客对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也有强烈的要求和需要，建设智慧村镇应当尽快提到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在题为《基于可再生能源互联网技术构建绿色智慧城市》的发言中，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张滔博士指出，绿色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动力，传统能源体系并不适合绿色城市可持续的发展的道路。大规模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构建能源互联网结合可再生能源技术，促进能源、信息的有利结合，是改变传统能源利用模式基础。建设基于能源互联网、物联网和通讯网络结合的绿色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建设的方向。

在题为《智慧城市战略开发价值及投资指数评估系统研究》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专职研究员刘新静副教授指出，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PPP模式吸引了诸多投资者，但存在着严重错位，一方面，各地政府建设智慧城市都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诸多企业手握重金不知该投向哪座城市。市场的“无形之手”如何顺利地牵住政府的“有形之手”，社会资本如何顺利投向智慧城市建设并且获得利润最大化是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刘新静指出，基于上述问题，企业投资智慧城市建设应该综合考量投资目的地的多重因素，包括资源禀赋、文化积淀、制度管理等，构建智慧城市战略开发价值及投资指数评估系统，采集数据资料对潜在投资城市进行综合、系统的定性评价，从而找到投资的“明星”和“金牛”项目。

3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发展

“人文型智慧城市”战略主题要求智慧城市要从“经济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在强调信息化技术手段与人文服务理念相结合，以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引领城市信息基础实施和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同时，推进形成一种科技型、管理型、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有机结合和包容发展模式。

在题为《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城镇化转型》的发言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教授指出，面对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城镇化转型，应该大力推动都市型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构建绿色低碳、网络化、智能化的都市型产业体系。一是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到首位，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规模，提升传统服务业质量和信息化、现代化水平。二是要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重点是利用现有的产业园区，提升服务业配套功能，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带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三是要构建智慧城市系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城市智能化水平。提倡大数据对社会开放，提高数据资源共享水平，鼓励免费使用互联网，实现城市网络全覆盖，大力倡导电子商务、信用卡使用，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网络零售等新业态。

在题为《监测预警系统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覆盖》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研究员陆邵明指出，目前，我国现有的游客容量控制与预警机制对处于城市开放性公共空间中的游客容量如何设定、分区与分类，如何鉴定公共空间的人群饱和状态，尚缺乏相关细化与量化的评价标准与分级预警机制，因此尽快建立一个精细化、常态化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人群流量监测与预警机制势在必行。该监测预警系统须覆盖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系统，可分区、分节点、分级设计，不仅要将现有的城市摄像系统整合起来，还要充分利用智慧城市的信息技术，对处于城市点、线、面上的公共开放空间建立人群涌现流量数据库平台，为上下级政府间、不同部门以及服务商之间共享使用，进行常态化的监测与预警。陆邵明指出，为建立科学的预警系统，首先要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安全性设计进行审查与评估，其次，应该构建多中心、多样化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

在题为《智慧城市与新时期的江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发言中，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朱逸宁指出，智慧文化是现代江南城市文化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由智慧城市引申而来的智慧文化建设并不会割裂城市文化的脉络，而将提供新的文化体系建构方式。朱逸宁建议，江南城市文化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实现文脉的活态传承途径。首先，从人文城市的要求出发，对城市智慧文化进行顶层设计。其次，江南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变革，积极利用新技术成果引导人们。再次，利用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契机，建构新的文化平台，为城市文化尽快搭建起属于自身的传播网络，这样方能完善新时期江南城市文化的精神体系，使“长三角”真正蜕变为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城市群的象征。

在题为《城市河流文化：城市建设的智慧》的发言中，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旅游管理系主任居阅时教授以苏州河为例指出，城市河流文化是城市建设智慧的体现，在现有城市格局发展或未来城市规划中，河流文化都是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居阅时指出，苏州河作为母亲河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发展在苏州河沿岸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曾经的黄金水道如今了无生气，两岸存在大量破旧的棚户区和闲置的旧厂房。反观世界著名河流城市的规划模式和发展经验，组织和利用河流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可以使河流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获得世界的认可和关注。因此，利用苏州河历史文化资源，规划两岸景观，成为上海旅游集聚区，是上海城市建设的智慧之举。

在题为《政府策划与韩国城市流行文化》的发言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严明教授通过对“韩流”的产生、发展阶段、构成要素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韩流”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诞生的一种大众文化，以韩国文化的独特方式影响着世界。韩国大众文化从业者为避免止步于一时的流行潮流付出了诸多努力，一是把韩国传统的精华与现代要素相结合，二是离不开韩国政府的扶持，三是不断健全联结政府与韩流活动之间的各类中间组织，使其能够更好地改善和创新“韩流”，使其积极输出韩流。探讨邻国“韩流”何以能够与时俱进、持续良性地发展，可以作为中国大众文化乃至传媒娱乐业振兴发展的一面镜子。

在题为《城市发展决策支持专家库建设方案》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专职研究员王晓静博士指出，智慧城市专家库对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基于智慧城市大数据平台、以RS理论模型构建的的专家知识库，结合专家知识、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情景分析、决策模型等，对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件的综合决策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撑，满足智慧城市的智能化经营管理与决策需求。做好专家库的结构分类工作是建立专家库的前提。按照智慧城市发展评价指标，当前智慧城市专家分为三大类别，分别是偏重技术创新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型专家、偏重制度创新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型专家及以人文理念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型专家。

在题为《重新思考“文化空间”的方法论意义》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朱宁嘉指出，要正确理解和使用“文化空间”，就必须认识到语词背后共时性上社会各要素的相互关联和历时性上的认识演变，从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逐步确立起开放和互动的研究方法。朱宁嘉认为，文化空间概念是萌生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只是它很快已经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中，是对人类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里所创造的文化的概括与高度的抽象。“文化空间”不只是过往的文化生产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的概述，更应该是传统与创造交集于今天正在生产的文化以及可以成为未来遗产的文化的抽象；非遗的呈现需要传统与创新的交集，这种交集活动又是置身于当前的具体环境，生产于具体的文化场所，又创造新的文化空间。

在题为《浙江省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的发言中，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孔铎博士以浙江传统村落文化调研为切入点指出，浙江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物质文化资源方面，保护资金的缺乏与活化程度较低；社会文化资源方面，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与多方重构的初步介入；人文文化资源方面，社会功能变迁导致的传统文化缺失。关于浙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孔铎建议一是对已有的传统村落保护政策进行系统化和规范化改造，不断深化改革已有的配套政策措施。二是从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保护层面看，促进高新技术与材料的引入，提高保护质量。从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保护层面看，完善农村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扭转重硬件请软件，重物质轻文化的不良趋势。三是建立开放动态的传统村落评估体系，改变单纯的文化遗产简单化、量化、类型化的管理方式，将物质文化的丰富性，非物质文化的群众接受度、延续性和内生活力纳入评估范畴，构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活态乡村文化空间。

责任编辑：于向凤

推荐访问:常态 城市建设 中国 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