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2年我国消费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一五计划的执行在生产上追求多积累，在消费上主张低消费，导致取得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抑制了居民消费。文革后，经济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将消费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一个独立环节进行研究，进而明确消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等的匮乏，国家基本控制了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品行政配给，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粮、油、布等主要生活消费品统一定价、定量分配的制度，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明显受到流动约束限制，改革开放前对消费的重视几乎无从谈起，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变，改革使得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增强，更带来了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的繁荣。社会发展阶段由生产导向阶段向以产品导向为主的阶段逐步转变，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与消费有关的问题接踵而至地直接摆在了人们面前，市场运行实践的动力呼唤着要将消费经济理论成果应用到国家经济发展、企业经济决策和居民个人消费决策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企业成长迅速，这些都极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了收入水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4年，我国开始全面展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计划体制和价格改革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价格双轨制是当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双轨制的集中反映。1984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上，学者们就体制内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可以说莫干山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价格双轨制正式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开始执行，价格双轨制的产生基于当时特定国情下的产物，但“倒卖”与“官倒”问题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1988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着手解决价格双轨问题，实行价格改革闯关，即实行市场定价机制，但很快价格闯关就因全国性商品抢购风潮、挤兑储蓄存款、流通体系崩溃等影响而宣告失败。当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放慢价格改革步伐，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出现滑坡，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显现，国有企业原先依靠行政性垄断和市场短缺获得生存发展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1989年下半年，市场出现疲软，供大于求，从工业消费品到生产资料产品的全面滞销，治理整顿期间的价格管制失灵，商品价格逐渐走向市场，价格双轨制问题最终通过价格市场途径化解决，双轨制也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启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全方位的开放打破了原有体制的僵局，我国市场化进程加速。1992年9月，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从此产品价格不再是通过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体现，而更多的是通过要素和市场准入。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对消费的高度重视不可关联。由于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消费模式群体性特征显著，消费者以及消费市场的多样性、复杂性与独特性推动了1978-1992年这一阶段消费思想的形成。整个消费市场环境决定了我国消费者的消费特征，此消费特征随时代变化明显，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由20世纪70年代末追求生活资料的满足到80年代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已逐渐从追求耐用品消费到追求高档消费和注重服务质量，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也随之增大，这段时期总体来说人们的收入水平仍较低，收入来源主要是硬性工资，金融资产等较少，人们获得当期收入对消费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居民每年实际消费净增量基本围绕每年实际收入净增量波动，波动程度波峰波谷大致相同（见图1），此外，居民在消费战略方面也更具有了长远性的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翻一番，消费水平的物质基础也大大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消费品短缺限量，人们收入水平低，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跨期的预算约束，而80年代后由于受跨期约束、金融市场出现、消费品价格的放开等影响，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增多，于是如何避免经济过热、消费过热，如何保持消费者稳定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如何向消费者提供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等问题就随之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亟待解决与完善。

总体而言，在客观环境上，我国消费思想形成是由改革开放推动引起的，改革开放也为消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和条件。1978年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消费思想，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地位作用及其运行规律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成果以及消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学术界加大了对消费经济研究的关注，也使得消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日趋规范与严谨。

1978-1992年消费思想的发展脉络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国学者对消费经济的研究也有不少，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明确指出人民的生活消费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60年代前期积极关注积累与消费在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研究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消费的经济关系是否应包含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展开阐述。而经济体制转型、生产力发展等客观现实背景促进了消费经济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建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理论界开始重视和系统研究消费经济理论，并提出将消费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学科。随着消费实践在经济领域的广泛深入，消费思想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在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且真知灼见的观点、思想与政策建议，他不仅注重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而且还提倡对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一批新学科的研究并进行相关学术活动的组织。在1977年全国第四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他就率先提出要建立消费经济学，1978年，他指出若要改变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消费的指导倾向，必须要充分发挥消费在推动产品需求和生产方面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后，对消费经济的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理论界也开始加强对消费经济这一理论的研究。1979年4月，尹世杰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加强对消费经济的研究》一文，打破改革开放前对消费经济研究的禁区，主张将消费经济作为一门独立新学科开展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该学科的学科体系及主要内容。1982年5月他还组织召开了我国消费经济学理论讨论会，于光远就《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意写了一封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信，信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为依据，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生产与消费、生活与消费、消费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凸显消费与人类需求、全面发展、社会繁荣进步等紧密相连，凸显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中的重要价值，此次研讨会主要针对尹世杰团队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专著编写讨论修改意见，学者们一致认为要适当鼓励与刺激消费，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消费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消费经济学涉及的主要内容如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文化消费等进行讨论。1983年9月，尹世杰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出版，被誉为消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4年5月，同为我国消费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始人之一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方教授，在整理他在北京大学授课用的消费经济学专题讲稿后，撰写了《消费经济学概论》，该书曾荣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20世纪80年代末他还合著了《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研究》。1984年12月，厉以宁教授的《消费经济学》系统介绍了西方消费理论。曾先后五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杨圣明在对适度消费及其标准、消费体制改革、消费结构问题等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1986年出版《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着重研究如何完善我国的消费结构，1989年独著的《中国式消费模式选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金世和的《消费经济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彦和的专著《简明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冯天才的《社会消费经济学》、林白鹏的《中国消费结构学》、顾纪瑞的《家庭消费经济学》、尹世杰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以及吴绍中等人的《中国消费研究》相继出版，可以说1978-1992年这段时期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回顾与梳理这段时期我国学者提出的消费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于光远认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生活消费，应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经济学科，并提出消费经济研究可从多个视角出发，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特点和规律的视角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视角。他认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为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为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构建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尹世杰为我国消费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一直致力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他对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消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消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消费需要与消费需求、消费环境、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一一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消费经济研究回顾、如何加强消费经济的研究以及消费经济学中需着重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就社会主义下消费的合理化、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进行研究前瞻，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微观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加强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注重对实际消费的应用研究，并且参考与借鉴西方有关消费研究的理论与政策来进行国际比较。20世纪90年代初，尹世杰教授逐一对消费经济学涵盖的框架与内容体系进行专题拓展研究，构建消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纵深联系，创建边缘学科如消费力经济学、闲暇消费论、消费与产业结构研究等，总体而言，他丰富的消费经济思想的内核在于以人为本，全面满足人的需要。他指出，消费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是贯穿消费经济学的一条主线，他注重消费领域的各种矛盾和内在规律的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考察消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状况与作用；他强调，消费主体（消费者）、消费客体（消费资料）、消费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门学科研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促进消费主体充分全面发展。

