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互动

时间:2022-07-20 13:35:03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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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救国”者认为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措施,是挽回利权的关键,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因此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要手段;“实业救国”者以为,实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夺回利权的关键,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从而也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方式。“教育救国”者以无论何项事业都需要科学、都需要教育为立足点,考虑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实业救国”者以实业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实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以及传播科学技术的教育发展程度为认识结果。“教育救国”者指出,教育可以促进实业的发展,“实业救国”者认识到发展实业必须依靠教育。由此,“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开始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推动了教育发展,而且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演变;孕育;互动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4-0141-08

“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是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两种社会思潮,是孕育在“商战”中的商务、通商以及“商战不如学战”的思想,经过维新志士与实业界人士的发挥形成两种目标一致但方式不同的救国主张与社会实践。作为两种不同的救国方式,其差别是明显的;作为救国的两种途径,其取向又相同。两股力量不断壮大并互相激荡,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在救国的目标下,开始谋求经济与教育之间的互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事实业活动,实业活动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科学技术是教育的内容,教育开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关系。科学技术成为“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联结两股力量的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日趋紧密。作为温和的救国方式,两股力量相互激荡,绵延于中国近代社会,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而且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经济振兴乃至社会进步做出有益探索。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作为两个不同、孤立的事件进行研究,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却显得不够完整并与事实有所出入。本文旨在梳理两者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对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以期这种分析对今日教育、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许助益。

一、“教育救国”的基本观点及其演变

“教育救国”意指通过振兴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富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郑观应在倡导与列强进行“商战”时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成为他“商战”即“学战”的认识逻辑。但他的“学战”内容主要限于适合农工商等经济行业需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学战”思想经过维新人士的发挥,有了丰富的内涵,演化成“教育救国”。在维新期间,教育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得到重视,即发展教育以拯救中国,这种思想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遂成为一股流行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潮与实践活动。

(一)“教育救国”的基本主张

中国的贫弱,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被空前暴露,于是在思想领域出现一股激进的维新变法思潮。他们认为,时至今日,“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都应“改弦易辙”,极力要求“变法图强”,并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只有“变法”才是“治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变法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目的在于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以实现国家的富强,而最为根本的措施是普及近代教育,“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通过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新型国民,以达成拯救中国的目的,成为教育救国论的基本观点。

在“教育救国”者看来,教育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有效手段。首先,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手段。他们指出:“凡国种之灭绝”,不出两个原因:其一,“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其二,“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暗昧,不明物理者”,是无知;“恶劣,而四维不张者”,是愚昧。解决无知、愚昧的途径只有教育,避免“国种之灭绝”的根本手段也只有教育。因此,拯救濒于衰亡之国家,从教育入手,多建学校、广建学会以普及教育,成为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其次,教育是与列强争胜、挽回利权的关键。利权的关键在于实业,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中国要发展实业,挽回利权,必以教育为关键。最后,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基石。国家富强基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高低,取决于国民之受教育程度。他们以西方国家观照中国,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枪械军兵,而在劝理穷学。”由于“劝理穷学”,其教育发达;由于教育发达,其才智之民多,其国民体魄强健、富于公德,国家富强。所以,“国家的富强全在教育的兴废,天下世界,从来没有教育废了国家会强的,教育兴了国家会弱的”。中国欲谋富强,舍教育不为功。

当然,“教育救国”者所谓的“教育”,主要是指“西学”,而非中国固有的教育。相反,他们认为固有的中国教育,以“擒挽之死法”,使“弟子资之于剽窃已成文章”,禁人智慧;使人丧失是非羞恶之心,坏人心术;内容空泛不实,使子弟成为“游手之民”。而科举制度又强化了这种教育,使之成为“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明五洲”,成为导致中国濒临灭亡的原因所在。所以,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而“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要救中国,必须了解世界大势,而欲知世界大势,首先学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盖非西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尽得其皮毛,其无救于亡也审矣”。

(二)“教育救国”的近代演变

“教育救国”思潮因“戊戌政变”一度受到影响,但并没有消失。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教育救国”的呼声再次高涨。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呼吁教育救国,国内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外交报》、《东方杂志》等纷纷问世,积极宣传教育的作用。《杭州白话报》曾刊文指出:“人无教育,就不能自立;国无教育,就不能自强。今日我们的祖国,内忧外患,相侵相迫,全无教育,中国尚有一线希望,全在教育。”“教育救国”之声屡屡见诸报端,并再度高涨。

