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是破解“陕西现象”的战略抉择

[摘要]据对“陕西现象”的研究，发现“飞地经济”的“管道负效应”是形成“陕西现象”的一个重要机理，而产业集群式发展则有可能成为破解所谓“陕西现象”、实现国防企业和国防科研院所先进通用技术向民品和民营企业转移扩散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产业集群；破解；陕西现象；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0-0093-03

一、“陕西现象”的症结所在

近几年，人们一直在思考，‘陕西现象’根源何在?资源大省何以成为经济弱省?理论界对这一现象曾有过热烈讨论，对其根源也有较深入探讨，如有人提出“八因素说”；有人提出“社会历史、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领导执政失误说”、“陕西人特殊的价值取向、生活模式、兴趣焦点、心理需求结构、行为方式、事业领域乃至人生轨迹”等。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是形成陕西现象的综合原因，也不否认在西部大开发中，陕西科教、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长足进步。但也不讳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至今还没有找到破解陕西现象的有效通道。

2006年7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与升级专题讨论会发言中，笔者曾指出，形成所谓陕西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陕西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陕西军工企业、国防口的科研院所占了很大比重，它们占有大量土地、技术和人力资源，形成的科研成果多用于军工项目，很少向民品转移扩散，因此很难形成系列和批量，也难以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正是陕西现象的症结所在。

1、陕西国有经济是一种“飞地经济”。所谓“飞地”，原本是指一种政治地理现象。在国际法上的定义是：“指一国位于他国国境之内不与本国毗连的领土”。本义是指在法律上隶属某国、某地区所有，并由其实施管辖权、收益权等主权，位于他国、他区的土地。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经济发达部分与不发达部分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飞地经济关系。发达部分镶嵌在不发达部分的经济亦称为“飞地经济”。

据有关资料，仅“一五”期间，国家就在陕西投资建设了28个国防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156个重点项目中，在陕投资建设24项，其中国防科技企业就有17个，占同期在陕建设重点项目的71％。“二五”期间，国家又在陕西投资新建或改建扩建了27个航空、电子、核工业企业、国防科研院所和配套工程。三线建设时期，陕西被列入全国重点建设省区之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国家在陕西投资建设了航空、航天、电子元器件、核工业企业、及其配套工程、研究院所等计130多个，使陕西成为我国一个新兴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防科研生产基地。至此。陕西共拥有国防口的科技企事业单位194个，科研院所28个，大专院校7所，职工队伍约30万人，其中科技人才占了1/4。到本世纪初叶，陕西形成了中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固体、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常规兵器等五大国防科研生产基地。国防科技产业的资产总值达300多亿元，固定资产净值达到了100多亿元。然而，如此密集的资本、人才以及科研开发优势，却没有能够转化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究其原因，“飞地经济”的“输气管道负效应”使然。

2、“飞地经济”的正负效应。“飞地经济”有正、负两种效应。“飞地经济”正效应是指采用“嵌入式”投资模式，利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欠发达区域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结合，在对欠发达区域经济实现投资拉动的同时，对投资方给予相应的回报，这样一种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及其效应。由于其受益主体是对称的合作共赢，利益共享，因此这种“飞地经济”越来越受到我国沿海和内地许多地方政府的青睐，有些省区甚至在发展规划中把发展飞地经济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如辽宁省在《关于鼓励沿海重点发展区域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中就规定：在辽西锦州湾沿海经济区内设立“飞地”，并实施政策优惠。锦州市和葫芦岛市可分别为朝阳市、阜新市在区域内确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飞地”)，在“飞地”内设立的企业，除享受优惠政策外，增量100％返还，按各50％的比例分配。随着沿海改革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日趋紧张，并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沿海地区到内地设立“飞地”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实际上，一些有远见的沿海企业家已经在行动。据有关媒体报道，浙江巨鹰集团公司，通过兼并当地国企，拥有了新疆万亩棉花种植基地，实行前向一体化战略，每年7000吨各类棉纱可确保该公司棉纱供应无后顾之忧。像巨鹰集团一样，浙商到中西部能源资源大省投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水泥等项目，到省域外、县域外建立配套生产“飞地”，已成为浙江企业缓解能源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發展的战略选择。

所谓“飞地经济”负效应是指中央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把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嵌入中西部传统农业区域，这种布局，对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没有很好地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甚至长期与地方处于分离状态的现象。“飞地经济”负效应之所以产生，关键在于其受益主体只是国家整体，利益分配仅对整体倾斜，而对区域溢出太少。笔者将“飞地经济”的负效应形象地比喻为“管道负效应”。

