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教育与影响探究

时间:2022-07-19 10:55:02  阅读:

摘要: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阵地,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成就显著、贡献突出,获得了“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壘”的赞誉,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我国高校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经济学教育;影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设立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8年4月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国内初定,三校决定复员返回原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现名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新校区迁至昆明呈贡区,旧址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的设置及运转

在经济学领域,西南联大经济学系课程完备,全面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各方面的经济学科,聘任学术功底扎实、治学严谨、教学严格的大师任教,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人才。一个学院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和学生,其教育教学机制也有其特点。下面简单从教师构成、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等方面介绍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的设置和运转。

(一)教师构成与学生构成

在迁址合并之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就拥有一大批教学有方、治学严谨的教授,三校迁至昆明合成西南联合大学,相对应的部分教师也随之迁徙至此,西南联大也十分注意对优秀教师的聘任。法商学院经济学系的教师主要由三校原属教师构成,后根据学院要求添加若干教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廿九年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教职员共18人,分别为教授陈岱孙(哈佛大学博士)、赵遒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周作仁、秦瓒(圣约翰大学学士)、周炳琳、萧蘧(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张德昌、伍启元、杨西孟、鲍觉民,副教授徐维嵘、徐毓枬、李树青,助教萧嘉魁、李云鹤、李惟存、张自存、周新民。其中来自北京大学的教员主要有:赵迺抟、周作仁、秦瓒、周炳琳;来自清华大学的教员主要有:陈岱孙、萧蘧、张德昌、伍启元、王秉厚、周新民;鲍觉民来自南开大学。后添加部分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毕业的教员如萧福珍、金起元等。除部分教员外,大部分教员都出身名校且取得硕士学位,且大多不用教育部统一的教材,自己编写任课教材。这些教员除随校人员外,大部分是由学校辗转聘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学校都没有对放松对教职人员的聘任条件,这些教师是培养一批批优秀学员和经济学科研成果产生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学生是一个学校存在价值的体现。在三校南迁之前,各校都有学生在校学习,因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的学生主要有三校旧生和联大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生共分为4个年级。成立在风雨飘摇之际,西南联大新生来源较为复杂。三校旧生来自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研究生主要分布在三校各经济研究所,这里不作赘述。西南联大廿七年度经济学系的新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录取新生(即正式生,一类是由统一招考录取和上海区招考录取分发的新生,一类是由各省教育厅和平津中学保送免试升学的新生,还有一些是战区补录新生)、转学生、试读生、借读生、特别生(蒙藏特别生、华侨特别生)和旁听生(战区补考录取旁听生),录取条件极为严格。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考试

完备的课程设置。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只有高水平的教师和高质量的生源是不够的,对学生的课程设置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成立之初,各项条件仍不完备的情况下,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已初具规模,对于课程的设置也较为全面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各方面。详细课程设置主要有:经济学概论、经济简要、会计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财政学、欧洲经济史、高级经济史、高级会计、国际汇兑、经济思想史、工商组织与管理、高级经济理论、高级货币银行、国际贸易与金融、高级财政学、中国货币问题、国际汇兑问题、国际经济政策、会计学、货币银行学、初级统计、经济理论、商业循环、中国财政问题、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土地问题等等。

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教学考试制度。西南联大在教学管理上是以学分制为基础的,在学分制的基础上学校又同时设立必修课和选修课。本科生要修满课程132学分以及附加的党义2学分、体育8学分和军事训练6学分共计148学分才可毕业。《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通则》规定,每学期所选课程学分要控制在14-20学分,即每年的总学分控制在了28-40学分,这样才可以在四年后拿到足够的学分毕业。如果每学期学分较少则无法顺利毕业,若每学期所选课程较多,学分是足够了,但是容易贪多嚼不烂,学习深度不够。因此,学校限制每学期的学分,也是为了打牢学生的基础,使每一门课程都能得到深入的学习。