民国成立后,“教育救国”的呼声依然高涨。要救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必须依靠教育,成为“教育救国”者的必然结论,蔡元培认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黄炎培指出:“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惟一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要救中国,“厥惟教育”。甚至当时的青年学生也持此种观点。

与早期相比,这一时期“教育救国论”出现了两种变化:其一,将教育的功效推向极致,出现“教育万能论”,以贾丰臻为代表。他在《教育万能论》一文中指出:教育能使人“足衣足食”,能使社会达实用主义,能使国家达统一、大同目的。欧美国家之富强、中国之衰弱,皆为教育所致;甚至晚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成立不及半年便被改变,也是教育的结果,从而将教育的功能推向极致。第二,“教育救国”者发生

分化,开始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考虑教育问题,即何种教育可以拯救中国。此种变化据其主张大致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大批从事学校教育工作者为主;一类是乡村教育,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一类是职业教育,以黄炎培、陆费逵等为代表。变化的重心在于使教育适合中国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认为只有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才能救中国。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教育救国”者,多为教育家或思想家,能从学理上对教育做出分析,大大丰富了教育思想,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和选择的见解,对于唤起政府与民众对教育的重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使得教育受到广泛关注,近代中国出现诸多教育流派、多种教育机构与设施,是这种力量得以发挥的表征。其影响所及,对教育以外的其他领域介入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和宽松的舆论氛围,近代中国出现“士农工商”全民关注并参与教育活动的现象,甚至出现毁家兴学的典型事例,为新式教育的推广普及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与工商业发展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受到实业界的高度关注。

二、孕育在“实业救国”中的教育因素

“实业”,是指农工商矿等生产和经营性行业。工商业者称:“实业者,农工商矿之谓也”;“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实业救国”意指通过振兴实业,提高国民的生产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变贫弱局面,以达御辱自救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实业救国”思想源自“商战”思潮,是希望通过商业、商务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到20世纪初,形成极具影响的“实业救国”运动。所以,“实业救国”是对“商战”的继承和发展。从商务、通商到实业,不仅是文字的差别,而且表述更为科学、内涵更为丰富;同时,从“商战”到“实业救国”,反映出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时人自省意识的增强。

(一)“实业救国”的基本主张

在“实业救国”者看来,实业是拯救国家、民族和求得国家富强的不二法门。原因在于:其一,实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前提,是国家得以存立的基础,“夫实业者,国民资赖以生之物,而国家之血液营养也。实业之盛衰,原为国民生计之舒渗所系,亦为国政隆污之所系,且即国命延促之所系。”其二,实业是挽回利权的关键,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图富强之策,首重工商,非振兴实业,不能收效果而挽利权。”其三,实业是救国的唯一要图。中国之患在于弱,弱之因又在贫,贫之因又在实业不振;要救国,就得先救贫弱,救贫弱只能靠实业。所以,振兴实业也即救国。“吾国贫弱极矣,推其原因,则贫由于弱,欲求挽救,则富而后强,实业为救贫惟一之道。”

由于贴近社会生产与生活,实业救国思想得到广泛认同。有志改革的光绪皇帝将发展实业当作“经国之要政”而“加义讲求”,甚至一贯被认为是顽固派代表的慈禧太后也于1907年8月2日指出:“从来治国之道,养民为先,古人重府事修和,外国亦最尚实业。方今中国生齿日繁,庶而未富,生财大道,亟应讲求……著各省将军、督抚,迅饬所属,于应兴各业,极力振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著即从优奖励,果其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在历来将“重农抑商”作为经济制度的中国,商业、商务变为“经国之要政”,甚至对其从业者“爵赏亦所不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对以往治国之策的颠覆。

民国以后,兴办实业仍是谋求国家富强的根本措施。孙中山将实业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在《实业计划》开篇,即告诫国人,“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实业发展程度,俨然是关乎中国存亡兴衰的实质所在。在实业救国者心目中,同是国家、社会,有实业则盛而强,无实业则衰而亡,“实业为万事根本”,是抵御列强入侵、求得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