刘方教授作为我国消费经济学方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逐步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消费经济研究理论体系。从消费关系、消费力的矛盾运动及其合理组织、资产阶级的消费经济学等方面重点阐述，论证了消费在古典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应承认消费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固有地位；他认为消费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归宿、目的和动力，是国民经济比例的要素之一，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实现，为市场提供信息，同时主张借鉴国外有关消费问题的理论学说，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探究与揭示消费的机制及其活动规律。

杨圣明在消费经济的研究方面可谓是多产的学者，他积极关注我国生活消费与价格的关系、消费基金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适度消费、消费模式的转换、消费结构、消费体制改革等消费专题。在消费结构的研究方面，他认为消费结构制约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能否更好的实现，是人们生活消费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和数量比例的总和。并对我国宏观消费结构和微观消费结构特点做了初步分析。在研究消费模式选择时，他深刻分析了消费运行中的收入机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等问题，指出要有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消费政策，通过消费结构的改革与消费领域的拓宽以及消费领域中集权与分权关系的处理、良好的消费教育与引导来实现消费模式的合理转换。他提倡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适度消费，此外，他率先提出消费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在于扩大消费者消费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在消费领域里引入市场机制，并广泛建立和发展各类消费者组织。

李彦和对中国式的消费模式十分关注，从对消费模式的内涵界定到消费变化的一般趋势，再到我国的消费模式变化，他指明20世纪80年代具有中国式特色的消费模式由多层次的消费水平、复杂的消费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消费化程度所体现。而后他开始关注居民消费、消费者行为、消费文化，并深度挖掘尹世杰等学者的消费经济思想。李彦和认为20世纪80年代居民的消费相比以前具有激进性、起伏性、自主性和长远性等特点，主张进一步加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消费体制改革，并构建合理文明的消费体制。20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观察新中国四十年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成因及其效应，后期他还撰写了《消费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消费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等专著，这些专著的撰写都是他前期研究成果的积淀。

1978-1992年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的特点与影响

消费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将消费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凸显消费的经济学学科属性，研究消费与经济的关系。我国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相比国外在20世纪中叶就产生了消费经济学研究，而我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西方经济领域中消费实践活动的考察以及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揭示，1978-1992年这一阶段的消费经济学研究注重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消费经济规律等内容的介绍，学科体系与内容较为成熟，侧重从宏观角度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消费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阐述。这一阶段消费经济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消费经济研究的重大转折点。三中全会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倾向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收入分配等，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消费的研究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生产与消费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对实际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问题的阐述；三中全会后，消费研究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在理论上明确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消费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消费领域研究涉及的范围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新问题新情况，消费经济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通过多视角多维度来研究消费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呈现出新的亮点新的特色，研究结论也具有较高的信度。

其次，学者在深入学习国外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涌现了大量的消费经济专著，消费经济的学术期刊也应运而生，消费经济学课程也逐渐登上高等院校的讲坛，相继开展一系列关于消费经济研究专题如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消费经济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社会化的学术研讨会，一些学者开始以消费为专题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从1978年的9篇到1992年的351篇（见图2），文献数量逐步增加，有学者开始研究与消费相关的新课题，不断开辟新领域，开创新局面，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消费经济研究在学术界的活跃和成果的丰富奠定了基础。

再次，这段时期我国许多消费思想的研究能坚持以人为本，扎根于中国消费实践的沃土，与时俱进，研究方法也在不断与国际接轨，对消费经济学涵盖的内容模块研究开始进一步深化，消费经济研究横向纵向齐头发展。横向层面，提出了消费力、绿色消费、文化消费、科学消费等消费新概念；纵向层面，更广的范围从社会层面细化消费经济的研究内容，诸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模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专题，并分析消费结构、模式等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中的关系与作用。尽管这一阶段的消费经济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但是在消费理论方面与西方的差距较大，相对于西方消费理论，国内更多采用“模仿式”研究，具有原创性的体现我国国情的中国消费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最后，1978-1992年，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高的时期，最终消费率都在60%以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长期低下的局面，提升了最终消费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比不到资本形成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一局面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农轻重工业比例关系改变，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79年—1985年这段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取代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GDP和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消费需求被激发，消费能力异军突起使得学术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消费上。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提高人民收入改变消费模式形成新的消费业态，如何改善转型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消费与投资、出口、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都是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关注的新方向新话题，而1978年以来这一阶段消费思想的提出，消费内容消费模式消费结构等专题的研究，实质上是进行了基础性的工作，这一阶段扎实有效的研究有利于开展消费研究新的探索与尝试，有利于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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