二、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的成就和影响

“中兴业,须人杰”是西南联大师生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刚毅坚卓”是他们的学术品格。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联大师生依然怀揣振兴中华的梦,恪守“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经济学上,学者们以广阔的胸怀,把理论联系实际,针砭时弊地紧扣战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研究,其中,陈岱孙、赵逎抟、费孝通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不同风格的经济思想共同作用于中国社会。三位学者的经济学思想和联大经济学系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现当代经济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现当代经济学的贡献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高校经济学学科发展和经济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成就显著、中外文明的高等学府,至今仍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对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着当时经济学发展方向和后世中国的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经济学系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廿七年度始,到卅四年度,共累计毕业562人,占据全系别毕业人数累计首位,在向社会输送人才方面居全校之冠。据《国立西南联大校史》记载,经济学系毕业生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分布于各行各业。任职高校教师的有46人,在科研单位的有24人,在政府机关的有20人,海外工作的有8人。这些经济学系毕业生既包括王传纶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副部长的陈忠经、国家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家振、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蒋庆琅等。

三、西南联大经济学教育的启示

(一)教师——聘请大师授课

学高身正,言传身教并行。据上文可知,西南联大为扩充学校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聘请了众多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学校任教,这些教师大都毕业于国外知名大学,受过了良好的教育,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良好的素质,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更有利于培养更多的经济学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教师节前夕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老师学生,并在座谈会上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强调了教师对学生、对学校的重要性。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将教师培养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为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的重要前提,这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

(二)学生——严把学生入口和出口关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录取和教育极为严格,即使是在战期也没有放松要求。在联大如果放任学生自流,不仅会害了学生,还有可能会危害国家。学校不仅有期末考,平时大考小考也不断,对学生的测验表现十分看重。工学院的一位教师,曾经宣布,谁的小数点错一位分数乘以十分之一,错两位乘以百分之一。细节决定成败,在某方面的不严谨很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西南联大对品德方面也极为看重。在联大经济学系,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经济学概论课程考试没有及格,却伪造教授私章,意图更改成绩,被发现后,提交深刻检讨并出具了医院开出的精神衰弱的证明,但是学校依然坚持开除的决定。由此可见西南联大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要求。

严格学生进入大学的关卡,提高大学的入学门槛,是对学生和学校的双向负责。只有将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品质把握在可控的范围,才能为学生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树立良好的学风,严格把关学生入学也是为了更好的学风建设。严格把控了学生的进口关之后,就是“出口”。毕业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毕业关的把控同样至关重要,西南联合大学分制就很好的做到了这点。不补考,只重修,每学期限制学分,最终学分过132分方可毕业等一系列看似繁琐的规定,都在为学生的未来考虑,尽力在每一个环节做到对学生负责,做好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工作。

(三)研究——瞄准前沿与服务现实相结合

荀子曾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大意为既能口述理论又能根据理论进行实践,身体力行的这种人是国家的宝贝。同样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学者,所研究的任何东西都是以现实为基础并应用于现实的。在国家的危亡时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的教师不再遗世独立,他们心中有着深远的、沉重的、不屈的责任感,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南联大时期处于特殊的战争年代,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这一时期联大学者想国家所想,急切地关注国家战时急需和战后建设所需。陈岱孙先生的《培植我们的经济力》、《抗战中的经济政策》、《战时经济建设的几个原则》等文章,对战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进行猛烈抨击,倡议提出发展战时后方经济;“赵遒抟先生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侧重于对经济思想现实意义的阐发,希望为现实经济发展提供前车之鉴;费孝通先生直接从农村入手,亲身实地调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积极探索农村社会的发展转型,寻找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道路。”为社会现实服务,这是西南联大经济学者开展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中国古来学者学术研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提到,“文章合为时而著”,学术研究能为现实服务才是佳作,搞学术也要现实关怀。只有将研究目光长远地聚焦在现实社会,才能获得更深远的发展。西南联大学者的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及战后的经济重建有积极的影响,对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沿着西南联大学者的足迹继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而努力,将是后来者要完成的使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新一代学者的崛起,中国将涌现出更多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多领域的、全方位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学篇),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3]黄海涛,杨燕江,李铁媛:《西南联大学者经济思想探寻——以陳岱孙、赵遁抟、费孝通为例》,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4]丁冰:《陈岱孙学术思想研究(上)》,《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梁艳玲(1993—),女,汉族,山东菏泽市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云南地方史。

基金项目:

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西南联大教育管理制度对云南建设区域高水平大学的启示研究”(AD15003);2015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西南联大经济学教育与影响研究”(2015Z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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