(二)孕育在“实业救国”中的教育因素

“实业救国”者发展了“商战”论者重视“格致之学”的观点,并使之更为明确。他们认识到:“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实业过程是科学应用过程,实业发展程度是科学发展水平的物化表现,“实利由实力中产出,有几许智识能力资财,然后能推广至若何程度。”科学与实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可须臾脱离:“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国家间的竞争成为实业问的竞争,而实业之竞争成为科学技术间的竞争。“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相争之时代也。无精良之技术,不独已有之厂,万难置身于商战剧烈之场;即新设者,亦难免不蹈旧厂之覆辙。”。所以,科学成为决定实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科学与实业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掌握科学的人才来实现。因此,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成为实现科学与实业发生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正如穆藕初所言:“人苟有志于实业,皆可从事,要须得富有科学智识及经验者主持。”。人才,成为实业救国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国无人才,国将不国”;万事“人才为先,一切得人则兴。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也。”。这里所谓的人才是专门的应用型人才,“农有农之博士,工有工之博士,商有商之博士,推至一技一艺,如纺织、建筑、机械之类,莫不有其专门之学问”,莫不有其专门之人才。然而,专门人才的缺乏成为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我国向不注重专门,故专门人才遂不多观。殊不知学业之径途至繁赜,各种有各种之专门。”缺乏实业界适用之人才,成为中国实业长期“未进振兴之轨道”的最主要原因。传授科学知识是近代以来教育的天然职责,培养科技人才是教育的天然目标。于是,“实业救国”者自然将这种认识过渡到对教育的重视上:掌握科学的人才是实业发展的关键,是教育的培养目标;科学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成为实现教育与实业得以贯通的核心环节。

由此,实业救国者给教育以高度重视。他们倡言:“事业以实业为主”、“教育尤事业之母”;“实业重知识”、“实业种因于教育”;“父实业母教育”,实业与教育不可分割,分则两败,合则两利,“实业教育迭相为用。”。教育与实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中国实业的滞后,在与列强竞争中难以匹敌,自然是由于中国教育的滞后所致。“吾国人才不多,实由教育之不普及故。”“详考我国二十年来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故,致得不良之结果。更进而究之。他国实业人才之隆盛,赖平素之发育与储备,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因平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穷原竞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不播佳谷,不费耕耘之劳,而望此后之丰收,世界宁有此幸致之福哉。”因此,振兴教育,成为“实业救国”者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实业救国”者不仅认为教育重要,而且对何种教育重要有明确认识。他们认为只有适应并能促进实业发展的教育才是重要的,这种教育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为职责,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目标,以推动实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为终极目标。在他们看来,实业教育有此功效。因为实业教育

能提高国民的生产能力,是直接生利的教育。荣德生曾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类生活状况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其原因即在于人类生活的欲望与科学进化同样无止境,且成正比关系,“于是根据人生欲望之无止境,遂利用无止境之科学以赴之”,而欲适应这种进化的趋势,“惟有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使人人有生产能力,社会无游惰之民,则生活前途之恐慌,其庶有豸乎!”李权时指出:教育“必得能培殖国民之生产能力,而后可谓之日教育。教者传授之意,育者生产之意。传授智识,以事生产,即教育之本意也。”穆藕初指出,国民“生产能力之强弱全赖教育。”实业教育的特点在于: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学用相符、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在“实业救国论”者看来,实业教育是实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故增加智识,为今日办理实业人士惟一之要图,而提倡实业教育,沟通实业与教育之界线,此则余所持以为培本之法者”。“吾国今日,百业待兴,需才孔亟,其最应时势需求者,唯实业教育。”

因此,“实业救国”论者认为,实业是挽救国家于危亡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首务。教育与实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实业发展过程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实业发展程度是科技水平的表现;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实业得以发展最为核心的因素;传播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才是教育的职责和目标。科学技术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成为联结实业与教育的中心环节和纽带;实业与教育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教育对于实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地位。当然,如果教育违背自己的本责,自然失去了基础性的地位。