3、飞地经济的“管道负效应”是形成陕西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证明，输气管道对输出地的经济、技术、信息溢出与输入地的获益相比，相差悬殊，对当地经济拉动不大。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陕西投资兴建的国防科技企业以及相关科研院所，犹如在陕设置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各种科研、生产任务自上而下下达，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分别隶属于中央10多个部门，运行机制完全内部化。保守秘密和忠于国防事业是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员工的天职。系统内的惯例支配着企业与顾客、供货商与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增强了鼓励稳定甚至等、靠、要的地域文化氛围。严格的垂直管理体制，保证了权力集中和有效，信息自上而下垂直流动。企业之间的界限、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界限以及企业和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在这种以管道式隶属关系为基础的体系中泾渭分明。整个企业的独立性比较强，企业在自上而下的隶属管道运行中自我封闭，企业之间仅仅是相同和相关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或嵌入式集聚。地区内部没有形成有机的横向联系或作用机制，每个企业恰似漂泊在不发达经济体中的一个个孤岛，人员、技术和信息的流动基本上局限于企业或系统管道内部而且方向单一，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似乎与距离没有多大关系。在这种类似管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地理集中的优势难以发挥，屏蔽了信息、技术的横向溢出，阻隔了国防企业、科研院所对地方经济的关联和有效拉动。这是形成陕西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产业集群是破解“陕西现象”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军工企业向民用转移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寓军于民、以民养军”的战略方针。十六大卫提出，建立和完善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的方针。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和科研院所，在民品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如西飞公司引进瑞典沃尔沃客车先进的设计制造技术，与本企业的飞机制造工艺相结合，生产出了模块化全铝合金客车车身，占有国内同类产品1／3的市场份额；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庆安公司，引进研发的转子式空调压缩机也占有整个市场的I／3份额，产品远销亚洲、非洲等lO多个国家和地区。航天四院与西安交大合作研发的低噪音风机和防爆风机，西北工业大学研发的元人驾驶飞机、以及柔韧性耐高温低密度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等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意义重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实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目标，使军工企业和国防口的科研院所先进通用技术尽快向民品转移扩散的通道还没找到。这就影响了陕西军工企业和国防口的科研院所实现“军转民”战略方针的历史进程。因此有学者认为，陕西经济起于军工，陷于军工，今后发展的出路仍在军工。可见，走活军工这盘棋，对于破解陕西现象至关重要。

那么，实现陕西军转民理想目标的路径究竟是什么?破解陕西现象的通道应该在何方?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通道。

1、产业集群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所谓产业集群，是指某二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支持性产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既避免了“一体化”和大集团所导致的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又避免了远距离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过高的弊端。在产业集群内，企业面对的是就近、众多的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要求、更快的速度购买各种投入品，包括各种社会服务和各种人力资源。这种就近、择优选購，是一种竞争性的配套关系。它既有垂直整合(内配)的效率，又有更广泛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在西安电子城电连接器生产中也得到体现。在那里，近10年来，由国有军工企业853厂衍生出300多家电连接器企业。它们在国有军工企业处于搬迁和转轨困境中，自发形成。这300多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相互之间分工协作，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既有相互学习，又有专业化设备、人才等生产要素就地、高教地市场配置。市场化的服务网络纵横交织，效率很高。目前这个集群的年产销规模是原853厂的近20倍，单位产品价格则下降了近十倍。开了当地国有军工企业通用技术向民品和民企转移扩散以及产品专业化、市场多元化的先河。区域经济由此从萧条走向繁荣。

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降低要素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要素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又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果在其他地方办高频电连接器生产厂，其要素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要比西安电子城大许多，即使把产品生产出来，也会因成本太高丧失竞争优势而偃旗息鼓。由此，不难理解在其他地方孔雀东南飞的情况下，西安电子城却出现“大雁西北归”。在国外或沿海打工的管理者、技术人员，纷纷回流创办电连接器企业的现象。

2、产业集群有利于军工企业先进可通用技术向民品和民企转移扩散。根据我们对飞地经济管道负效应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在陕的军工企业、国防科研院所等飞地经济管道负效应强化的是“条条”的作用。淡化、弱化甚至阻隔的是投资所在地“块块”的作用。而产业集群则是强化“块块”收益和作用的一种有效通道或机制。在西安电子城由国有军工企业繁衍的电连接器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案例，以及庆安公司研发的转子式空调压缩机技术、近代化学研究所的清洗剂技术、陕西重型汽车生产技术、西飞公司的航空导管及铝型材产品向民品市场扩展的案例表明，集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临近高度集聚，以及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根植性，有利于军工企业、科研院所的先进通用技术尽快地向民品或民营企业转移扩散，形成人们期望的溢出效应。这不仅可以使“飞地”质量和数量都十分可观的科技人才、先进设备和土地资源等要素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军工企业对当地资源占用的一种合理补偿。如果上述成功经验能够推广，就可能突破飞地经济的负效应约束，使陕西军工企业、国防科研院所先进的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宝贵的社会财富就会最大限度的涌流。

3、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陕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陕西市场不发育，民营经济不发达是不争的事实。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专而特，专而精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这一点在浙江、广东等地由成千上万小企业形成的大集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安电子城，这种小产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也初显端倪。只要政府真正按照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规律去引导、扶持和呵护，而不是把产业集群当作时髦的标签到处乱贴，就有可能在我省军工企业和国防口的科研院所所在区域培育众多民营科技企业，形成振兴陕西经济新的增长极。发展产业集群会不会造成军工企业技术信息流失。影响国家安全?我们的回答是：不会。因为，集群企业通过其集聚和扩散功能，发展的是军工先进通用技术衍生的功能产品，是军品产业链的延伸，是军品衍生的特色产品产业化。而不是军品整体产品的转移或国家军品机密的流失。它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对“块块”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力，因而可使“块块”的收益不断递增，另一方面，在“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下，通过推动集群企业资本化运作和国家控股，就可以保证国家安全和“飞地经济”正效应最大化。从而使军转民战略方针更好地落到实处，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责任编辑：孙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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