“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播,使近代中国商人的能量得以充分释放。他们称:“居今日而论中国之情形,治胜之方,富强为要。富强之道,商务具先。……中国数百年来,于商务鄙为末事,而不肖讲求,……以致利权外溢日甚一日,较诸泰西各邦相形而益绌。”数百年来的“不肖讲求”的“末事”,如今成为富强之基,成为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唯一方式,而且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提倡,这对改变商人的心理和意识起到极大作用,唤起了商人的爱国心并激发了商人与列强争利的信心和决心。商人俨然是中国的救世主,“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也”。商人们对时代赋予的使命当仁不让,他们响应号召,设立商会,而“立会之本意”即在于:“内弊剔除,外情洞悉,使利权不致旁落,商业日形茂盛。”。据资料记载:至民国元年,全国共有商会794个,会董人数为21845人,入会的商号数达196 636个;1929年底,“全国商联会及其所属的2000个商会团体,数万个同业公会、数十万商会会员”,“而各商埠总商会直至各市县商会全体成员,往往拥该地区60%以上的社会财富。”尽管“商会中人在总人口中仅占很小一部分,但是从数量上讲它是统治阶级中最大的一个集团。与绅士一起,这个阶级代表了条约口岸中新的、现代中国的主要精英”,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对“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竞争以商战实以学战”的认识,使他们对关涉实业发展的教育以不同寻常的重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商会、商帮、同业组织和商人的兴学事例,为此作了有益注解。

三、“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互动

“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先后兴起于甲午战争之际,作为两种不同的救国方式,其差别是明显的;作为救国的两种不同主张,又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股力量在运动中互相激荡、相互融合,不但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也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异同

如上所述,作为两种不同救国方式,“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差异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救国主张上,“教育救国”论者认为,教育是保国保种、谋求国家富强之道;“实业救国”论者认为,实业是立国之本、救亡图存的唯一之路。前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离不开人才的角度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后者从当前的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来确认实业的不可取代性。前者认为,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谈得上其他事业的发展;后者认为,没有实业的发展,中国有被天演淘汰的可能。第二,在对教育的认识上,在兼顾教育其他功能的情况下,前者侧重教育的育人和政治功能,后者侧重教育的经济功能;前者注重系列的国民教育,后者重视专门的人才教育;前者从整体、宏观角度探讨教育问题,后者注重从实际的生产和生活关注教育发展。第三,在人物身份上,“教育救国”论者多为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实业救国”论者多为工商业者。以上构成二者的主要区别。

然而,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都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的联结点。同时,他们所讲的教育都不局限于中国固有的教育,仅仅是中国固有的教育非但不能救中国,反而会使中国趋于衰弱和灭亡。所以,拯救中国必须纳入西方教育的内容,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教育救国”论者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教育,促成中国的资本主义;“实业救国”论者认为,发展实业要有相应科技教育,需要与中国实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前者认为,教育可以促进实业的发展;后者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依靠教育。而拯救中国,谋求中国的富强,成为两者间最大的共同点。

(二)“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相互交融、良性互动

“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相互激荡,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而且表现在实践层面;不仅表现在教育领域,而且表现在实业领域;不仅促进了教育的进步,而且推动了经济乃至社会的变迁。

这种互动首先体现在思想层面,两类救国者在考虑问题时,不再限于就教育论教育或就实业论实业的圈子,而是将实业与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教育和实业,强调二者的协调发展与相互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片面强调教育或实业的弊端。这种观点在实业界尤其明显,如时论评述周学熙时指出:“经督办之登高一呼,遂人人各印入‘实业’二字于脑筋中而如响斯应,于是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在两类救国论者看来,沟通实业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实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要求。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部门,实业是吸纳人才的行业,如果教育培养不出实业发展所学的人才,不仅导致实业发展陷于困境,而且直接导致教育部门的萎缩,更何况没有实业的振兴和发展,教育发展的物质条件会大大受到制约。所以,能否实施适合于实业发展需要的教育,也成为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业人才之盛否,关系于教育之兴替”。教育与实业必须互相联系、相互依靠,以达到人才能够“应时而培养之,则社会与人才,庶有相利相赖,种种相互所需要”。如此,实现实业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教育实业尤当互相联合,以图发展,实业即可藉教育之力以成功,教育亦可树实业之鹄以趋赴”。生产性知识进入教育领域、教育与社会生产发生联系成为两种思潮互动的实质结果。

这种思想上的互动,触发了实践活动的展开。首先,两股思潮的互动,直接触发了实业界人士和组

织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近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具有实业家身份的教育救国者,诸如郑观应、张謇、王同愈、穆藕初、陆费逵、荣德生、聂云台,以及华侨实业家吴锦堂、陈嘉庚、胡文虎等等。以荣德生、荣宗敬兄弟为例,1918年得到教育部“化行美俗”匾额的褒奖。据当时无锡县视学呈报称,“私立学校之多,以无锡市为最然。以个人财力创设图书馆一所及男女小学八处,则开原乡荣君宗铨,足为全县之模范。”近代著名教育家侯鸿鉴曾言:“教育普及,世界公认为强国之基。吾国教育如何乎?一国之普及难,一省之普及不易,一邑一乡之普及亦非易言。”“荣氏宗敬、德生昆仲,……三十年来,办理男女小学八所,中学一所。迄今西乡四公益、四兢化,一高小、一中学,以及其他公立、私立之各小学,凡十余校,学生万余人,毕业者数千余人,开原乡之山前半乡户口万余,教育已普及矣。”同时,荣氏兄弟在企业内实施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对近代无锡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张謇则对南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作出突出贡献,时人评价南通教育的成绩盖为“二三硕彦亟起力为”,“实地方士绅之心力与财力有以造成之也”。

若南通教育,经营二十年,建设均以绅力为主动,官力其次也,经费悉由自筹,官厅补助其次也。校务成注视精神,形式又其次也。有此数端,而模范之基础立矣。全县教育,以通系言,由实业而师范,由师范而小学,故小学有统一之效。又由实业教育裨补其实业,将以谋实业之改进。每以研究其师范与小学,则原理与用途二者,兼资为用。

而以药业起家的华侨胡文虎,到20世纪上半叶已成为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实业家。胡氏抱“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之旨,广施惠泽,于1935年带领马来亚华侨选手赴大陆参加全国运动会时发表演讲,称:“于十年内创办小学一千间于国内各地,以培植人才”。随后永安堂获利激增,将期限缩为五年。至1939年,已建成300余所。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致使胡氏想法没有完全实现。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人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项。作为商人集合体的商帮、同业组织、商会同样积极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天津商务总会指出:“商学不讲,率多遇事牵挚。本会拟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商会成立之初即创办中等商业学堂,并鼓励所属组织和个人创办大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苏州商务总会以“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为理念,表示:“本会经费充裕,应先筹设商业学堂,以造就商业人才”;“有人发起欲成立商业学堂或别项实业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倡扶助。”于1906年支持所属纱缎同业组织和永华公所分别创办初等实业小学堂和德生小学,近代中国大批商会具有创办新式学校的经历。除了商会这一规模较大的组织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小型工商组织,如同业组织、旅外商帮或同乡会组织的兴学活动。“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互动的结果是实业界广泛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其参与人数之众、范围之广、程度之强烈、形式之多样和效果之显著,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互动促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时,中国教育已有相当发展,学校总数达十余万所。然而,教育脱离实际需要,教育愈发展、失业人数愈多,在“教育较盛之区,饿殍载涂如故”,学生失业比比皆是,这种现象与“教育救国”论者的愿望颇不协调,如何解决这种状况?职业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由谁来实施?用黄炎培在职业教育社发起时的话来说:“惟我教育家、实业家与夫热心谋所以福国家、利社会诸君子有以教之。”教育社将“勾通教育与职业”作为解决“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的最为有效之法,将兴办职业教育作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事业”,将推广、改良职业教育和改良普通教育,使教育与职业密切相联系、“裨为适于生活之准备”作为工作重心。试图实现教育与实业之间的联合以达二者协调发展,得到实业界的广泛响应,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实业家参与教育社的发起成立,而且在其后运行过程中不断得到来自实业界的支持。

再次,“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互动,促成了政府沟通实业与教育之间联系措施的出台。教育与实业难以协调、相互适应,是长期困扰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为谋求两者的协调,在两股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政府开始制定相应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历次实业界会议提出有关教育议案引起政府的重视以外,教育部于1917年4月25日召开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其中有专门的《实业学校与实业界联络案》,议案经全体会员同意,决定采取以下办法沟通实业与教育的联系:一、由各校校长物色实业界富有经验及能力之人,征得本人同意,推荐于主管长官聘为评议员,以疏通意见、联络感情,为毕业学生介绍职务;二、由校长兼任与本校有直接关系而无妨校务之实业职务;三、实业学校每年开展览会一次,邀请实业界参观,以资联络;四、由实业学校教员、学生,或组织实业巡回演讲团以开通实业社会,或设实业咨询处,以备实业界之咨询,为实业界机关尽义务。1919年10月10-25日在太原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上,专门提出解决“学校与社会沟通”问题的议案。议案认为:

办教育者已认为先务,而提倡实业尤有绝大关系。如培养实业专门人才,及职业教育为目前重要问题。然学生毕业后之前途,恐仍无把握。或因为资力所限,不能自营业务即能自营,往往受制于环境,进行不易;或因社会上少新发生之农工商业,无消纳人才之途,即有之,亦为情隔势阻,供求不相应;或学校自营事业,容人无多,终致一部分学生归于闲散。种种困难,势所必有,而教育与实业前途,终致交因而后已。故欲解决此种问题,非学校与社会融成一片不可。然当此新旧社会交替时代,惟有教育会与农工商会从事联络,方可兼筹并顾,以利进行。

经大会议决如下办法,以沟通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实业之间的联系:一、教育会遇到有关于实业事项,应联络农工商会共同进行;二、教育会协同农工商业将各该地区应行扩充及改进之事业,做成进行计划,按照计划,培养需要人才;三、教育会将已受职业教育及实业人才,介绍于农工商会,或由农工商会介绍大商店、工厂,俾得实习;四、教育会出版物,应对新办实业,力为鼓吹,并将各该地工商状况,随时调查登载;五、请农工商会于其出版物将教育会介绍之,学生姓名及所学学科随时揭载。尽管教育与实业难以适应一直困扰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此种努力探索的精神依然值得称道。

“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互动,使得生产性知识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发生联系。而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以教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式教育的本土化和中国固有工商教育的近代改造做出积极探索,不仅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有益尝试,而且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早期现代化做出积极探索。直隶高阳商会将教育作为实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予以关注,实现了近代高阳社会的整体变革;周学熙之于天津乃至华北地区,张謇之于通州,荣德生之于无锡,等等,都是将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重视。近代南通、无锡号称模范县,绝非教育一枝独秀,社会经济、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社会公益等等事业协调、综合发展才是其显著特点。以荣德生为例,一生致力于振兴实业与兴学育才,兴办学校十数所,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应俱全;同时,在企业内实施大规模教育活动,设立工人养成机构,开办纺织工程补习学校、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支持儿子成立公益工商研究所等。荣德生兴学,以“求实学为实用”为理念,以产、学、研结合为途径,以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为方式,对新式教育的本土化和中国固有工商教育的现代改造做出杰出贡献。为实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极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他所创办的工厂企业20多家,分布在国内近70个城市,业务扩展到香港、日本、南洋甚至欧美,形成一个遍布大半个中国并跨出国门的企业网络,辉煌时期的面粉与纺织产量占到当时国内同类产品总量的20%~30%。曾在荣氏企业供职的薛剑明指出:荣氏兄弟“手创实业直接生活者,不下十万人,而其间接者,更仆难数。国计民生,非同浅显。”

教育市场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是“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联动,实现了中国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而且日趋密切,标志着教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趋势。民国时期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互动表明:教育决策与参与主体的多元,不仅是教育民主化的形式,也是教育民主化的内容;同时,还是联系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对改善教育机构与用人单位的脱节从而对改变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实业救国运动中企业内教育设施的设立及其教育活动的展开显示:企业内教育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员工知识技能、企业效能及其竞争能力,而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企业文化的形式,对提高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从而对实现社会公平的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企业内教育活动的有效实施,还构成了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在探索中前进的近代教育与实业,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而这种综合教育、经济和社会三方协调发展的做法,对农村、农业在国土和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依然富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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